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紧要关头，曾中生从党的事业着想，直抒己见。1932年12月9日，当部队到达陕西南部城固小河口时，曾中生同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商议，拟派人向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的问题，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以挽危局。后来因为与中央联系有困难，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他的意见。曾中生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的错误。
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只好于次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上，曾中生用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对张国焘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国焘为了缓和大家对他的不满情绪，耍起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意见，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而背地里，张国焘一直耿耿于怀，他下决心要伺机除掉曾中生等人。
接着，部队在陕西省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向川北进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北地区位于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南麓。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巴山地形险峻，寒冬冰雪封山，气候十分恶劣。红军经过长途转战，已是疲惫之师，加上缺衣少食，要翻越大巴山异常困难。
为了迅速到达川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曾中生随同七十三师行军，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讲解入川的重大意义。还特别注意深入群众，他亲自向群众问路，并给群众作宣传工作。
1932年12月下旬，红军出敌不意，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江)，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邝继勋任主席。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委。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委的任务》等重要决议，确立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封建势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2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这段时期，曾中生积极致力于建设政权，他做了实际深入的调查，了解川北人民在军阀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并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红军占领通南巴的消息传来，敌人大为震惊。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围攻通南巴革命根据地，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加以歼灭。为了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曾中生协助徐向前分析敌我双方的正反因素，决定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然后把握恰当时机进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的图谋。
按即定的反围攻计划，红军且战且退，有步骤地收紧阵地，逐步造成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空山坝战斗中，红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孤军深入之敌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敌军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近500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经过4个月左右“围攻”与反“围攻”的较量，红军越战越强，节节胜利，敌人伤亡惨重。在这场斗争中，曾中生深入动员和发动群众，协调徐向前指挥作战，为斗争的最后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川陕根据地开辟后，张国焘用“右派”的罪名监禁了曾中生。狱中，曾中生写下了《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红军的战略战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不交出曾中生，而以曾中生逃跑为名杀害了他。
6月23日，在通江新场坝，召开了中央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大会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省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有4个师扩编为4个军，即红四军、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共4万余人。10月下旬，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宣汉的南坝场、普光寺，随即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到此为止，红四方面军共5个军，很快发展到8万余人，在巴中市周围的12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7月初，曾中生写了《与川军作战要求》一文，仔细分析了四川地区大小军阀的情况。文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每一节的开头，都是四字一句的口诀。例如，叙述川军情况时写道：“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关于红军的作战要点，则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笔墨不多，但揭露了四川军阀的弱点，并概括出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优势。
8月初，他起草了《游击战争要诀》，在深入学习理论的同时，全体指战员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曾中生亲自深入连队、班排，组织官兵互相练习，对指战员提出更严格要求，定期进行考核和测验。对于干部，还增加了一项指挥艺术的训练。通过攀登悬崖、侦察、联络、射击、投弹、跑步、爬山、跳越障碍、紧急集合、实战演习等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广大指战员军事技能。
这个时候，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站稳了脚跟，决心“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便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打成“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报复，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人先后遭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同时，还将中央代表廖承志软禁起来，妄图一步步孤立曾中生。
8月初，陈昌浩在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大肆攻击曾中生，毫无根据地将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人指责为托陈派、右派、改组派。接着，张国焘又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给曾中生罗织种种罪名。他狂妄地制造声势：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并很快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将其非法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毫不屈服。由于曾中生影响很大，张国焘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手，曾中生遂被长期监禁起来。
