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最早的文字是影评，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想写点文字挣几个稿费补贴家用，写什么好呢？最爱看的是电影，而且是便宜的、三轮影院都放过的电影，所以她提笔就写影评，她这样说：“陈云裳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讷的荡妇，只会执着酒杯说，‘你喝呀，你喝呀’，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这边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样子。”
《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影片《情谎记》改编，说的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贤惠的妻子含辛茹苦照顾丈夫情人肚子里的孩子，历经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堕胎。张爱玲说：“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以宗祠为重。”“导演李倩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情妇亲狎的、和平的、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中国人眼里的荡妇最后蜕变成这样一位良母，确实非常罕见，张爱玲称赞她为“稀有的朴讷的荡妇”，倒有几分传神，从来不曾有一位小三像她这样“朴讷”——我在网上下载过这部黑白老片，也可能是对白太少所致，这位妻子并不见得有多出彩。张爱玲说她“太孩子气了些”，这样的极致故事有轰动效应，就像张爱玲评论过的《梅娘曲》，丈夫去“台基”寻花问柳，总会下意识地想到太太和女儿会出现在那里，他和她们迎头撞上。张爱玲说：“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30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可怜的梅娘，应该称“霉娘”，被引诱到“台基”，碰巧在那里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就被他休掉了。
不必关心电影里的道德问题，比如丈夫可以拈花惹草而妻子就不能红杏出墙？也不必关心电影外男与女的地位悬殊，比如为什么男人可以花天酒地而女人只能忍气吞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女明星本身，陈波儿或叶秋心、黎莉莉或龚秋霞、王人美或李丽华、白光或陈云裳——梨花一枝春带雨，千朵万朵压枝低，张爱玲时代的明星才是明星。看过一张陈云裳旧照，模糊的斑驳的旧照片，她才14岁，一身缤纷霓裳，印证她的芳名：云裳——“云想衣裳花想容”，14岁的女孩应该过于青涩与单薄，压不住那一身华丽。但是陈云裳压得住阵，她从花团锦簇中出挑，洋气多过正气，早熟，迫不及待要绽放美艳。她演过无数电影，到了晚年仍喜欢系明亮丝巾，头上还戴着或朱或粉的浓艳鲜花，曾被《青春电影》票选为“电影皇后”。她也有后台靠山：与当红女星李香兰密切相关，而这个资本是无价的。白光就一无所有，她想做《桃李争春》中的女二号，只有孤注一掷，拿出全部积蓄5万元入股。后来证明白光没有看走眼，《桃李争春》上映后，“桃李”满天下，她也走起了桃花运——电影里她是“稀有的朴讷的荡妇”，银幕下她美艳妖娆风情万种。女明星都是弱智的，白光最后被男人所骗，神秘失踪——半年后又再度现身上海，备受追捧，成为上海滩一线女星。1949年以后她与周璇、李丽华、王丹凤等人来到香港，主演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一代妖姬从此替代了白光之名。后来在马来西亚夜总会一次演出中，她遇上了小她20岁的老板弟弟颜良龙，欢场上的一见钟情换来了30年的相濡以沫，最终在吉隆坡定居。
她死后，颜良龙为她建造起琴形墓碑，琴键上端刻着一行《如果没有你》五线谱，这是白光最爱的一支歌。按动琴键，她那几十载风情不改的歌声悠悠唱起。很多人来吉隆坡会找到白光墓地，人们没有忘记她，她演过众多风骚妖艳的美妇，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张爱玲笔下那个“稀有的朴讷的荡妇”。
心惊肉跳的奢侈
张爱玲从小喜欢模仿女明星，看到电影《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用丝袜结成绳子缚住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张爱玲说那是“心惊肉跳的奢侈”——那一年她才14岁。
那是1934年，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上海滩的女明星如烂漫山花，从胡蝶、徐来到白杨、英茵，从阮玲玉、王人美到陈波儿、李绮年，从陈娟娟、王莹到陈玉梅、叶秋心……她们是飞舞在黄浦江上的蝴蝶，也是生长在上海滩头的香草。也正是因着这些电影明星的点缀，后人才会看到老上海的五彩缤纷、十里洋场的华丽炫目——女星们的曼妙倩影就是张爱玲少年梦想的翅膀，她后来果然成为明星式的女作家，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星们交往颇多：某次游园会上，她与演唱《夜来香》的女明星李香兰相逢，两个名女人还在一起合影留念。
当年上海滩的女作家其实也等同于电影明星，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广为人知，因为她们有作品出版，读者阅读后自然对她们的一切心知肚明。女明星呢？她们当然也有作品，她们的作品就是影片，也就是声光音色合成的“西方影戏”。正是上海滩众多女星影响了上海女人，生在上海的导演王家卫是广东人，他后来遗憾地说：“小朋友妈妈都是上海女人，走出门来好精致，我妈妈是广东人，她上街就穿睡衣睡裤。”同为导演的关锦鹏这样说：“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的女明星和现在的不同，那个时候的女明星很有神秘感，简直像女神一样，我小时候太迷上海拍摄的这些老电影和里面的女明星了。所以我后来拍女性时就会不自觉地把她们塑造成那样。”
