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敌军担任“围剿”的中路军10余个师采用中间突破的战法，由黄陂、东陂地区南进，企图攻占广昌，寻歼红军主力，其前锋已前出至广昌以北的甘竹、罗坊，而其后卫尚滞留在宜黄、河口一线，形成南北长达90公里的一字长蛇阵。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击其腰部——驻草台冈之敌十一师，再相机歼灭其余敌人。出击的队伍分为左右两翼，红一军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西北向东南攻，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为右翼队，从东南向西北攻。
3月20日子夜，林彪、聂荣臻来到红十师驻地，督促他们按时出发。拂晓前，红十师、红十一师进至草台冈西北的黄柏山下。此地为通向草台冈的必经之路，但敌军已经占领了制高点。林彪、聂荣臻准备等红七师、红九师到达，再发动攻击，以免兵力过少，反被敌人各个击破。但红七师、红九师迟迟未到，而红三军团已经打响。林、聂只好先命令红十师、红十一师向黄柏山发动进攻，但由于是仰攻，敌人疯狂反抗，红军久攻不下，两个师长陈光、刘海云负伤，红三军团一师师长彭绍辉被打断左臂。到上午10时许，红九师和红七师赶到。经过与李聚奎、耿飚协商，林彪决定由第二十五团正面佯攻，李聚奎带第二十六团，耿飚带第二十七团，从左右两侧绕上去，三面仰攻。敌人火力分散，红军冲上山顶，同敌人展开肉搏，残敌不支，都缴枪投降。
红七、红九师攻克黄柏山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对敌第十一师的分割包围，经激烈战斗，歼敌大部。此役终于击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采用堡垒主义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2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反映当时红一军团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防线太宽，兵力薄弱，缺乏弹药，工事不坚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易于被敌人突破，突破后工事又会为敌人所用，他们建议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3月中旬，红一军团攻南丰，在泰宁打新桥，均未得手。4月3日，林彪以《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他和聂荣臻2月14日电报的意见。
1934年6月，在执行军事保守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错误指导下，中央根据地北部龙岗、古龙岗、广昌等地相继失守，只剩下了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七八个县。就在李德的错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林彪突然在6月17日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他一反在4月3日给中革军委的信的观点，又肯定了他曾认为是“零敲碎打”的短促突击。
他一方面也承认，“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他又说，“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这个弯子转得有点异乎寻常，他何以会写这么一篇东西呢？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在五、六月间他和林彪曾有一次深谈，他约林写一篇文章，林答应了。李德还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
由此可见，林彪此文是应李德之请而作。至于迷惑敌人云云，那是李德的无力的辩解。从后来“左”倾错误领导者搞的“六路分兵”看，他们也并没有放弃短促突击。
林彪和聂荣臻率军在长征路上打先锋，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掩护党中央顺利到达陕北后，又攻占直罗镇，率军东征。林彪深受毛泽东器重，长征后成为红色黄埔——红军大学的校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0月16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从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出发，同红九军团一道作为长征部队的左翼，与由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的右翼，用血肉之躯组成一个甬道，掩护着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突破了第一、二道封锁线。不久，林彪又率兵抢占九峰山，并依托此山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粤赣路封锁线。
11月27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部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脚山铺一带，并指挥红三军团四师，掩护后续部队渡江。28日，敌湘军和桂军在飞机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红军发动猛攻，妄图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抗击敌军，激战一天，五团政委易荡平阵亡，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但是，带着5000名挑夫，扛着印刷机，就像是在大搬家的中央纵队却迟迟还未到湘江边，林彪着急了，11月30日，他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出，湘江西岸部队无固守的绝对把握，要求湘江以东部队机关迅速过江。12月1日凌晨，朱德乃给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要求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道路。这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最紧张时，敌人的迂回部队已经打到了军团部指挥所大门口。
渡过湘江后，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进行了突破乌江战役，1月7日，占领遵义。从1月15日至17日，林彪、聂荣臻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林彪发言很少，但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下躲闪腾挪，使敌人处处扑空，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渡过了金沙江。
在四渡赤水中，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参加了土城战斗，然后攻占桐梓，威逼贵阳，出击昆明。5月9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渡过金沙江，11月，驻扎在会理城外的大桥进行休整。尽管红军此时已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剿，林彪却仍然对四渡赤水中路走得多不满意，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提出部队应该走弓弦，取捷径，现在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搞垮。他要求让彭德怀作前线指挥，并寻求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的支持，但遭到拒绝。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的信，并严厉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举动。
会议结束后，林彪率一军团北上，指挥了飞夺泸定桥，随后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24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过草地。草地茫茫如海，难辨道路，找好向导成为通过草地的关键。林彪带了侦察科几个人随整个部队的前卫红二师四团行军。林彪对侦察科长刘忠交代，一定要善待请来的当地向导，照顾好他们的生活。9月17日，林彪指挥红二师四团攻占腊子口。9月18日，林彪、聂荣臻随红二师到达哈达铺以南之悬窝。19日，北上的红军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兼一纵队司令。部队继续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长征终点——陕西吴起镇。11月29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2月，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参加东征，5月回师。林彪、聂荣臻参加了在大相寺召开的会议，会议批评了红一军团一些干部的本位主义倾向。
6月，林彪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并随一科学习，毛泽东对办红大十分重视，将之称为共产党兴办的黄埔军校。
在红大，林彪同培训团以上干部的一科学员一道研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总结了在十年内战中的作战经验。
西安事变以后，红大学员毕业，陆续分配工作。中革军委决定任命杨成武为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杨过去一直做政治工作，希望仍然干老本行。军委仍坚持原任命，并委托林彪和一科政委罗荣桓同杨谈话，向他传授如何当师长，以树立其信心。
谈话主要由林彪讲，杨成武作了认真记录，后来还将这一记录给罗荣桓、刘亚楼、陈光看过。
谈话分为9个问题，即要勤快，要摸清上级的意图，要调查研究，要有个活地图，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要及时下决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他在讲要勤快，切忌懒时，举例道：“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
红军刚下井冈山，进占大余之后，林彪就曾疏忽大意，未看地形。敌人半夜来袭，只好“跑为上计”，部队遭到伤亡。林彪这一段话应该说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林彪说：“对于敌情、地形、部队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作是重复，实际上这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积累掌握的情况越多越系统，在战时，特别是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就越沉着，越有办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