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文学家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出生于四川乐山地区，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后来他旅居全国各地，但始终满怀着对故乡眷恋之情。为了不忘生他养他的土地，他将四川乐山两条河流的古名沫水(即大渡河)和若水(即雅砻江)合起来，改名“沫若”。
再如左联作家柔石，原名赵平复，由于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西方祠前，祠前有桥名“金水柔石”，他觉得不错，加之敬慕明代方孝孺的品德(方祠即是今人为纪念方孝孺而建)，于是以桥名柔石作笔名。
除了出生地和抚养地外，还有极具其他意义的一些地名，也是可以用来改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原名齐纯芝。因古时从艺之人一般都有名号，在拜师学艺时，齐白石便请胡沁园先生给他改名。
胡先生说：“离你家不到一里的地方有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无名山大川，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就叫白石山人吧！”
齐白石欣然应允。但后来齐白石觉得四字有些嗦，便在题画时，常常只写“白石”二字。于是，久而久之，他便以齐白石为名。
以地名改名，特色鲜明，感情含蓄，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以谐音改名
在改名时不容忽略的一点，就是避免名字与不雅观的字谐音，否则，便应该更换名字。如鲁迅先生的伯父周仲升，其中“仲升”二字的北京话谐“牲畜”(众牲口)音，含有骂人的意味，就颇为不雅。
同时，如果名字音好，字却不雅，也同样是需要改的。这时，有些人就用同音或音近似而意义雅致的字眼代替。例如用晓梅取代幺妹、用桂香取代贵祥、用小楠取代小囡等。
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的表演艺术家田华，原名为“刘天花”。因为其刚出生时，村子里正闹天花，其父为了使她不患天花，健康成长，便依照迷信习俗，为女儿取名天花。
后来，天花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小演员。她渐渐觉得这个名字不很雅观，最终，她在剧团领导的帮助下，利用天花的谐音，改名为田华。
又如着名作家铁凝，小时候家里为其取乳名铁妞。后来，她便用乳名铁妞中的“妞”字取谐音“凝”字，确定笔名为铁凝。随后，她以铁凝为名发表了小说《啊，春雪》，并因此而成名，从此她就以铁凝为名。
还有着名作家贾平凹，他的乳名为平娃，“娃”字音谐“凹”字，而且“平”与“凹”是矛盾对立的。综合此两种意思改名，真是妙不可言，名字意味隽永，耐人回味。
谐音改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改换此名字，而间接取该字谐音字的字义。例如1947年3月，解放军决定撤离延安，前委要转入地下，中共中央机关都用代号，中共中央的主要人员也予以配合而使用化名。
毛泽东率先给自己取名，他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意思。周恩来也想好了一个：“我叫胡必成，就是革命事业务必成功。”在江浙口音中“胡”与“务”谐音。
毛泽东又对任弼时说：“你叫史林吧，历史的史，森林的林，怎么样·”他接着又解释道：“你不是支队司令吗·取谐音。”由于当时为了统一指挥，还特意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任司令员，宣传部长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这样，陆定一就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那我是支队政委，取谐音，我就叫郑位罗。”
从以上例子看来，谐音改名好像特别随意，没有规则，人们难以采用这种思路去改名。其实不然，只要真正用好这种方法，找到了相关的极富意义的谐音字词，改出的名字还是相当成功的。
以求赐改名
以求赐改名，在封建时代是指皇帝赐给臣民的名字。如北宋将领杨业，又名杨继业。少时雄武豪爽，善骑射。青年时期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部将，以骁勇着称，战功卓着。北汉主刘继元甚为赏识，因此赐杨刘姓，改名为刘建业。直到太平兴国四年，北汉降宋，宋太宗知其忠勇，抚慰甚厚，又复姓杨氏，复名业（继业）。
在古代，能得到帝王的赐名是荣耀无比的事情，也是极为难得的。其实，除了皇帝圣谕钦赐或金枝玉叶口谕传诏外，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如私塾先生、亲朋长辈、传艺恩师、云游僧侣、豪儒名士、刀剑行侠等的赐名，也同样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如刘大田求名于恩师而得“开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吕正操，其小学老师根据“操之必正”而赐字“必正”；何坤求名于毛泽东而得“长工”；李隆郅求名于邓中复而得“立三”；张正权曾出家投佛而得“大千”；牛俊国求名先辈而获“得草”等。
在改名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低，对改名不内行，或是求人“赐名”图个荣耀吉利，或是以示感恩纪念，或是求人指点迷津以觉悟解惑，或是为了立身行事的方便等，人们都可能向别人请求赐名。
在古代，求人赐名多是由于对古圣先贤的敬仰所致，在当今，以求赐改名的现象还有很多，甚至一些学富五车的有识之士也求赐姓名。
因避讳改名
在古代，臣民如果与帝王同名，都是必须更改的，否则就是“犯讳”。因避讳而改名的方法有直接改名、改称名为称字或称封号、将双名中犯讳之字删去等。
