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是处在一个外敌入侵的环境下。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像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所谓联省自治）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笃信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
其次是与意识形态有关。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像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是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有关，我们一向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当然，这不能全怪咱们单个的人，这其实是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咱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好像清政府，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晚期，在和人打交道时，似乎很少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play)”的概念。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在于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各州宪法，这就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只能说，战争对于经济而言，可以说是“成也战争，败也战争”，有时将它引入歧途（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德国），有时也把它送入正轨，比如这个时候的中国，在被迫接受和战时动员（wartimeeconomicmobilisation）的双重境况下，时快时慢地向着现代化进发。
战争从沿海的通商口岸开始，蔓延至广阔的内地，从星星点点到纵横捭阖。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从皮毛开始逐步纵深。当时的人们称这种变化为历史的大变局，有的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说是“四千年”或“五千年”，有的说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这些显然都是肯定的说法。
在说完了经济现代化后，我还得说说我的老本行——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传入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着作都涉及经济学的思想，甚至是儒学经典，如《论语》。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的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在这里我就叫它经济学）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我不知道我现在在搞些什么，是否能像现在这样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当然我一个人的需求是不值一提的，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是与中国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没有现代经济学，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经济学的发展史不作为重点，仅在脚注中简单介绍：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受到质疑，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现代思想理论中探索富国强兵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经济学的传播是危难中国的渴求。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Funcett）所着的《AManualofPolitical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着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ofPolitical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W.S.Jevons），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着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着）、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着）、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着）。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着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着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
对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者们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着作大量出版。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着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着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经济学译着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着。同时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在3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现实中的经济产生作用。比如，学术界曾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着作。如马寅初1937年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年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年的《我国币制问题》等。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张培刚教授的着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着作。关于这段历史更详尽的介绍读者可参考林毅夫、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实际上在这110年内经济没怎么增长，在工业化起步前和起步初的30年里（1840-1870年），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为负增长；在工业化起步后的44年里（1870-1913年），中国的GDP和人均GDP都出现增长，但增长速度比较慢；在局部工业化的37年里（1913-1949年），中国的GDP和人均GDP都是负增长。有资料显示，局部工业化阶段的前20多年（1912-1936年）工业生产在快速增长，后10多年的战争导致经济大倒退，所以出现负增长。
但是，在这110年里的发展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突然的程度颇深的现代化打好了基础。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结果是相当不错的。站在经济学这门讲求实用的学科的角度，我们就权且不看过程看结果吧。
说到这呢，我很可能会被人批评说你们什么经济史，不就是马后炮吗。到现在了说这种便宜话，说发展了，就不考虑当时的人的苦难了。是的，我承认，人民是承受了许多，可是人民不只是在承受与观望，也参与了其中。这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广大的普通人所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并且，以自己的痛换取社会经济的进步，换取子孙后代的幸福，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至于会觉得其冤无比，毕竟繁衍后代是人获得永恒的方式，后代就是前人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