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早年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北伐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推动广西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张任右江督办。1929年12月，他与邓小平等举行百色起义，创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张云逸1892年出生于海南岛东北文昌县上僚村，家中世代为农。1908年，考取广州陆军小学。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2月12日，张云逸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参加了着名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并得到全国其他各省响应。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923年，张云逸出任揭阳县县长。后投入到了粤军许崇智部下，重披军装，先后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
1925年8月26日，张云逸所在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就是在以后的北伐战争中令敌人闻风丧胆、在群众中享有美誉的“铁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张云逸所在的张发奎部由第四军独立旅改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由张云逸任师参谋长。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进驻长沙。这样，北伐第一期作战结束。不久，张云逸结识了共产党员王之仁，在其影响下，于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7月，张云逸来到南宁，他凭着陈策的信件见到了当时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经邓小平领导的党组织活动，张云逸不久即担任教导总队负责人，之后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一上任，就大搞整顿，“换头换血”，将这两支队伍中反动官兵都换掉，在领导位置安插地下党员，竟然使两支很不听话的队伍牢牢地掌握在了党的手中。
百色、龙州起义的领导人张云逸。而这一时期，先后到达广西的共产党员还有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李谦、冯达飞等，他们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的领导之下，同长期在广西工作的共产党人雷经天、韦拔群、俞作豫等一起，共同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等待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的时机，一方面开展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
1929年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再三劝告，通电反蒋，10月1日率军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然而，还不到一个月就一败涂地，部将吕焕炎、杨腾辉叛变投敌，俞、李只带着身边几个警卫人员逃回南宁。张云逸派一连人护送俞、李到广西龙州，俞作柏后经越南逃往香港。
俞作柏的失败在教导队也引起了骚动，张云逸极尽安抚之能事。根据张云逸的部署，教导总队分成许多小组开会，每组都有党员和进步学员参加，共产党员和进步学员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大家纷纷发言指出，投降反动派，跟蒋介石走，前途暗淡；参加革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前途光明。大多数人认清了是非，消除了顾虑，愿意跟着共产党去右江闹革命，但仍然有少数人坚持要走。
当天夜里，一些反动军官煽动学员携枪逃跑，投奔蒋介石。共产党员、进步学员闻声后马上行动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双方打了起来，张云逸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当时几颗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但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哄闹的人群一看到副司令，开始静下来。端着枪的，拉着马的，背着包裹的，一个个愣在那里。张云逸挺身站在闹事的人群中，用镇定的目光环顾了四周，然后说：“弟兄们，谁也不要闹了。想走的你就走，愿意跟我干的就留下来。不管怎样，听我说几句话总可以吧。”
他顿了顿，又说：“大家好好想一想吧，想一想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回家去，能安居乐业吗？自四一二大屠杀以来，何处不流血，哪里能安家？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如何养活自己的妻儿老小哇？投老蒋去，那是一条什么路？老蒋其人，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不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当炮灰？跟共产党走呢？共产党号召我们拿起枪，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才是光明的路哇！我不强迫任何人，更不会用枪逼着谁跟我走。但我还是想说，弟兄们啊，跟我到右江地区去吧，去壮大我们自己的队伍，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说到这里，有人激动地高喊：“张司令，我们跟你走！”接着，许多人都跟着举起手臂，他们的喊声在西乡塘激荡起一阵阵回音：“我们跟你走！”张云逸大喊了一声，“愿意跟我走的弟兄们，都站到这边来！”人群一阵骚动，大部分人站到张云逸身边，站到另一边的只是一小撮人，还有不少人在中间犹豫着。反动分子一看形势不对，有人“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站在张云逸这边的大多数人，都将枪口抬起来。
张云逸镇定自若地厉声喝道：“干什么？自相残杀吗！好，想开枪的就往我张云逸的胸口打！你们想过没有，这样做称了谁的心？我说过，跟谁走听其自愿，决不能强迫哪一个！”举起的枪都放下了，对面又有几个人走到张云逸这边来了，踌躇在中间的人也跟着过来几个。这样争夺了一阵，绝大部分都站到张云逸身边来了，大约是500多人。对方呢，只剩下100人左右。
第二天，张云逸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那些执意要走的人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最后这批人的枪被统统留下，然后得到了路费，各奔前程去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潮，就这样被果敢的张云逸平息了。同时，张云逸还积极作俞作柏、李明瑞的思想工作，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令两人非常感动。最终，俞作柏和李明瑞两位民主革命人士，在品尝到了失败的辛酸之后，痛下决心与共产党人携手同走革命斗争之路。
几天后，张云逸控制的大批军用物资被装上船，由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地下工作者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两岸陆路掩护前进。几天之内，几千人的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撤出了南宁，到左右江去开辟革命根据地。
10月18日，张云逸率领部队到达右江之滨的恩隆县平马镇，准备在这里作短期逗留，也就在这里他见到了共产党人邓小平。
刚坐下来，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个人也走了进来，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邓小平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大会师喽！”接着，他们研究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决定进军百色，将用不着的重武器和弹药疏散到东兰、恩隆的山区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时使用。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挥师到达右江重镇——百色。自从张云逸率领队伍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和策源地。
