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回看一百七十年:重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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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混战中得发展:不看过程看结果(2)

2.工业我在高中时代就曾经学过,说在这段时期工业得到了发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减小,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而不得不延缓。这也就是说,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美元,1936年是6.97美元,比印度(20美元)和拉丁美洲(86美元)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19世纪末出现的工业部门,实话实说,规模是比较小的,但还是有相当可观的增长。按照杨小凯的说法见杨小凯文章《民国经济史》,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工业增长率在1912到1920年间高达13.4%,1921到1922年之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萧条,1923到1936年间为8.7%,1912到1942年间为8.4%。总的来说,整个1912到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国时期,尽管战事连绵,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到9%。

当然其中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非常不平衡,属于杨小凯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还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七万个地方性集市当中交易。当时的中国农村大约分成七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社区与大城市及国外之间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见杨小凯《民国经济史》,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指抗日战争期间,国内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也有一个亮点: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东北获得了很高的外国投资,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倒不是给日本的侵华行为文过饰非,只不过是日本的经济法律制度相对先进,对私人产权保护得力而已。

3.商业

民国时期,专业商人这一行当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一现象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等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国内贸易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出现,而且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在此时产生。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提供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具有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同上。

4.金融业

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期发展起来。国民政府在1929年到1930年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了关税自主权,这样政府就提高了关税率。

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和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以外汇储备为基础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彻底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也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到1932年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在此后的日子里,数额庞大的金融资源被征集起来,用来给政府提供战争军费,也就是说战争反倒帮了金融业的忙。但是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效率确实比较低下。不过还有私人银行业。私人银行业在当时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到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成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存款从11.2亿增加到37.8亿元。

K.Arrow,YK.NgandX.Yang(eds.),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Analysis.London:McMillan.

然而到了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这时候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5.交通运输民国时代的交通条件也表现出了二元经济的特征。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了1.5万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什么公路建设,国民政府一方面也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万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

6.城市化

1900到1938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的移居基本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的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5%到6%。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是我敢于说混战时期经济获得相当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

日军全面侵华前夕,中国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中发展起来。

发生在以上六方面的进步,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而言,经济转型是意味深远的。这可是中国首次的现代化。

我不能不说中国很神奇,在混战中都得到了这样的发展。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没有鸦片战争后一直到解放战争这中间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国不会现代化得如此迅速?假如我们战胜了列强,假如我们保持了和平,那么说明我们一直以来信奉的“中学”是无比伟大英明的,那还改什么呀。在这里我还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因为首先不能假装看不见战争给人民给经济给文化带来的巨大伤害,其次不能完美地论证为什么中国没能痛快地、和平地接受现成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是发生了国内的混战,仅在形式上,还是貌似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人家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就没发生军阀混战)。这个问题涉及历史、政治、甚至人类学等多个领域,我没有那么深的学问,做不到学贯各科。在这里仅提供一个思路,来源于杨小凯《民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