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位挚友想求傅山写一幅李白的《静夜思》诗，他也毫不例外，坦率地对朋友说：“我每每在作书画前，总先要观察天地万物，待到有所领悟，便展纸泼墨，一挥而就。今君之书事，约以中秋为期，如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当准备纸笔。”
到了中秋节那天，果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朋友容光焕发，他知道傅山嗜好饮酒，便设宴盛情款待。夜幕降临，傅山书兴勃发，他先让侍者研好一大盘墨，然后将四尺玉版宣平铺在桌面上，并取来铁界尺镇住宣纸的四角。一轮明月升上中天，秉烛为之。不多时，一轮圆月高高地挂在蔚蓝的夜空上，向大地散射着银色的光华。
傅山乐陶陶地叫侍者取来墨盘，放置在桌面的右上角，要众人退出房去，便独自开笔作书。朋友觉得好奇，并没有真正退去，而是悄悄地躲在门旁，窥视傅山的举动。一会儿，他见到傅山走到早已准备好的书桌旁，乱写一通，接着又凝望着窗外的皎月发愣。突然，他手舞足蹈、急奔乱叫。朋友看到这里，不觉大吃一惊，连忙跑到傅山的背后，用力将他抱住，直往床上拉。傅山回首一看，正是自己的朋友，便十分叹息地说：“啊呀，你败坏了我的书兴，怎么办呢！”说着即掷笔揉纸而废。
朋友拾起宣纸，瞧着那张尚未完成的书面，十分后悔地叹息道：“傅山作书，物我两忘，我当初真不该打扰他啊！”
《姜帖》流传轶闻
安宸英(公元1628年-公元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年七十始举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授编修，后因科场案牵连，死于狱中。他工诗文，精书法，行草尤妙，与同时代的朱彝尊、严绳孙号称“江南三布衣”。
姜宸英对书法理论有独到的见解，曾在所着《湛园题跋》一书中说：“古人仿书，有临有摹，临可自出新意，摹必重规叠矩，然临者或至流荡杂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他的书法在同时期的名家中久推第一。清人钱泳在《书学》一文中说：“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还在姜宸英活着的时候就己遐迩闻名，为人所重。身后更是片纸若金，价值连城。
当时宁波有一个姓赵的寒士，不幸因火灾而家产被吞噬殆尽，生活面临着绝境。赵寒士的父亲有一个朋友，见到赵家遭受这场不测之祸，很是同情，就慨然拿出一册自己心爱的珍藏已久的《姜宸英行草墨迹》送给赵寒士。赵寒士得了姜帖，顿时窃喜不已，心中暗暗想道：“拿它到市上去换米，我家八口，不是可以吃饱半载了吗？”想着，便兴冲冲地跑到街上去。
这时，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闪电交加，突而下起了倾盆大雨，赵寒士连忙将姜帖往衣袖内一藏，飞也似的往回跑去。他途经一座破庙，顾不上挨在门边喘粗气，就去摸袖口。糟啦，姜帖掉了。赵寒士煞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寻找，但始终没有下落。
当地有个叫柴上林(梓廷）的人，好尚义气，喜藏书画。他正路过一家酒肆，见有个老兵拿着一册姜帖在换酒，便凑上前去一瞧，见卷内书法娟秀，心里立即沸腾起来，一把拦住老兵说：“我以两坛家酿老酒为代价，买下这一本法帖吧！”说着立即把老兵引到家中，交付了老酒，小心翼翼地铺开字帖披览起来。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哭声，柴上林闻讯后，开门问过缘由，才知道这寒士正是姜帖的丢失者，于是就忍痛割爱把姜帖归还给了赵寒士。
柴上林的这种济人之难的行为顿时被传为美谈，当时就曾有人赋《柴上林还帖》一诗，来记载这一件佳事。
康熙误题灵隐寺
康熙皇帝(公元1654年—公元1722年），是我国清代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政治家。他喜读书，甚至请西洋教士教他天文、地理和数学。他也很爱书法，每于闲暇，即以临池自娱。他在位六十一年问，曾六次南巡，有五次到过杭州。他在杭州每到一处风景名胜，必题字、写诗并刻石以志，表示自己的“贤明”和“风雅”，但即使像康熙这样能够刻苦临池，重视实践的帝王书家，有时也不免发生一些误笔。清人笔记《庄谐选录》中就曾记载了一个饶有兴味而又发人深思的《康熙误题“云林”匾》故事：