女明星群芳争艳，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在上海滩悄然出现，她们之所以广为人知，除了电影这种媒介外，报纸杂志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张爱玲时代各类杂志多如繁星，有女性、电影、少年、文学、汽车、养生等十几类，外加众多晚报、小报。报刊的空前繁荣从精神品位上将上海从一个农耕小城镇带入了有世界视野的现代大都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才看到众多独立的新派知识女性，比如苏青以办杂志为业，张爱玲以写作谋生，张茂渊甚至成了电台DJ和电影院的翻译，靠耍嘴皮子挣钱。风光无限的还是那些女明星，由于电影杂志的普及，她们的花边新闻成了市民的下酒菜与私房话。当时刊载女星绯闻八卦的电影杂志就有《电影生活》、《时代电影》、《电声》、《艺华》、《电影画报》、《新影坛》、《中国电影画报》、《明星》、《银色》、《影迷画报》等——每一种都用从国外进口的机器彩色印刷，售价昂贵。所以张爱玲与炎樱常常在报摊只翻不买，因为那实在是“心惊肉跳的奢侈”。
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
张爱玲多次看电影的国泰电影院，现在还耸立在淮海中路和茂名南路交叉口，它原名叫国泰大戏院，曾做过日本人的养马场。张爱玲之所以对它情有独钟，是因为当年国泰以外国原版电影为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删剪的。在小说《多少恨》的开头，她就用精细的笔触描写过国泰电影院：“现代的电影院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是淡乳黄的，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经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她看看表，看看钟，又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走到售票处，问道：现在票子还能够退吗？卖票的女郎答道：已经开演了，不能退了。她很难为情地解释道：我因为等一个朋友不来——这么半天了，一定是不来了。”这时候男主角出场了，为了这张多余的电影票，爱与恨又开始在银幕下上演。
张爱玲和姑姑常常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姑姑多次出国，原版的电影更符合她的欣赏习惯。张爱玲外语极好，曾考取过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生，还是远东地区第一名，想来听原声对白也没什么障碍，看完电影正好和姑姑到对面的老大昌吃蛋糕与面包。
从国泰沿茂名南路往下走不远，路口有一家兰心剧院，这个剧院倒是常常演出话剧，当时叫文明戏，于伶的《女子公寓》、曹禺的《日出》均在此上演。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亦是在此排练，她经常过来看。有一阵子，她姑姑在大光明电影院当翻译，张爱玲常常不花钱蹭电影看。无论国泰、平安戏院，还是新月、大光明电影院，上海高档的电影院都在租界。租界里的影院很早就有，几乎与世界无声电影同步发展，因为外国人多，所以上海的电影院永远不缺观众，看电影也是上海有闲有钱阶层的休闲娱乐。由于观众越来越多，1920年代末期，影戏院忽然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上海滩冒出来，1928年的百星影剧院，1929年的福星戏院、巴黎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到了1930年，几乎每个月就有一家戏院开场——与此同时，上海的电影明星也如风吹桃花，一下子开得满树满枝。
酷爱电影的张爱玲自然不会对这一新时髦熟视无睹，她不但参与其中，发疯似的观看，还将戏院作为小说中重要场景——《色戒》里的平安大戏院就是这样，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描写的：“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行刺失风后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混过了关。跟他一块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
其实，“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的不是平安戏院，应该是新光电影院，新光电影院正是那种灰红与暗黄的二色砖砌成的外观，远远看上去，像阿拉伯民族的粗毛地毯，所以张爱玲形容为“针织粗呢的温暖感”，这感觉逼真又准确。新光电影院在宁波路上，从这里步行到黄河路张爱玲居住的卡尔登公寓不太远，她和姑姑逛着逛着就到了。
为了能看上好电影，张爱玲更远的地段也会跑过去，虹口外国人比较多，张爱玲常常去看电影。她在《谈跳舞》中曾详细描写在虹口大戏院看电影，她这样说，“有一阵子我经常在虹口大戏院看电影。”虹口大戏院后来做过文化馆，在近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已被拆除了。
张爱玲说“现在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那个时代的电影院非常豪华。看过一份资料，当年大光明电影院开张时，除了装潢富丽堂皇外，还设有茶室与酒吧，另有专门的侍候室，同时有美丽亲切的中西女郎当招待。最最特别的，还聘请欧美着名乐师组成乐队为默片伴奏，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电影院呈现的是五光十色霓裳鬓影的夜上海，是现实高度的浓缩与优美的剪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