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委会，与张云逸他们一道，筹划武装起义和创建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整顿、充实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发给群众，以便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次会议考虑到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名义不便于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行政机构，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
张云逸首先行使督办职权，以行政长官的名义下发公文，在控制右江各级政权的同时，接管了财政，组织税收，把各县府的税款统统收缴到督办府。这样，一次便收到大量银元的税款，为武装起义筹集了数目可观的经费。
张云逸在认真抓紧原有部队整顿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招募新兵。他亲自上街对乡亲们宣传，“我们就是穷人的队伍，专门拿枪为受欺负的穷人出气报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右江地区各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会、农会进一步壮大，群众政治觉悟得到提高，青壮年纷纷报名要求到张督办的部队当兵，张云逸领导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以来。
这引起了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的仇恨。他们跑到南宁去求援，桂系军阀密令熊镐率领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到右江驻防，以对付革命群众运动，妄图消灭进驻百色的这支革命武装。邓小平、张云逸等获知这一情报后，果断地决定将警备第三大队全部消灭。
10月28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宴请”第三大队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在宴会上乘机将其拿获。与此同时，我党调集的奉议、恩隆、思林等县的农军，配合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警备第三大队发动突然袭击，不到几十分钟，就将驻平马镇的敌人全部缴械。第二天，张云逸又亲自带队消灭了第三大队驻扎在那坡的反动武装。智歼反动的第三大队计划的实现，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2月11日，在广西百色胜利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是中共继南昌、广州和秋收起义后又一大规模起义，并根据中央指示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七军。这一天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城镇居民五千多人聚集在广场上。驻百色的革命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肩扛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向广场。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起义领导人健步登上主席台。群众大会开始了，大会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并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主任。
同一天，平马镇也是一派欢腾。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并举行了5万多人的庆祝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专程从百色赶到平马，进行祝贺，并代表中央红七军前委把包着红布的工农民主政府的一颗大印授给政府主席雷经天。
百色起义的成功和红七军的诞生，标志着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开端。1930年2月，张云逸接到从左江龙州传来的喜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与此同时，经张云逸、陈豪人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广西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国民党反动统治受到了沉重打击，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有了新希望。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反扑，红七军损失惨重。张云逸与邓小平转战桂粤湘赣，粉碎敌人围追堵截，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目标。
1930年初，白崇禧组织军队向右江根据地反扑过来，由于敌众我寡且损失惨重，红七军前委决定，红七军主力向黔桂边境发展，进行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下就地坚持斗争。
2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一、二纵队共3000余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占怀远，入贵州，过苗山，抵榕江。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着相当多的军需品。张云逸得到消息，敌军主力在前线与湘军混战，城内守军不足千人。于是他率红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过去，解放了榕江城。
红七军在那儿休整了三天后，筹得军饷几万元，乘着敌人援军回来前携带战利品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回师右江。一场恶战之后，歼敌300余名，缴枪300余支，又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百色城。
经过3个月整训，红七军已兵强马壮，跃跃欲试，正准备开辟新的局面之际，一场劫难却悄然逼近。“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给红七军下达了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张云逸很担心：右江根据地急待巩固，红七军刚刚恢复元气，与敌主力相比，力量还很弱小，若要打大城市能行吗？对此，前委讨论时也有怀疑，但还是从组织上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进。
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连续艰苦征战了一个多月，攻四把，占长安，袭武岗，虽然打得英勇顽强，却因敌众我寡节节失利，一直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更不用说攻克一座大城市。而且伤亡、减员十分严重，许多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牺牲了，不少卓有才干的指挥员血染沙场。张云逸的心在滴血，指挥部队多次虎口脱险，而中央派来的邓岗代表，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打大城市，多次批评邓小平、张云逸有右倾逃跑思想。部队行至湘桂边界东安县时，已疲惫不堪，有的战士走着走着便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许多同志对邓岗的指挥意见产生了怀疑。在前敌委员的作战会议上，对行军路线问题仍然是争论不休。“我们再也不能盲目下去了！”张云逸斩钉截铁地说，他下定决心：攻打全州，回师广西。
1931年初，红七军不顾疲劳，夜袭全州后，稍作休整。前敌委员会要再次召开重要会议，此时，红七军已由1万余人减至不足4000人了。
张云逸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看看，这儿有湘军，这儿有桂军，远一点还有黔军，各条水陆要道上都有敌人堵截，我们现在弹药奇缺，伤亡惨重，走南也好，闯北也罢，都难以突破封锁，打柳州攻桂林，更扯不上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了。”
张云逸说的是实话，可怎么办呢？会场一片沉默。他继续说：“我们现在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路线，取道湘粤边境进入江西，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汇合。”张云逸的发言，得到邓小平与其他同志的支持。从此，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开始转战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