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商界中，百龙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孙寅贵就是一个善于把握时事的人。当孙寅贵的企业生产出亚都加湿器和百龙矿泉壶后，这些产品在各大城市迅速旺销，“火”得不能再“火”。而就是这时，“不安分”的孙寅贵开始考虑向其他领域投资了。他苦苦寻找着投资机会，就在青岛，他发现了这个机会。
青岛是一个有着良好投资环境的城市，它有一个黄岛经济开发区。为了使黄岛经济开区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山东省及青岛市已经投入了40多亿元人民币对其进行开发。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前来投资办企业。
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愿意来黄岛投资的客商却不是很多，所以黄岛的地价也就一直没有能升上去。
孙寅贵知道这个消息后，赶紧四处打听，探询缘故。后米，他打听到了客商们不愿意到黄岛投资办企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交通不方便，从青岛到黄岛中间隔了几公里的海面，每次轮渡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如果碰上大雾天气就可能连续四五天不能通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谁都不愿意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区投资。因此，许多原来对黄岛有兴趣的客商纷纷退步抽身，不想在那里投资了。
孙寅贵得知这种情况，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想法。他想到的是，如果青岛政府已经在黄岛投下了40多亿元的资金，就决不会对此撒手不管，早晚会采取一些对投资有利的措施的。
根据这样的判断，在1992年初，孙寅贵毫不迟疑地拿出二百万元资金买下了3．3公顷土地的使用权。
就在这时，伟人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精神已经得到传达，各地政府纷纷做出大力推进改革的行动。青岛市委书记也宣布，要将处在闹市区的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拍卖给企业，建成商业中心，以促进青岛经济的发展。
看到这一系列现象，孙寅贵心中暗喜，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步子迈小了。亡羊补牢，永不为迟。他赶紧与青岛市有关部门谈判，又签下了购地6．6公顷的协议。
想他人之所未想，见他人之所未见，行他人之所未行，是人们获取成功的一大秘诀。正是凭借这一条，人们才可以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利用机遇。
孙寅贵好象能掐会算一样，就在他签下了购地6．6公顷协议后不到一个星期，《青岛日报》就报道：青岛市决定修建由市区到黄岛的海底隧道。这一消息传出后，黄岛经济开发区变成了一个经济热点，它的地价一升再升。而孙寅贵因为早就签订了协议，他按着当初很低的地价用五百万元购买了6．6公顷的土地使用权。
就在孙寅贵在青岛市政府办理购买手续时，有一位商人表示愿意用两千万元的高价把孙寅贵6．6公顷的土地买下来。而孙寅贵却回答道：“对不起，你就是出三千万元的大价，我也不会卖的。”
人们不禁惊愕，这个孙寅贵也太不知足了吧，五百万元的东西一转手就净赚两千五百万，这时不卖为了哪端呢？此时不卖又更待何时呢？
然而企业家毕竟是企业家，他们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不为眼前利益所打动，因为他们要成就大事，并不是只追求衣食无忧。
这时候孙寅贵不卖那块土地，是因为他又捕捉到了一个政治信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邀请了韩国外相，在近日即将来中国访问。孙寅贵非常关心这件事，因为他猜测，韩国外相访华，两国关系很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可能建立外交关系。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地理位置上与山东半岛最接近，而青岛又在山东半岛的最佳位置上。正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才限制了韩国人在山东的投资。如果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青岛就必然会成为韩国商人最先要在中国抢占的滩头阵地。
又是正如孙寅贵所料，韩国外相来了北京，没两天就谈妥了建交问题；签订了建交公报，而且卢泰愚总统不久后也将访华。
消息传出后，黄岛的地价可以称得上是日新月异，一涨再涨。孙寅贵那块花500万元买来的土地，现在至少升值为6000万元了。
从孙寅贵购买黄岛土地这——案例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政府行为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重大影响，可以看到政治信息的巨大作用。
政治本身具有复杂性，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更加纷繁芜杂，真实的信息与虚假的信息交织在一起，让人真假难辨。企业家如果按照虚假的政治信息决策，可能会赚不到一分钱，甚至会发生投资错误，最终血本无归；如果按照真实的政治信息决策，则有可能使自己的资本成倍增长，一夜之间成为豪富。