有一天，康熙帝游览杭州山水来到灵隐寺。寺里的和尚因为皇帝驾临，不胜光荣之至。就要求康熙亲题一块寺匾。康熙慨然答允。他提起笔，饱蘸浓墨刚一落笔，由于疏忽竟把“酃(líng）隐禅寺”中的“酃”字的“雨”首写得太大了，几乎占据一半的地位，再写下截就头重脚轻，比例失调。正在踌躇不决之际，被站在一旁的大学士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杭州人）看到了。
高士奇灵机一动，立即在手心上写了“云林”两字，假装替皇帝研墨的样子，把手掌朝向康熙。康熙见了顿时心领神会，如释重负，急忙写了“云林禅寺”四字(“云”的繁体字为“云”）。
直到现在，灵隐寺最前面的天王殿上，还悬着这块名不副实的寺额。凡到过灵隐的游客，看到这块“御匾”，都会想起这位“好名”皇帝的这件趣事。
郑板桥学书法
郑板桥(公元1693年—公元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板桥道人，江苏兴化县人。他是清代着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所作书法隶楷参半，乱石铺地，布局生动，自成一格。说起他在书法上的造诣，还与妻子徐氏的帮助有关。
郑板桥年轻时就喜爱写字，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束缚，他的字写得大小一律、墨色全黑不变，成了缺乏艺术个性的“馆阁体”。后来郑板桥登上仕途，一心想要更张换辙，摆脱这种庸俗板滞的书体，但又苦于写不出新意。
有一天夜里，郑板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有一个创造书体的疑团解不开，因而右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身上画来画去，一会儿描摹唐代行书大家李邕(字泰和，江苏扬州人）的《麓山寺碑》(又名《岳麓寺碑》），一会儿又叽叽咕咕地念着李邕所说的“似我者生，学我者死”的话。由于比划人了神，不知不觉地竟划到了睡在身旁的妻子身上去了。
郑妻好梦正酣，突然被吵醒，不由得轻轻埋怨丈夫道：“我有我的体，你也有你的体，人各有体，你为何不写自己的体！”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妻子的这一句埋怨的话，竟给了郑板桥莫大的启示。“对呀，我从前写字亦步亦趋太像古人了，现在应该学一半，撇一半，取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
郑板桥越想越觉得妻子的话有理，于是他急不可耐地翻身披衣，伏案挥毫，将历代书家的书法特点以及绘画中的某些线条有机地熔铸在一起。他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以隶书与篆、草、行、楷相杂，用作画的方法写字，终于形成了雅俗共赏、受人喜爱的“六分半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乱石铺街体”，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着名书画大家。
刘墉与翁方纲论书
清代着名书法家刘墉(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祟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乾隆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他以楷书见称，用笔刚柔相济，深得钟繇、颜真卿书法的神韵真髓。刘墉有一个得意弟子，是同时代的书法家翁方纲的乘龙快婿。
翁方纲(公元1733年—公元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官至内阁学士。他精于鉴赏，经他考证题跋的着名碑帖颇多。他又擅写楷、行书，虽刻意求古，功力深邃，但没有跳出欧阳询“拘束寒俭”的藩篱，恰与善学前贤而不受前贤束役的刘墉相反。
