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论逻辑是历史主义的。
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里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后起的选择在逻辑上依赖于此前的选择。这就是经济史中常说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见W.BrianArthur，Yu.M.ErmolievandYu.M.Kaniovski.1987.“PathDependentProcessesandtheEmergenceofMacroStructure”.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30（3)，June，pp.294-303.
我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么三句不着四六的话呢？时下，对中国转轨经济的研究很热，许多研究者的分析逻辑里有意无意地把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者说“前在的制度条件”。参考邓宏图、李亚，《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列宁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开天辟地，没有无缘无故的改革。
因此我们得找“缘故”。不是路径依赖吗，那咱就倒着推。倒着推就推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提起，或是惭愧，或是遗憾，我们都知道，又出问题了。好像在这些年中咱们又错失了大发展的良机，而且机会还是自己主动放弃的。你比如说，我听到过不少人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人家日本，二战结束后也很惨，人家就是在这三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咱们干嘛去了，咱们把这个黄金时代二战结束后的50到70年代，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经济得到了相对快速稳定的发展，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都给浪费了。是这么回事吗？这三十年中国都做什么了？是什么都没做，还是做了还不如不做的事？这三十年中国做了什么，这是个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我解答不了。可是我敢说，这三十年太重要了——咱们做了重要的事。没有这三十年，就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因为今天的制度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演化而来的。技术和制度演化的交互性，组织扩展中的规模效益和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惯性都将诱导后起的博弈参与人学习、继承、习惯前人留下的制度遗产。“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仅仅具有逻辑推理的意义，而实在是蕴涵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进化的动力机制”。见邓宏图、李亚，《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或者见Paul.A.David.1985.“ClioandtheEconomicsofQWERTY”.AmericanEconomicReview，75（2)，May，pp.332-337.
正本清源，动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三十年。所以，和鸦片战争、民国混战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这段历史而感到难堪，因为我们不够了解，所以会被一些有意无意地贬损它的思潮所误导，所以会为它羞愧。换了我，我会很坦然。从制度学派该学派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DouglassNorth为核心人物，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代表着作为《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的角度来看，这三十年给后来的改革做足了铺垫；按罗斯托（W.W.Rostow）的观点来看罗斯托观点为，要使经济增长的成就最终体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见W.W.Rostow.1966.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还是不容否定的。就不少人心目当中的几个疑问，我拣有代表性的一个个来说。
咱们由易到难，先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说起。
第一个问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7年到1978年），特别是“大跃进”前后，我国经济没有有力的增长，错过了50到70年代的“黄金时代”。
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不同意见。
我就拣主要的，说说农业和工业发展。首先来看当时的第一大经济部门，农业。在这一章当中，我一般把这段历史分成几个段落来说：1949-1952（恢复），1953-1957（一五），1958-1960（大跃进），1961-1965（调整），1966-1976（动乱），1977-1978（动乱后）。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通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调整改善农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农民用了三年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随即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最初的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三年，所谓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水平，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如粮食产量在1952年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的2264亿斤高出44.8%，比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的1936年的3000亿斤高出9.3%；而棉花产量达到2608万担，超过1949年的890万担193%，超过1936年的1698万担53.6%。
到1956年底，全国一共建立了76万多个合作社，入社农户达1.17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见于景森，《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1页。应当肯定的是，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像一些人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当时的政策一概扣上帽子。在开始的几年，农业合作进行得比较慎重，步骤也比较稳妥，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热切期望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快脱贫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25%，年平均增长4.5%；粮食产量达3890亿斤，比1952年增长19%，年平均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年平均增长4.7%。同上，第56页。对于以上这段历史争议还比较少，咱们再看下面这段，从着名的1958年开始。