第一，直接改名法。
这是最常见的因避讳而改名的方法。如汉初名士蒯通，本名蒯彻，后因与汉武帝刘彻同了“彻”字，所以将名字改为蒯通。
再如宋代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杨六郎，本名为杨延朗，由于宋真宗赵恒冒认道教传说中的人皇之一赵玄朗为宗室，于是杨延朗就避“朗”字，改名为杨延昭。
又如宋朝着名理学家周敦颐，本名为周颐。在其死后已100多年，因避宋光宗赵的“”字讳，而被后人改名为周敦颐。
第二，改称名为称字或称封号。
如西汉元帝时宫女王蔷，字昭君，她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到了晋朝时，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君或明妃。
类似的还有南朝刘宋的王裕之，避武帝刘裕讳，改称字敬弘；北齐的赵隐，避神武帝六世祖讳，改称字彦深；隋代的李孝贞，避高祖讳，改称字元操；宋代的吕胤，避太祖讳，改称字余庆等。
第三，将双名中犯讳之字删去。
例如南朝萧齐的薛道渊，避高帝讳，改单名渊；五代后周的王易简，避太祖之父讳，改单名易。
古代人不但在世时要避现在和以前帝王的讳，而且在死后还要避后世帝王的讳，而其中唐历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可以说是很不幸，他因避讳而几次改名，最后弄得不知其正名为何。
他原名刘知几，先是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基”和“几”算作同音字）而改为刘子玄，后又因避清代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讳，改称刘知几。而同时又由于刘子玄的名字已流传了近1000年，不能销声匿迹，则又被改称刘子元。这样，刘知几、刘子玄、刘子元三名一人，真不知九泉之下的史学大家知道后将作何感想！
所以，对于帝王来说，为了给臣民减少因避讳而带来的麻烦，比较聪明的办法便是缩小避讳的范围，如唐太宗在即位时曾下令，“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
在古代旧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字同样神圣无比。不仅是凡夫俗子，王侯将相，就是神仙也要避讳。
如神话传说月宫中的仙女恒娥，因避汉文帝名“恒”字，也得更名为嫦娥。再如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难之神观世音，因其中的“世”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世”相同，唐以后一直避“世”字而简称“观音”。
在今天，人们的取名、改名早已摆脱了皇权贵族的阴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以文章诗词改名
古代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文章、诗词改名，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国学基础的表现。因此，这种改名法备受人们的青睐。
以文章诗词改名，最常见的是运用古代的诗词、文章来改。
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原名王运生，长大后，因深受《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名句的启发和鼓舞，十分向往奋战疆场、马革裹尸的拼搏生涯，于是他便改名为“若飞”。
艺术大师刘海粟，原名刘季芳，因其极为欣赏苏轼的《前赤壁赋》，便借其中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句，改名为“海粟”，一表自谦，二则表明艺海无涯，自己要毕生求索的志向。
“雨巷诗人”戴望舒，原名戴朝宗，因对诗人屈原的《离骚》中“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句深有感触，于是改名为“戴望舒”。其中，“望舒”是指神话中驱月驾车的神，后来成为月的代称。
当代着名言情小说作家琼瑶，其名出自《诗·卫风·木瓜》中“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句。
古代的诗词、文章确实有着无限的魅力和耀眼的光芒，许多作家也借鉴古诗词、文章改名。如宋代着名诗人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开始自称“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他的改名与白居易的诗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多首诗词中都有“东坡”一词，如《东坡种花》中有“东坡春向墓，树木今何如”等诗句。
选取以文章、诗词作为改名依据，不失为好的改名方法。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将会更加喜欢选择词章中的字意改名。
向往新生活改名
向往新生活改名方法，常常是由于原名落后、鄙俗，不符合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对新生活的向往而引起的。
绝大多数人在出生之时，取名通常是由其父母长辈去完成的，所取的名字，都是根据其父母长辈的性情爱好而取，在长大后，有了自己追求的理想和向往的生活，便常常会因不喜欢原名而改名。
人的思想不可能一陈不变，一旦思想变了，追求的理想目标、向往的生活方式等都会随之改变。并且在这种新变化产生的同时，都会有表现这种新需求和愿望的强烈欲望。改名，就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方式。
