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以及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做主角。”经张爱玲的点拨，“柴凤英”便鲜活生动起来，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长长的瓜子脸，眼睛很大，帮哥哥收收药房里的账，守了一辈子寡的妈妈求亲告友帮她介绍开洋行的老板，她却私下暗恋对过书店新来的伙计，穿青布长衫，沉默寡言，下班后总是闭门不出，呆坐在二楼看书，累了，推窗远眺，一眼就看到对面的柴凤英——这样的联想无边无际，足够张爱玲写一本把女生弄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通俗小说。张爱玲擅长这样的故事，《半生缘》便是，三流文笔，滥俗故事，迎合的是小市民的口味，张爱玲自己很瞧不起自己，认定自己只是三流作家——她的定位其实与她的兴趣爱好有关，别的作家可能端着架子，一开笔就是宏大的场面与架构。张爱玲不是这样，她是琐碎的庸俗的，女佣或老妈，晚娘或继父，弄堂娘姨与亭子间阿婆，公寓先生和老洋房太太——柴凤英三个字正合她的胃口，更何况她是标准的小家碧玉，当然也包括“茅以俭的酸寒”，这样的男人往往是个老好男人，他不会有“通俗的故事”，他的日子是绵长的，用张爱玲的话说，“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日光”。这样的男人不会是振保那样的凤凰男，用张爱玲式的绝句来形容，就是像一只“白铁小闹钟”，这种白铁小闹钟式的男人是内敛的、本分的，他不会入柴凤英的眼，当然更不会入张爱玲的眼，尽管她对他们抱以同情——就如同张爱玲只会看上花心的胡兰成，却不大瞧得起老实、本分甚至有点木讷的导演桑弧一样。她是编剧，桑弧是导演，两个人合作得那么好，琴瑟和谐、电影热映，重要的是桑弧暗恋张爱玲，有朋友极力撮合这一对才子佳人，但是开口说媒，张爱玲大摇其头，忙不迭地说：“别说了别说了快别说了——”那意思是不可能的，提都不用提，太过于荒唐。在她心里，从前到后，大约也只有一个胡兰成，她这样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她同样也说过：“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张爱玲以人名测命运曾经让我非常认同，人名其实大多反映了父母的理想，穷人家的孩子多半叫周根宝李有财，盼儿子的就叫陈招弟王进男，爱党爱国的取名朱卫国刘心红，崇洋媚外的就叫陈莎莎朱曼丽。有一位作家叫钱锺书，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又钟情读书。南京作家苏童本名童忠贵，听起来就老实本分，学习好，见女孩子爱脸红，打幼儿园起就当班长。汪曾祺，小城里厚道人家子弟，不大富大贵，却知书达理。其实她张爱玲这个名字就如她笔下的柴凤英，也是俗到家了，拿张爱玲与桑弧配对，就像拿柴凤英与茅以俭相配，应该是绝配——绝对的错配。
尘埃里开出的花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女人投以不屑，为什么？她们总是对爱情投以朝圣的目光和全部的幻想，这几乎注定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最后生不如死，实在是自找。无所事事的小女人可能在潜意识里将爱情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然而，像张爱玲这样的大女人也视爱为生命，就让人百思不解——
对于张爱玲这一类型的女人，爱情对她们来说就是犯贱，老谋深算的男人，就是以爱情为借口来对她们的身体与心灵进行摧残与伤害，可是女人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也可能是不想自拔。其实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目光虽然比不上B超，但是看破男人的小花招小伎俩还是可能的，她就这样说过：“男人若爱上女人，如发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光环。光环的美丽让他陶醉其中，他为她献出了很多的温柔，女人被男人的温柔所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献给了男人，终于这个光环紧紧地套在自己的身上——”有理有据，脑子还没有化成一坛糨糊，为什么要飞蛾扑火般地投进有家有室的老男人的怀抱？是着了魔法还是中了蛊惑？某日胡兰成在她面前提到《天地》上的那张相片，她当即便忙不迭地取出赠给他，背后就写了那一行后来广为流传的文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接了照片，后来颇为自得地写道：“她这送相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是端然接受，没有神魂颠倒。”
