此处简要解释一下，美国新能源发展的根本前提就是石油价格长期居于高位，如果石油价格低于70美元，新能源是没有发展空间的，因此，美国利用自己对石油的定价权，必然会使得国际石油价格始终保持90美元以上的高位。当然，由于美国每年以低廉的价格坐拥大量份额油13，因此美国政府可以利用税收等政策，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明显低于国际价格，在保障世界其他国家能源成本高昂的同时，国内相对保持低价。
对于第三点，美国政府毫无疑问要拿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和对世界资源的巨大需求为攻击点和突破口，宣扬美国的由创新和技术引领下的“健康”发展模式。因此，奥巴马政府在提新能源的同时，把“低碳”作为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利用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保护等各种议题，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各种限制和影响。这除了会直接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之外，更有利于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抢夺话语权——利用美国推行的能源战略，力证美国模式美好健康，丑化中国的增长模式。
因此，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不仅可以支撑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重心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打压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增长，巩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重新确立美国模式在世界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四、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1.能源高价将成为常态，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巨大风险
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不断推进，美国将从以往高油价的间接受益者变为直接受益者，只要能平衡本国民众对高油价的不满程度，美国则可以依仗自己对石油定价权的控制，使得石油等各种能源的价格长期保持在高位，既形成对新能源发展的直接刺激，又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收益，同时还能形成对新兴国家的遏制，可谓一举三得。因此，未来无论欧盟债务危机或者其他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出现怎样的反复，能源价格的大趋势将一定是长期保持高位。
同时，在各种因素特别是美国“能源独立”的推动下，全球初步形成了三大原油“供需板块”，即俄罗斯→欧洲板块（俄罗斯、中亚原油主供欧洲），美洲非洲→美国板块（美洲非洲原油主供美国），中东→亚太板块（中东原油主供亚太）。中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地。由于中东已经不再影响美国丝毫利益，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将会从保持稳定现状变为煽动局势混乱，并且美国的互联网战略已经使得美国不用出一兵一卒就可以成功扰乱中东敌对国的政局。以此逻辑推理，中东未来的局势将更加动荡混乱。因此，以上两点都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对中国而言，非但高油价的问题没有任何机会得到解决或缓解，甚至可能面临中东石油随时“断供”的危险。
2.从中美在培育新能源的差异来看，中国需要深彻反思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从2009年开始，中美两国政府都将新能源看作是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而给予大力支持。然而，到今天，中美两国新能源的发展却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多关注和支持的是促进研发和提升需求。比如，政府投资专项资金用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要求电网公司必须使用新能源产生的电力、对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予以直接税收减免、强制政府和军队使用混合燃料等等。这背后蕴含的经济逻辑实际是：通常新兴行业发展的最大的困境在于技术研发的风险过高以及缺乏稳定的消费者，只要这两点有保障，那么企业看到发展商机之后自然会进入该领域。因此政府培育产业，主要是在成本和风险较高的技术研发方面加大投入，同时运用政策刺激消费，两方面条件具备之后，企业自然而然地就会快速进入，促进产业的蓬勃发展。
反观中国政府，尽管也在技术研发和需求刺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政府扶持的重点是企业，通过给予生产企业各种补贴，鼓励企业大量生产，而在低端产能出现明显过剩之后，又强令要求限制产能扩张。这种做法背后的惯性思路是：扶持一个行业就是要将其产业化，规模和产量成为衡量一个行业发展的标志，并且由于企业是行业的主体，因此对行业的支持就直接转变为对企业的支持，只要扶持几家企业做大做强了，这个行业也就发展好了，技术研发等到企业做大了自然会有实力自己去做；而市场需求是需要逐步培养的，中国的需求层次还较低，但是可以把发达国家的市场作为支撑，于是就先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要面向，全力培育企业，然后再逐步开发国内市场。
两种模式并不能直接比较其好坏，因为其形成都有各自的背景和原因。美国是一个消费拉动的纯市场化运作的经济体，没有需求必然没有供给，因此政府的各种政策的出发点第一考虑的必然是消费。中国是一个长期靠生产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规模、产量、GDP是政府考虑问题最直接的落脚点。但正是这两种思维的差别，造成了目前整个世界新能源产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研发的技术被中国企业购买了之后，凭借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以较低的价格生产为产品、设备后再卖回美国去，满足美国日益增多的新能源消费。
这一现象值得中国政府反思。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方面不是没有优势，我们有稀土的优势，电池技术的优势，还有政府可以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优势（新能源的推广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新建）。但为什么这样一个绝对的高技术、朝阳产业也会在中国被发展成为产能过剩、利润较低的完全竞争行业？这说明政府在产业扶持的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改进的空间非常之大，绝不能继续以投资拉动、粗放增长的传统思维去统驭和规划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尊重“需求拉动供给”这一市场经济铁律，尊重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内在规律，是中国在发展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时必须注意和遵行的原则。否则，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进步都无从谈起。
从新能源产业说开去，在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方面，美国的产业扶持一般都以法律形式发布，法律中对于每一个事项都有十分详细明确的规定，并且由于法律在公布前经过众议院、参议院反复地讨论和论证，确保了政策是可接受的（取得了共和、民主两党多数人的支持）和易执行性（美国的政策条文非常详细），这也保证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句话，企业和政府都知道该怎样出牌。同时，美国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保证了政策的稳定和执行过程的准确和高效。
相比而言，中国的产业扶持政策通常以中央政府文件下达，并由地方行政部门执行，中央文件对于具体的细节并不会一一涉及，并且主要思想来自有关部委等行政部门，对地方执行的效果并无有效的审查和问责机制。产业政策执行好坏，更多地取决于地方党政首长基于地方发展和个人政绩的自由裁量，取决于官僚系统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跑部钱进”甚嚣尘上，“大干快上”时时上演，因主官换人而下马的产业项目比比皆是，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走样、被利用、被钻漏洞的例子屡见不鲜，资金浪费惊人，环境污染惊人。为国家谋，为子孙计，“工程思维”可以休矣，“换届经济”可以休矣，中国政府必须正视在推动产业发展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消极腐败”固然危险，“能力不足”为祸更深。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需求拉动、完善政策措施，对策固然很多，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步。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