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又踏上了征程，敌人仍尾追不舍。在艰难的征途中，张云逸等军首长有马不骑，都把马让给走不动的战士和伤病员骑，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张云逸边走边向部队作思想动员工作，激励指战员们向前奋进。出老苗山后，在乳源县大战梅花村，歼敌1000余人，红军也伤亡700多，其中干部占三分之二。部队减员很大，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将部队编缩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仍由张云逸、邓小平分任军长、政委。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指战员不顾雪飞路滑，又向韶关、乐昌间的杨溪口前进，急行两天两夜，1932年2月，来到了乐昌河边。
必须从这里过河，才能突破粤敌封锁，摆脱尾追之敌。可是，乐昌河水流湍急，白浪咆哮，漩涡翻卷。惟一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木船。来回一趟十几分钟，且一次只能渡20来人。怎么办？邓小平站在高坡上观察了一阵，走下来和张云逸、李明瑞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夕阳斜照，天空挂满晚霞时，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渡过了乐昌河。这时，对岸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原来大批粤敌乘汽车从韶关向乐昌河扑来。一番激战，河对岸渡口被敌占领了。
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张云逸和邓小平的联系中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大家回头一望，只见张云逸骑着马迎面跑来。原来，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后，军长亲自探路径去了。回来后，他捋着小胡子，望着大家微笑。军长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使战士们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敌人前堵后追、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张云逸从来都是冷静沉着，临危不惧的。他深知，身为一军之长，他慌了神，部队就会乱了套。这时，他跳下战马，同后勤处处长叶季壮等负责人研究了一阵，便严肃、镇静地向大家宣布：“现在过不了河，队伍后退三十里。”
天黑后，张云逸率队伍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后撤。现在他身边只有红五十八团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以及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势单力薄，向何处转移？张云逸彻夜未眠。清晨，他把队伍集中到一起，面对坚强的战士们，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向江西前进。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能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最后，他们从坪石渡过了乐昌河，突破了粤敌封锁钱，向湘赣地区挺进。1931年2月中旬，到达了湖南酃县黄泥潭。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我们的游击区。
这天，部队集合在溪边的石滩口，张云逸不时地捋着胡子，满面笑容，他指着太阳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见到太阳了啊！必须坚决奋斗，才有光明的一天。”他又说：“现在，我们来到了根据地，但这只是长征告一段落，我们要配合当地武装歼灭敌人，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尔后继续前进，找到五十五团，一同去汇合朱毛主力红军。”他的话，激起了指战员们无比的战斗热情。
2月底的一天，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在湖南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
3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并肩作战，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仗在茶陵李家村，五十八团四连指战员运用张云逸提出的“出奇兵迂回敌后”的作战方案，击败敌陶广部两人团，歼敌30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第二仗是主动出击，获得了吉安永阳大捷。顿时，五十八团在湘赣苏区声威大振。
一天，红七军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共匪李明瑞残部向遂川流窜。”张云逸看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经湘赣省委同意，除教导队留驻永新外，张云逸带领军部和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五十五团。
在乐昌河隔断联系的五十五团等部，历尽千辛万苦，经崇义、上犹、遂川，到达湘赣边区后，也在寻找五十八团。1931年4月初，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汇合，全军共计3000余人，一时军心大振。
此后，张云逸率红七军配合湘赣红军攻安福，战宜春，克茶陵，占安仁，屡战屡胜，所向披靡，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7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兴国县桥头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成了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自离开右江根据地起，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转战桂、粤、湘、赣4省，行程七千余里，在敌强我弱的危险境况中，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影响，征服了种种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沿途播撒了革命种子，终于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预期目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会师不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瑞金北面的壬田镇接见了红七军领导人张云逸、李明瑞。毛泽东对张云逸敢于冲破“左”倾路线的束缚，主动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并率领红七军征战千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胆略和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为褒扬红七军的不朽功绩，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特奖给大红锦旗一面，上书四个大字：“转战千里”。
到达陕北后，由于张云逸与两广方面的特殊关系，中央派他到两广地区进行统战工作，他做通了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的工作，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央组成了军委后方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张云逸出任参谋长，刘伯承不在期间，由张云逸代理司令员。
4月，为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阶层人士投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促成全国抗战的实现，考虑到张云逸的特殊经历，党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4月25日，张云逸正准备动身离开延安经西安到香港去，恰巧这时周恩来、孔石泉等人也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样，他们便一同上路。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中央保卫局专门派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警卫班随车护送。
