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所谓的“改革”，特别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刚愎自用，使红军丧失了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并造成根据地粮食供应的困难，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但他没有丝毫反省，反而于6月28日在新集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批判和斗争，趁此强化自己。
批判许继慎“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张国焘撇开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问题，片面夸大许继慎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张国焘等人还从对许的“批判”，煽起一股打击和排除异己的狂热，指责曾中生和余笃三对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不少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
许继慎尽管受到张国焘的迫害，却没有屈从张国焘的淫威。在军事上，仍然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继续和曾中生等坚持南下进攻的正确方针。他从各个方面阐明南下作战的正确性，再次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使张国焘不得不勉强搁置他的错误主张。会后，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许继慎又和曾中生一起找张国焘交换意见，进一步全面地陈述了他的看法，再一次尖锐批评了分局领导人动辄给人扣帽子和对待干部的宗派主义行为。
7月初，军委召开会议。在有关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上，曾中生、许继慎等又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红军主力南下，收复蕲、黄、广地区，以使红军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指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而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
张国焘无理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转而采取冒险主义，限令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并且强行作了部队东进、攻打安庆的错误决定。8月1日，红四军攻下英山县城后，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等军师领导干部，再次讨论行动方向。他们详细地分析、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一致认为南下浠水、黄梅、广济更为有利。而且收复这些地区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
于是，红四军的领导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举兵南下。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歼敌7个多团，生俘5000余人，连克浠水、广济、罗田等四个县城，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惊了九江、武汉之敌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恢复这一带的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地方武装，也解决了部队装备和经济困难。
但是，张国焘接到改变作战计划报告后，无视事实，连续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行命令部队立即返回。鉴于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和徐向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南下和东进的曲直是非。在红四军北返途中，许继慎等又积极提议召开大会讨论，辨明是非，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
9月4日，军部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上报中央分局，并呈报中央军委。《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进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迫撤军北返的错误。
红四军领导向中央军委报告同张国焘的分歧和召开鸡鸣河会议等，这本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张国焘对此却十分恼恨，他不顾事实，宣布鸡鸣河会议是“改组派”“起了伟大作用”的反党活动。在其把持下，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举行了紧急联席会议，认定“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会议错误决定撤换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作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前往，处理这一事件。军委会同时又发出命令，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许继慎“由陈昌浩相机处理”。
不仅如此，张国焘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于9月8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应当“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明眼人皆知，这两项决定是张国焘实现他所谓“彻底改造”根据地和红军的两手。
1931年8月初，收复英山后，许继慎奉命率红十二师留驻英山。此时，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其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其手下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携带其亲笔书信到英山交给许继慎。信的全文是：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訇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顾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九月十九日
这明显是敌人阴谋破坏瓦解我军的一个险恶手段，被逮捕的特务也供认不讳，但张国焘却有意抓住这一“把柄”陷害许继慎。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接连逮捕一批团级干部及后方的一些人员，其中有些人屈打成招。当红四军移师商城余子店时，许继慎和周维炯等高级干部一同被陈昌浩带领的政治保卫局逮捕。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许继慎被押到新集后，张国焘单独会见了他和曾中生，企图拉拢他俩。但许继慎大义凛然，坚持真理，宁死不屈。
9月中下旬，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赶到这里主持红四军的“肃反”工作，并以他为首组成临时革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他根据被捕特务的口供，捏造出一个红四军中的反革命“军事委员会”，诬称许继慎、周维炯等是委员，许继慎是主席。张国焘甚至还耸人听闻地宣称许继慎、周维炯策划了一个9月15日在武穴暴动的计划，诬蔑他们要抢枪，杀工农分子和共产党员，投降国民党，破坏红军和苏区。为了蒙蔽和欺骗红四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张国焘在敌特的那封离间信上大做文章，以此陷害许继慎。
张国焘等对许继慎大搞刑讯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将许继慎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但许继慎不为所动，他据实陈述，严厉驳斥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可是，张国焘仍利用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招认的假口供，甚至以荒诞离奇的编造，给许继慎加上许多罪名，并亲自在白雀园镇火星庙主持召开“公审”大会，企图以此逼许继慎就范。
会场戒备森严，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参加“公审”的，是各师团连以上代表，也允许一些群众进来观看，以示公允。