由于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追求“共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在1960到1961年间严重减产。这个咱们承认，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了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产1292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405万担，下降50.9%。其中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同上，第184页。然而即使是遇到了这种挫折，1959年以后，随着政府及时地调整政策，局面还是得到了扭转的。中共中央首先抓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的社论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了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一小部分的所有权”。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一乡一个社，并且为减轻社员负担，要求公社和大队一般不要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要减少到占生产队工分总值的1%以内。可见，人民公社组织在1958年产生之后，在实践中又不断地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在了“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这一基本框架上，实际上是稳定在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体上也还就是相当于一个村。你比如说，1962年前后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30户，140多人，50多个劳动力，这比公社初建时的“一大二公”显然已有很大改变，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参考丁冰的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载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6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比1957年的604亿元略低，粮食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57年的3890亿斤略低，油料作物和生猪业也都有增长，从而扭转了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见于景森，《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02页。
咱们先看到这，1962年。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发展遭受挫折，受挫造就调整，调整带来发展。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承认对许多经济问题还不懂得，要逐步加深认识。同上，第196页。农业生产就是在上述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的，或者说是在暂时受到挫折后又迅速恢复和发展的。
我在这说这些年发展了、恢复了、又发展了也就罢了，还敢说“迅速”？敢说。把1962年以后的情况也加进来，下面是将数据指数化后的比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长2.3倍，年平均增长3.25%。同样见丁冰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也可参见马洪主编的《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即使是刨去数据中的水分总会有人诟病说当时的数据并不是十分准确，这也是我在这里没有用具体数据列表的原因，我使用了指数，这种方法看的是年份之间的比值，假如这些年内的数据有水分，那么直接看比值也会消化掉一部分，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摆到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下面咱们再来看看更加具体的增长数据（尽管有人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表示怀疑）。
1.种植业迅速发展种植业是中国农业中的最主要的一个部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瓜类、饲料、绿肥等的生产；广义上的还包括果树、桑叶、茶叶、林木等等的生产。这里只谈狭义上的种植业的发展问题。
马洪在其书中提到，这三十年间，各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是成倍，甚至成几十倍地增长的，具体的情况可以见表31。
表311949-1979年各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单位：万吨）
1949年1979年增长倍数年平均增长（%）粮食11320332121.933.78棉花44.5220.73.965.68油料256.4643.51.513.2甘蔗264.22150.87.147.5红黄麻3.7108.928.4312.37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他还特别提到，即使在1966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粮食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3890亿斤、1966年的4280亿斤（与1957年相近）增至1976年的5726亿斤，年平均增长3.94%，这比改革开放后20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还要高一些。据统计，1978年到1997年间，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仅2%。
2.畜牧业迅速发展
1949年以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经恢复到了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当然是指有确切记录以来的，达到2.28亿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达到3.28亿头，即“一五”期间年平均增长7.6%。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了。之后虽然经历了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牲畜存栏数从3.05亿头增至5.65亿头，16年之间增长了85%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3.9%。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以及丁冰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载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下面咱们再来看看工业生产。
咱们在中学里就学到过，中国的工业一度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了这三十年，我们基本上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方面，光我读到的伟大成就就不胜枚举，你像油田、大桥、“两弹一星”的，咱们在这就不啰嗦了，我就客观地说几个数字，摆几个表格。
这之后的1952年到1980年间，工业投资累计达到3955.1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734.5亿元，年平均新增94.29亿元。1952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则增加至4992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这29年间增长了17.9倍，年平均增长11%。如果还是要考虑到数据的不准确性，那就再看一下指数的增长。从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1957年则为228.6，五年间翻了一番，年平均增长18%。到了1965年，这个指数变成了452.6，年平均增长12.3%。1978年，这个指数为1598.6，相当于年平均增长11.2%。
中的时间段包含了受争议的1958年到1962年，以及1966年到1976年两个特殊的时期，特殊时期中是怎样的呢：1965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98%；1966年到1976年间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6.7%。即便有人非得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有不准确的地方，那么我在这就引用比值，假如每年的统计数值都比实际情况往上有所浮动，这样一比，也就比掉了。资料的来源可以参考丁冰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于景森着作《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第276页，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