一个巴巴的相送，一个端然接受，两个人在这场爱情中的位置便一目了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你自以为懂得胡兰成，所以大发慈悲之心，甚至希望全中国的适龄女青年都对他好，都来爱他，这也太便宜了这个男人。问题还在于，你对你面前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到底懂得多少？也可能是为自己干着急，因为先前她也这样说过：“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看是看得很清楚，可能是脚穿高跟鞋的缘故吧，目光也很高远。但是一旦事到临头，还是忍不住要犯贱——这几乎是女人屡见不鲜也屡教不改的老毛病。话说回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生存之必需，犯一次贱也是值得，爱情在她们那里同样也是个借口，一个美丽的谎言——拿结婚证书做一张抵押单，唯一的意义便在于赚取一份生存的物质基础。为此，《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嫁给了香港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倾城之恋》中的她与他在婚姻城池中大战，终于以她攻破他的堡垒而告捷。像《心经》中的绫卿是“人尽可夫”，《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是“心如公寓，谁都可以住”。张爱玲自己稍稍超脱一些，因为她有一支笔，可以不问男人要生活费，她与胡兰成分手，前提也就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她看得很开，“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有这样的理解最好，所以——别指望尘埃里能开出花来，即便尘埃里能开出花，也是一朵脏污的野花。
晚唐的蓝色的月光
《小团圆》的开头张爱玲这样写：“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30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心上。”
“晚唐的蓝色的月光”，是张爱玲的月光，它独独属于张爱玲，朦胧的幽美的略带神秘的光芒，应该是光晕，静静地照着阳台、栏杆。寂寞的张爱玲，半个身子浸在这一片蓝色中，晚唐的颜色，颓废、迷惘，是马吉德·马吉迪的“天堂的颜色”，或者是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是张爱玲的颜色，它可能并非来自窗外的明月之夜——“明月”完全破坏了晚唐的意境，它应该来自张爱玲受伤的心灵。她能看到晚唐的月光，她的心会在偶尔的刹那，随月光回到晚唐，回到忧伤的疼痛的晚唐，回到李商隐、温庭筠青袍下，还有张祜——张祜的“何满子”便是疼痛与悲伤，好像痛过了头，不如他的“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的意境，这是典型的晚唐意境。
张爱玲的天才在于，她能从最平常的细节里发现惊心动魄的美，然后再用妙言绝句说出来，《金锁记》里这样写香港：“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屋外的寒风有三个音阶，这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听着屋外高低不同的“喔——呵——呜——”，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狂风便生动形象起来，像一个怪兽，青面獠牙，血盆大口。香港地处南国海边，会有这样的寒风？不太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来自心境，来自张爱玲或白流苏的心境，三个音阶高低不同，“喔——呵——呜——”，命运咏叹调，所以张爱玲紧接着写道：“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三个音阶的风总让我联想到八个跳舞的音符，张爱玲的“跳舞的音符”。那时候她很小，大概只有八九岁，母亲和姑姑回到中国，在国外见惯了时髦洋派的大场面，不想让张爱玲变成保守的旧式小姐，要将她改造成西洋格调的淑女，方法之一就是让其每天练习钢琴。她的手很小，很白，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张爱玲一弹就是一个下午，奇妙的是：“弹钢琴时，会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是幻觉，也是超越常人的联想，天才的禀赋是上天的恩赐，她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钢琴家，但最后并没有成，这可能源自学钢琴时外籍老师的一次偶然的发怒，就像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而最终并没有成功一样，可能是与弟弟偶然的一次撕画有关。所有的不成功是命运在堵住她的出路，命运是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它就是要让她走投无路，最后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穷得口袋里只有一支笔的时候，只好往写作路上奔——这个时候，那些奇特的灵性全都古灵精怪地从她脑子里蹦出来，在她的文字间“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于是，我们在多年之后便拥有这一片“晚唐的蓝色的月光”，还有那个怪兽，它躲藏在黑夜中，发出无休无止的“喔——呵——呜——”。