辩别出真假政治信息就是要透过政治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发展的最后态势，并以此来做出正确的决策指导自己的各项行动。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就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1966年底，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到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一时间香港人人自危，许多有钱的人士纷纷移民，并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多处物产的李嘉诚自然也忧心忡忡，他通过多种渠道，密切关注事态的动向。他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的关系。作为资产者，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了，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玉石俱焚，自己的物业就会立刻变成一堆废物。但他想：如果中共要以武力收复香港，早就在1949年解放广州时就可以一举为之，何必观望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中共决不希望香港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后，李嘉诚毅然决定：人弃我取，趁低吸纳。他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大举兴建物业。
许多人不理解李嘉诚的举动，有些居心叵测的人甚至在等着看李嘉诚破产身败名裂的笑话。
1970年，香港趋于稳定，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十二万平方英尺，发展到三十五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为三百九十万港元。
敏锐的洞察力，往往给企业家带来无尽的财富。看透各种政治假象，看清事态的发展，正是企业家敏锐洞察力的体现。
就是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李嘉诚看清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形势，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地产，并大量兴建物业，成了这次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在这场商业贸易中，谁能怀疑李嘉诚独到的政治头脑呢？
实例三：抱势取利，路路皆通
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狗仗人势”，仗的就是力量，“势在必行”看的是走向。蓄积起来的力理为势，比如百米之高的水库，比如云雾缭绕的山腰悬起的弩木，比如高塔上吊起的打桩机。找到走向的道理也是势，四两搏千斤，比如疱丁解牛。古人说：“理有所至，势所必然。”
中国古人对势的分析很多，也很精到。
孙子在其兵书中讲：“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陶朱公说：“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时代表着势，因此他还说：“从时者如救火追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将转化，后将悔之。”
白圭讲得更明白：“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时至就是势存，看得到这一点的人要“蹶而趋之”，要如猛兽鸷鸟捕食，“唯恐弗及。”
在胡雪岩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他十分注重借势经营，“与时逐”。在他的商业活动中，十有八九是围绕取势用势而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势用势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张扬自己的势力。
于此，胡雪岩有自己的一套商业理念，即“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要求利，要取势。”
胡雪岩所借取的“势”主要四股，他说：“官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江湖的势力，我都要，这三样要到了，还不够，还要有洋场的势力。”
首先，胡雪岩借取的是“官势”。
不惜丢掉职业换银票资助王有龄，送美妾阿巧给何桂清，在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等等，使得胡雪岩在官场有了。“官势”。
同样，撇开社会和政治的原则，单从商人谋利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最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处处可见官与商结合的事例。或者说，商业与政治势力结合与运用的事例。
比如说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红色”即官(势)，“资本家”即商(势)。
又比如，现在有好多半官方基金社“慈善”机构，国外资本家趋之若鹜。大批资金涌入都是有条件的。需要接受基金的机构代他们疏通某些关系，这需要疏通的便是官(事)，目的还是为商。只是现代社会做法越来越隐蔽，给人一种在商言商、商政不干的表象。不过，这假象着实瞒不住每一位能一手通“官”的人，只要有官可取的地方，便有商人在行动。单就商业自身的利益来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胡雪岩长袖善舞，层层投靠，左右逢源，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在官场上的所为，只是胡雪岩取势活动的一部分。光有官势，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完善的境地。
胡雪岩借抱的第二个“势”是“商场势力”。
胡雪岩借抱商场势力的典型一例是在上海，他垄断上海滩的生意，与洋人抗衡，从而以垄断的绝对优势取得在商业上的主动地位。在其中，更加显现了胡雪岩的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起初，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这么一来，洋鬼子非服贴不可。
而且办法也有了，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