汽车到了离延安60里的劳山地区，这里山岭起伏，古树丛生，是延安的南大门。他们在这里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所幸伤亡不大。
劳山脱险后不久，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又重新踏上征途，到华南去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5月，张云逸从西安辗转到达香港，开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华南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对象，自然是拥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也是多次进行过你死我活的厮杀的老对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他们同蒋介石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极大的利害冲突。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多次表示要抗日，对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理解。
尽管如此，双方仍存在很大的矛盾和斗争，要走到一起共同抗日，还要做大量的统战工作。张云逸知道，华南抗日之大计没有李宗仁的首肯是不行的，而争取李宗仁的工作又要请刘仲容协助才行。
刘仲容是桂系要员，很有影响力。经周恩来引荐，张云逸与刘仲容结识，商谈国共合作。经过刘仲容活动，他很快就安排了李宗仁、白崇禧与张云逸的首次会见。
当张云逸不卑不亢地向李宗仁伸出手去时，周围的桂系大员们忍不住打量起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神色含几许憔悴的中年汉子，就是率领红七军与他们厮杀、周旋而百战不殆的张云逸时，都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连以“龙头老大”自居的李宗仁，此时也不无钦佩地握住了他的手：“噢，张代表，胜之先生，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哟。”
“李司令，大敌当前，你我可是在一个战壕里，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喽。”张云逸机智地接过话茬。两人同时大笑，屋里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
又聊了几句闲话之后，自然转入正题。“小诸葛”白崇禧首先用试探的语气，问了几个重要的问题，诸如：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对蒋介石是什么态度……这些连珠炮式的提问，又使会谈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场的人，有替张云逸捏一把汗的，有不露声色静观事态发展的，也有居心叵测兴灾乐祸的。
张云逸在临行前已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预料过这些问题，并且磋商过解决的办法，因此他回答起来自然胸有成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的疑虑，张云逸指出，“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现在抗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有一句古语，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蒋介石绝不敢逆天下而动。二位也看得出来，经过去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
李宗仁、白崇禧连连点头，认为张云逸分析有道理。但精明老辣的李宗仁仍不是十分放心，追问一句：“胜之将军，你怎么才能让我放心呢？”
张云逸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今年2月10日，我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中还强调，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那么，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上述原则，我想诸位决不会置若罔闻吧？我谨作重申，自然是想让大家相信：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
“好！说得痛快。”李宗仁点头称是。这样一来，举座皆欢，大家再谈下去也就显得亲热多了，第二轮会谈也就顺利得多了。结果可想而知，李宗仁和白崇禧均表示：我们赞同贵党对形势的看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愿意团结抗日，共同对外。并提议双方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来，这与张云逸的想法不谋而合，可没想到李宗仁还请来了一位四川客人，来者不是别人，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军总司令刘湘的特使张斯可。他来桂林，一是要看看张云逸与李宗仁谈得如何，二是想与这位共产党的全权代表磋商一下抗日大计。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李宗仁也乐得做个引见人，让张云逸和张斯可握手畅谈起来。
1937年5月，张云逸(左)、周恩来、孔石泉。张云逸同桂系和四川代表进行的联络工作，很快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察觉，蒋介石下令密切注视张云逸的活动，并加紧拉拢、分化桂系集团，扶植桂系内的亲蒋势力，阴谋破坏我党同桂系的统战关系。在桂系的一些高级官员中，如黄旭初、潘宜之等人，也以“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为借口，反对同我党联合抗日。
为此，张云逸在同桂系和四川代表会谈时，坦率地指出：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个地方实力派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前后，只有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张云逸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耐心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华南的统战愈见成效。
6月下旬，他一箭双雕，做通了桂、川两方面的工作，拟定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各抗日力量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这个草案，得到党中央的一致认同，未改一字，予以批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对抗战仍动摇不定，李宗仁十分生气，“都什么时候了，老蒋还向日本鬼子摇尾乞怜！我真想反了他个狗日的！”“我们刘总司令对老蒋这一做法也大为不满，”张斯可说道，“对老蒋也早有反意！”
“切不可意气用事，要三思而行啊！”张云逸显得很冷静。“目前是全国危亡关头，正是蒋介石及国民党转变政策的关口。为了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他还同时指出，现在各方的任务，一是促蒋速下抗战决心，一是切实做好自己的抗战准备。在张云逸的推动下，白崇禧作为桂系全权代表赴南京与蒋介石商谈联合出兵抗日。此后，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白崇禧出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桂系军队统编为3个集团军，随即开赴抗日的正面战场。
8月初，张云逸经李宗仁介绍到广州同广东当局余汉谋会谈。经过多次谈判，余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1938年1月，广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他细致、艰苦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推动了华南各系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张云逸出色的统战工作得到了华南各界的赞誉。这时，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奔赴福建与当地实力派谈判，同时向当地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任重道远，张云逸又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