婆媳是一对天敌
家猫与老鼠是天敌，公鸡与蜈蚣是天敌，老板与员工是天敌，“婆婆与媳妇也是天敌”——最后一句是张爱玲说的，张爱玲甚至还说过更刻薄的话：“所有的女人都是敌人。”
有时候张爱玲可能仅仅是说说俏皮话而已，她自己也未必将这些话当真。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文字就像她豢养的鸽子，早晨开笼放出去，黄昏朝屋顶上撒一把小米或高粱，鸽子又呼啦啦飞回来——这样的本领让胡兰成深深折服，他这样说过：“爱玲的聪明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但我真高兴我是与她在一起。”与文字日日耳鬓厮磨，贴心贴肺成知己，手到擒来的妙处就是写作时绝妙文字会嘻嘻哈哈打闹着从她笔下蹦出来，比如说“婆媳是一对天敌”或者“所有的女人都是敌人”，虽不免让人难过，可是难过之后，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回味，尽管这余味有点苦涩，甚至血腥，我们不禁摇头斥责她“太过分了”，可是婆婆与媳妇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难道不是这样吗？
天敌的意思就是天然的敌人，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之间命中注定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会成为敌人，像家猫与老鼠、公鸡与蜈蚣、老板与员工、婆婆与媳妇——这是生活本身给予张爱玲的人生经验，慢慢累积到一种厚度，便在写作中脱口而出，成为警世格言。严格来说，张爱玲在大陆并没有做过人家媳妇，在她上头也没有婆婆，即便后来在美国与赖雅结婚，好像也没听说她有婆婆。无论赖雅或胡兰成，张爱玲与他们的夫妻关系是松散的，更像同居——与胡兰成那一段可能连同居都算不上，昏头昏脑、糊里糊涂的，像夫妻不像夫妻，像情人又超过情人，半偷情半不偷情地厮混了一段时日。张爱玲的婆媳是天敌之说来自于后母与继子，她从小在家受够了继母的气，那种经历刻骨铭心，后来在写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时，不无怨毒地说：“‘这点子工夫还惦记着玩，还不快触祭了上学去！’她叱喝，那秀丽的刮骨脸凶起来像晚娘。”
真是一张可怕的脸，本能的恐怖，天然的敌意，是一张让人绝望的脸，张爱玲受够了这样的刮骨脸，后来在小说中多次描写，以发泄内心对继母的愤恨，在现世不能复仇，只能在想象的纸上——虽然不免可怜可叹，终究可以出一口恶气。对人性之恶她早就了然于心，她这样说过：“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四岁就怀疑一切，这样的天赋应该来自于晚娘。从另一个角度说，她也应该感谢晚娘——是晚娘的刮骨脸给她的人生一个切口，切入一团乱麻的生活内部，将血淋淋的真实展现给她看。如果父母恩爱、兄弟亲如手足，她如愿以偿地嫁了个帅气多金还痴情的振保一样的凤凰男，整天泡在蜜糖罐子里，她还有能力有机会看到人性的黑暗？文章憎命达——命运既凶残又慷慨，它一手从你这里拿走一只苹果，另一手又送给你一只香梨，苹果就一定比香梨好？那倒不一定，看你想要的是什么？人生的不完美让我们包容与通达，抵达这种境界，那就把“婆媳是一对天敌”当笑话。
人生当然不是笑话，人生是什么？当然不用我来教张爱玲，她少年老成时就这样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女娲补过的天
张爱玲有一次毫无来由地这样说：“中国是个补丁的国度，连天空都给女娲补过。”
张爱玲与胡兰成在一起，常常是“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两个人一个淹然百媚，一个满目荒愁，前世今生浮花浪蕊蹁跹而至。胡兰成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是说话说不完，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内心懊恼。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说，但爱玲喜欢这种刺激，像听山西梆子似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而且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什么，爱玲亦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胡兰成笔下的功夫其实不让嘴头上功夫，虽然不免“胡说”，但是挺能蒙人。比如《今生今世》开头第一章《桃花》，头一句是：“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这一句就让人犯迷糊，想半天想不透道不明，却又让你喜欢，喜欢他这样胡说。桃花要画得动起来才难，谁画的桃花不是静？连任伯年的桃花和吴昌硕的桃花都一枝一枝静在那里，但胡兰成一部砖头似的厚书就这样起头，让你惊心。又如《胡村月令》第一句：“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对竹的爱意。”妙极了，这个头开得与众不同，像《古诗十九首》的开头，让人无法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