有一年正月初一，刘墉的学生到岳父翁家拜年，恭贺岳父翁方纲福体安康，万事如意。接着又奉上一卷不久前刘墉送给他的董其昌法帖让岳父观赏。翁方纲一行一行仔细地披览着，禁不住为董其昌高超的书法造诣而惊叹。但是当他读到卷末刘墉的跋语时，赞声戛然而止。翁方纲手指刘字严肃地对女婿说：“请你问问令师大人，他写的字哪一笔是古人的？”刘墉接到转告后，不假思索，当即回答：“请你也问问令岳父大人，他写的字哪一笔是自己的？”
这个故事既耐人寻味，而又富有深刻的哲理，它启示我们：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学古和创新两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学象一、二家笔法的基础上，如蜂采蜜似的融会贯通，才能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梁同书书名播中外
清代中叶，钱塘(今浙江杭州）有个叫梁同书(公元1723年-公元1815年）的人，字元颖，号山舟，晚自署石翁、新吾长，官至翰林院侍讲，能诗词，书法之名尤播中外。论者谓刘墉朴而少姿，王文治艳而无骨，翁方纲临摹唐碑，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犹在。惟梁氏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如天马行空。汪文瑞、张文敏后仅此一人而已。
梁同书平生爱用许虚白宣纸和夏岐山、潘岳南生产的毛笔。他年逾八十，还能在明灯下书写蝇头小楷。当时，东南一带的士大夫、道院和佛寺大多慕名求他撰写碑文和匾额，他虽一天到晚笔耕不辍，但仍还不清累累“书债”。他的儿子怕父亲年老体弱，会累坏身体，就对他说：“古往今来，大凡名书法家，多有代笔的人。王羲之的代笔人是任靖，苏东坡的代笔人是高述，赵孟烦的代笔人为郭天锡，而董其昌则由吴楚侯代笔。父亲大人何不也物色一个代书人呢？”可是梁同书却认为：“别人诚心诚意地来求我的字，我怎能采取这种冒名敷衍的办法！”
那时，日本国有个王子酷爱学习汉字书法，他久闻梁同书的大名，就挑选了自己历年所学的书法数十幅，托一个舶商带至中国，代请梁同书评点。舶商既到中国，便邀了一个日本在中国的青年留学生同往。梁同书本来并不想接见他们，但由于远客的再三恳求，才出来晤面。舶商道过寒暄，即取出书件，转达了日本王子对他的问候，梁同书也就认认真真地披览了一番，提了意见，便将原作还给商人。
舶商临走的时候，梁同书又问青年留学生：“你为什么要与他一同来？”青年学生回答道：“前不久，我接到本国国王的令旨，要我在离别贵国前去拜访梁先生一趟，并求他题幅字。如今我学习期满，即将毕业，故不得已只好打扰梁先生一下。”梁同书听了深受感动，即舒纸濡墨，提笔写下了一幅恭笔楷书，送给了这位异邦年轻人。
童钰解人之危传美德
情代着名书法家童钰(公元1721一公元1782年），字璞岩，又字二如，号二树，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弃举业，专习诗、古文。与同郡刘文蔚、沈翼天、姚大源、刘鸣玉、茅逸、陈芝图称“越中七子”。工书法，尤善写梅，生平所作，不下万本。
童二树性情慷慨，乐于助人。他客居河南编修一省三十六州县的志书时，书画之名已传播大江南北，求其笔墨之人，门庭常满。他总是不厌其烦，尽力而为，对于贫苦书生，更是免费赠送，分文不取。
有一次，童钰去朋友家做客，途经一条小巷，忽听得前面传来若隐若现的抽泣声。揪人的哭声震动了童钰的心弦，他循声而去，只见草舍旁有一位姓高的中年妇女正泣不成声，悲伤欲绝，童钰忙上前询问实情。那妇人用手擦着眼泪告诉他：“我靠做针线活维持生活，不久前老母病故，家贫买不起棺材、坟地，叫我怎么做人啊！”
童钰怜悯她的困境，便用安慰的口吻说：“大嫂不要过分悲伤，我有办法替你解决。”说着即从随身携带的“朝文袋”中取出墨和砚台，研了起来，并提起笔洋洋洒洒地挥舞一阵。不一会便把几张宣纸书写完毕交给她说：“可拿到市上去卖！”这妇女半信半疑地来到大街上，刚摊开宣纸便被一些书画爱好者和收藏家团团围住，有的人竟愿意出纹银百两买一幅童二树的字。不过一刻，她拿着的童书就被抢购一空。那妇女将卖字所得的数百两白银，不仅办完了丧事，还造了几间新房呢。