牢狱中备受摧残的曾中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他回顾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的经验，写出了《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这部着名的军事着作，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全书约3万字，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驻军、战斗搜索注意之事项、与“围剿赤军”作战之要领、特种地形作战要点、作战要点等十个部分。他根据鄂豫皖反“围剿”的经验，系统总结出了十种反“围剿”战法：内线作战，各个击破；专击敌人联点；前进包围，后退包围；专于抄袭迂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围攻一点，消灭援兵；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布置大的游击战网；尽力发挥夜战效果；突出外线的攻击。同时，根据历来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十种“围剿”战法，从中找出了敌人战术上的弱点，提出了我们的对策。
这本书还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思想，书中纲要强调指出，鉴于反“围剿”已成为红军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的革命应“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迅速进到根本消灭‘围剿’的胜利阶段。”同时还有力地说明了由于红军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因而一定能够不断排除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书中指出，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故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蕴藏在群众中的力量是深厚伟大的，为此就要在战争中充分发挥群众武装的作用，以地方武装和红军部队密切配合的作战方法，把红军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使敌人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
关于持久战和速决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运用。在持久战法则中他提出要最后战胜敌人，须有持久的坚决准备。书中还强调部队要发挥机动作战的能力，反对分散兵力。指出“尽其飘忽不定之能事，避实就虚，用运动战的方法，才能获得消灭敌人的机会”，使敌人“疲于奔波无法应付”进而发展更大规模的阵地战。
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战法，曾中生明确提出，外线作战是和内线作战互相配合，决不是逃跑。显然，这是针对张国焘在鄂豫皖所犯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提出来的。
正如曾中生在书稿的前言中所称：“这本小册子编着的根据，是依靠着近代战斗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材料以及我们自己一部分的战斗经验。因为革命飞快的发展，红军迫切的需要，……即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之前。”这是他长期积累、思考总结出的成果，是一套较成熟的理论。
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于1933年10月初批准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发红军各部。此书的印行受到热烈欢迎，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组织指挥战斗的教材和依据，指导开展了一场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在拖着病体随军行动的时候，他渴望能和中央红军会师，并坚信中央领导人会正确地处理自己与张国焘之间的路线分歧。他和负责“监管”他的警卫战士成了朋友，常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他们谈心。后据当时在保卫局工作的陈明义回忆：曾中生“经常给我们讲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讲他听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听周恩来讲课的情况，讲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打汀泗桥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得着了迷。我就是在曾中生的教育下，开始知道了我们党早期的一些革命历史，懂得了红军发展到了今天，多么来之不易”！很多干部、战士听了曾中生的谈话，深受感染。战士们也很关心他，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不断悄悄地向他透露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
这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一个小战士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曾中生，他激动万分，仿佛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曾中生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当时党中央也知道曾中生已被张国焘非法监禁，就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中央揭发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就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也不许他同中央领导直接见面。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张国焘觉得再留着曾中生迟早要出问题。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卓克基草原的茫茫夜色中，张国焘让人用绳索活活勒死了曾中生。接着只听见几声枪响，有人大喊大叫着：“曾中生逃跑了！向敌人投降去了！快追呀！”这些人煞有介事地在山上搜来寻去。第二天，曾中生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张国焘的封锁，中央一直不知道曾中生被害的消息，在他牺牲后半年多，中央还电示张国焘一定要保全廖承志、曾中生二人的性命。
曾中生牺牲时，只有35岁，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民革命队伍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央为曾中生进行了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人民将永远铭记他。
左权1924年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屡立战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选送到莫斯科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左权，原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有一年春荒，左权12岁的三哥外出借粮，因饥饿无力滑进池塘淹死，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萌生了改革社会，消除社会不公的想法。
左权在8岁时，便出门耍讨米狮子，要了一点学费回来，母亲就送他进了私塾。中途因贫困几次辍学，17岁时才得叔父左铭三等资助，进了渌江县立中学。在县中，他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逐渐意识到改造社会的重要性。他曾和一些进步同学，积极参与了抵制洋货和反对教会的斗争。一次，老师在课堂讲述了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经过。左权听后，怒不可遏，即席挥毫，在自己的书夹板上写下“毋忘五九国耻”六个大字，表达了自己立志救国的胸怀。
1924年正月，左权与同乡张际春、蔡申熙等到广州报考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1924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的左权。军讲武学校，被录取，编入第一队。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熏陶下，左权积极要求进步，同年7月与蔡申熙、陈启科等20余人，创立了革命群众团体——莲社。意指与当时部队里一些腐朽的生活作风划清界限，立志出污泥而不染。在军校，左权文化程度较高，学习又认真，他勤学苦练，教官所讲示的各种军事动作，他都做得准确娴熟。每逢操练，区队长常指定他作示范演习，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10月，左权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在军事上受到了一次实际锻炼。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并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在黄埔军校，左权得以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书籍。在陈赓引见下，左权结识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鼓励他努力进步。
在党的引导下，左权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2月，经陈赓、周逸群介绍，他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在黄埔军校，他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和蒋先云等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