许继慎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头上绑着绷带，浑身血迹斑斑，灰土布军装被撕得一条条的挂在身上。与他同时被带来的，还有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其遭遇同许继慎一样悲惨。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当众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组织反革命九人委员会，企图暴动投敌和参加“第三党”、“改组派”等“罪状”，喝令许继慎交代。
许继慎怒火中烧，忍着巨痛，艰难地从担架上坐起来，大声驳斥：“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几十次大的战斗，大都取得胜利；在艰苦环境中，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建设中，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证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
句句是实，字字在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张国焘感觉如此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让人怀疑他的所谓“证据”，便敷衍几句，宣布将许继慎、周维炯以反革命罪逮捕，“公审”大会草草收场。
张国焘为了欺骗舆论，还宣传丑化许继慎的形象，无耻地诽谤许继慎是所谓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在城镇街头，到处张贴许继慎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拎着人头的漫画；在群众中，到处教唱以所谓许继慎投蒋被捕为内容的《许继慎自叹》等歌曲；苏区各处写满了“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
尽管张国焘造了大量反革命舆论，但慑于许继慎在红四军中的巨大影响，不敢公开杀害许继慎，“公审”后，又将其押回新集，关押在政治保卫局禁闭室内，继续对他进行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11月中旬张国焘借助于11月3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秘密地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此时的许继慎年仅30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许继慎的夫人王望春，也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所谓的“反革命阴谋案”，是鄂豫皖苏区史上一个罕见的大冤案，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它使整个苏区的军民大为震惊。张国焘却趁机在红四军掀起“肃反”狂浪，在根据地进行大清洗。他利用政治保卫局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捉人逼供，供了再捉，捉了再供，几乎把凡是和许继慎关系密切，特别是支持过许继慎或对张国焘不满的人，全被逮捕和杀害了，以逞其快。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1945年，许继慎的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七大时，中共中央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党籍，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蔡申熙少年家贫，入黄埔军校后，加入共产党，曾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一直寻找党组织，不受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等人诱惑，坚持革命。
1906年2月12日蔡申熙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几代贫农的家庭。参加革命后，因做党的地下工作，曾用名申熙、中熙、申西、升喜、中西、正西以及刘辑明等。蔡申熙家，祖父曾沿街乞讨，父亲蔡志廉带着全家人靠佃耕地主的庄田过活。由于自家没有一分田地，蔡家几次因地主夺耕逼迁，而搬家另佃。直到1911年他家搬到东乡花麦冲(现黄沙乡汤家湾村)，在这里租到1间草屋、8亩薄田，才算安定下来。
蔡申熙是家中长子，他8岁多的时候，家中虽然贫苦，仍节衣缩食，供他读了私塾，希望他能识些字，免得全家受人捉弄。蔡申熙天资聪颖，记忆特别好，每次所学的文章都能很牢地记在脑子里。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他转到花麦冲附近的上屋里初级国民小学学习。由于他聪明勤奋，连跳两级，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初小四年的学业。接着，升入王仙区永龙庵高级小学，两年后毕业。这时，蔡申熙已经13岁了，家里再也供不起他读书了，父母便让他停学谋生，以减少家庭的食口，并送他去学道士。
蔡申熙到了一个叫汤正生的道士家，主人没有教他学道士的行当，而是天天叫他放牛、喂猪，还经常挨打受骂。一天，他上山砍柴，脚板被野刺扎伤，柴比往日砍少了。回来后，汤道士大发脾气，用棍子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跑回家去。父母虽然疼他，但又盼望他学成后能操道士职业养家糊口，只得狠心地又把他送回了道士家。
不久以后，蔡申熙再次出逃，这次，他藏进深山之中，靠吃野果充饥，3天之后被砍柴人发现，将他送回了家。道士的营生自然是做不成了，家里便又送他去学“郎中”。没多久他又跑回了家，要求在家劳动，父母也就答应了。
蔡申熙读书的时候以成绩优异闻名乡里，现在他辍学在家务农，当地的老师和有识之士都觉得可惜，他们都出来劝说蔡志廉继续送儿子上学。可是依蔡家的情况，实在是无能为力。蔡姓族里长者，为了改变蔡姓在当地屡受大族欺凌的地位，想培养一个“为族争光”的后代，于是决定由蔡氏公堂提供蔡申熙的上学费用。就这样，蔡申熙得到继续上学的机会，他考取了醴陵县立中学，这一年蔡申熙15岁。
其时，五四爱国运动在湖南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方兴未哀。蔡申熙入学后，常参与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如抗议教会洋人的横行霸道，提倡国货，反对洋货，参加游行，发传单、写标语，进行街头演说等等，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寒假回到家他便邀集邓文仪等几个同学，先后在附近王仙镇、枧头洲等地，焚烧了几家商店的日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刚成立时，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其中心任务。1921年冬至1922年夏，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运工作，李立三也是醴陵县立中学毕业生，他多次从安源回到醴陵县中，向母校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蔡申熙的思想深受其影响并悄悄发生着变化。不久，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更使蔡申熙受到极大的震动。1922年9月，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路矿1.7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们联合起来，向资本家宣战。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资本家不得不屈服，工人们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安源大罢工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其相比连的醴陵，天天都有罢工消息传来。苦了豪绅大户，喜了劳苦大众，蔡申熙也感到极为振奋。他意识到学习决不能只是为了摆脱自家穷困生活，更不能是为了成为一个宗族斗争的继承者，而应该像安源工人那样，敢于向旧世界宣战，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为天下的穷苦人做一番事业。
1923年，蔡申熙与县立中学同学陈觉、左权、宋时轮、陈恭、王亚文、肖石朋等23人，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订阅进步书刊，定期组织讨论。他们还主办了《前进》周刊，宣传新知，鞭挞时弊，在当时醴陵知识界颇有影响。
这一年，蔡申熙的同班好友叶龙的父亲，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走狗、湖南省省长赵恒锡杀害了。叶龙的父亲在职于湖南省政府，时值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府，程潜任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以同乡兼好友的名义，写信邀叶龙的父亲赴粤工作。不料，信被赵恒锡查获，将叶父惨杀于长沙。封建“武人”统治必须推翻，蔡申熙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他决定作军阀统治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