如近代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闰瑾，小名玉姑，原来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后的革命抱负，去掉了名中温婉的闰字，又自称竞雄、鉴湖女侠。
再如近代作家刘半农，原来的笔名是半农，表示他告别缠绵悱恻的旧文学，开始新的文学生涯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向往新生活的改名应积极向上，避免使用那些有宣扬财利和名望思想感情的名字。
因隐蔽身世改名
为隐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旧社会人们因躲避乱世而隐姓埋名。如汉初名相张良，本是韩国的公族，是姬姓。后因秦始皇灭韩，集亡家破国之恨于一身的张良，散家资千万以报仇，终于得以击杀秦始皇，椎中副车，使秦始皇惊出一身冷汗。良为躲避追捕，乃改姓为张，改姓实则改名。
又如明清之际的着名政治活动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方以智，志比天高，曾自称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烹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失的道理。但由于其早年受奸相魏忠贤余党阮大铖的诬陷，不得不辗转浙江、福建等地，两弃家室，五变姓名。
他先后名为吴石公、愚道人、方以智、大智等，又先后取别号弘智、药地五老、浮山笑翁、浮庐愚者、天界戒子、黑立道人等，息交绝游，过着由入世到出世的隐居生活。
这些改名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秦末的陈余、张耳、孔鲋等都曾隐匿真名而浪迹浮踪。
另一种是为从事某种特殊活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人们也常常隐蔽真实身份，更改自己的姓名。
着名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北伐战争的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他因此由原先的文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创作活动。为了说明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发表小说《幻灭》时所署的笔名是“矛盾”，后来由于《小说月报》的编者认为“矛盾”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派的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
为隐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保持高度隐蔽是这种改名方式的惟一目的，因此，只要改后的名字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说是一个好名字。
依思想身份变化改名
人们常常会因思想和身份的变化而改名，在改名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因各自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改名态度。比如说老百姓改名比较随便，知识分子改名很讲究，志士仁人改名充满激情，帝王将相改名故作高深和神秘。
我国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的名字，开始是不很雅观的。如汉高祖刘邦的小名刘三，魏武帝曹操的小名阿瞒等。
有的帝王将相之名甚至比凡夫俗子还要俗三分，如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西晋石崇小字齐奴，谢安的弟弟谢石小字石奴等。不过后来他们都因成立了自己的霸业，思想和身份发生了变化，于是也就都改成了现在史书上的名字。
在近现代，由于思想和身份发生变化而改名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原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入仕途以后又改名复，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潜心着书立说，又取号愈野老人。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在他的名字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教育家陶行知，原名文浚，由于其信奉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哲学观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改名为“知行”。后来，他又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便又改名为“行知”，改名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乳名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后在上学时期因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便取义于“复兴中华”，改名为“张复”。
参加革命后，他又改名为“太雷”，一方面取“泰来”谐音，一方面寓意自己像太空中的雷霆，轰击着反动势力。改名反映了他与日俱长的革命精神。
用这种方法改名，需要注意的是，促使人更改姓名的思想变化和身份变化，一般都应该是深刻的，极有影响的。而为那些偶尔的、肤浅的变化改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