俗话说“好事无脚走千里”，这件事就像春风似地传遍了许多府郡县的街头巷尾，人们都在称颂童钰解人之危的美德。
吴历学书忘友人
在中国书画史上被誉为“清六家”之一的杰出书法家吴历(公元1632年-公元1718年），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擅长山水画，兼工楷法，由于勤学苦练，青年时代就已写得一笔端庄肥重而又略带天真烂漫的苏体行楷书，在书坛上崭露头角。但他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遍访名碑，更进一步钻研书法的体势和墨韵。
有一年秋天，吴历应浙江吴兴郡守的邀请，前往湖州拜访，不料郡守遇事小出，吴历便留了便条，先上街游玩。他听说离湖州不远的碚琏镇上有一个永欣寺，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大师智永禅师书写《千字文》的地方，而且寺内还留有历代骚人墨客题刻的诗文，便决意前往观赏。吴历信步进入寺内，首先发现庙宇壁间镶嵌着一块后人移置于此的苏轼手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楷书巨碑，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换来笔墨纸砚，布席展卷，全神贯注地临摹起来。
不久，郡守回到府署，见了纸条，一直等待着吴历，谁知时间已过去了半天，还是不见客人的到来，这使主人十分着急，一连串的疑问在他的脑际萦回。为了及早与吴历相会，他当即派人四出寻访，终于在永欣寺里找到了吴历，但时间却已过去了整整三天。
吴历见主人寻找自己，这才想起留条湖州府的事来。这几天，自己醉心于书法，竟还没有拜访过主人呢！他十分抱歉地对郡守说；“你看我，竟把‘父母官’忘得一干二净了。”郡守已知底细，他深为吴历的那种精勤学书的精神所感动，从此也拜吴历为师学习书法艺术。
钱坫左笔生奇辉
情代书法家钱坫(diàn）(公元1744年—公元18O6年），字献之，号十兰，别署篆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官乾州州判。他从小就博览文史，喜爱书法篆刻。特别在篆书上，他专攻秦朝李斯的《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和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三坟记》、《城隍庙碑》。博采诸长，融于一体。他曾刻过一方“斯冰之后，直至小生”的闲章，足见他对自己书法的自重。
钱坫五十六岁那年，赖以握笔的右手不幸得了结核性腕关节炎，虽经名医多方诊治，但仍无显着疗效。一个书法家不能泼墨挥毫，岂不是等于艺术生命的终结。怎么办呢？是在惊涛骇浪中拼搏，还是在湍流的漩涡中沉沦，钱坫陷入了深思……
突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了书画前辈陈延(遐伯）、高凤翰(西园）等人在右手病废后，刻苦锻炼左手的故事，决心选择后一条路，也尝试用左手来写字。在艰难的作书练习中，钱坫逐渐体会到用左腕运用，势逆笔反，与右手相比反而能增添一种奇拙生动的韵味。由于钱坫知难而上，打好扎实的基础，因而晚年的篆书艺术不仅没有后退，而且还突破了以前的板滞姿态，大大前进了一步，成为一代左笔名家。
黄慎承母教览群书
黄慎(公元1687年—公元1760年）是“扬州八怪”中具有高超艺术造诣的书法家。他字恭寿，又字恭懋(mào），号瘿瓢子，福建宁化人，久寓扬州。黄慎幼年时家道中落，失去父亲，养育的责任就全都落在他母亲的身上。
黄慎的母亲贤德通达。她一方面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帮人洗涤，做针线；另一方面严格督教儿子要用功读书，日后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黄慎在读了一些书后，就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整天写写画画，忙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