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出现了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当然，我们更应清楚，在诸多因素中，对时机的选择与吧握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说是我们“乘势”的灵魂，这就犹如我们平常发表对某件事情或对某件事做一个决策的看法一样。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与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场的行事中，即使你是一个身位显赫、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是你的意见很富有科学理性、意见绝对正确、决策十分果断准确，如果你想让你的意见或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你也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乘着“势”而发。否则，说早了没用，说迟了徒然自误；说的场合不佳，效果不大，甚至带来负作用。这就是“势”的作用。
胡雪岩能够成就一生，在许多场合、事件中游刃有余，就是因为他是一名“乘势”之高手。
在中国这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交通运输、矿山油田、土地等等这类产业和物资从前都是国家所有的，以交通运输来说，铁路、公路、船舶、飞机，这都在国家手中控制。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这些公共设施式的生产资料才开始向私人管理者开放，多以租赁形式出现。比如租公共汽车的，租火车的，但租飞机和租航线，在中国还绝无首例。1991年7月，一个温州苍南县的农民打破了这个首例。这个农民不足30岁，名叫王均瑶，十几岁就开始在码头上南北闯荡，贩卖生意。其中他在湖南长沙生意厮熟。由于往返温州与长沙交通不便，王均瑶萌发起包租飞机的念头，这实际上是包租了一条航线。从温州至长沙；从长沙至温州，每周两个班次。王均瑶经过慎重市场调查，也与两地民航部门谈妥条件。于是这条温州至长沙的包机航线便告开通，成了中国民航史上个人包租飞机和航线的先例。
王均瑶以他所在的苍南县金城实业公司与湖南省民航局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主要内容是：客源由苍雨金城公司负责，每次航班付租金1．7万元，盈亏俱由金城公司承担。湖南民航局则提供一架安24型飞机，每周往返两个航班。温州民航站运输科也与王均瑶签订了地面保证协议书，负责售票、值机、安检以及温州市区至机场的旅客接送诸事务。
1991年7月28日，王均瑶包租航班和航空专线成功后，他便进一‘步扩大他的这个成果。1992年4月5日，王均瑶注册了一个公司，取名叫“苍南天龙包机公司”，注册资金60万。苍南天龙包机公司开业后，很快又开通了上海——温州——上海，上海——黄岩——上海两条包机航线。此后王均瑶更将包租业务蓬勃发展起来，先后与国内6家民航公司开辟了10条国内客运包机航线。在这些包机航线中，要数温州至昆明的航线最长，全线1818公里，运行的是波音737大型客机。从温州直飞昆明只需2小时40分钟。至此，王均瑶的苍南天龙包机公司已形成丁温州至全国的航空交通网。到1992年7月，王均瑶将原先的“苍南天龙包机公司”更名为“温州天龙包机公司”，注册资金也由原先的60万人民币增至200万人民币。
王均瑶从一个卖荒货的农村小伙子，跨进了体面的大老板行列。王均瑶的商业成功，在于他能看出专有航线的商业价值，也能看透国营民航经营不善的根本原因。王均瑶参透这二二者并乘改革开放之“势”，才敢干善干，最终能够商业盈利。
实例二：把握时事，堪称商场“英雄”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
其实“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时势是英雄出世的前提与环境，它只为英雄的出世提供了可能性，而英雄要真正成为英雄，他则必须能够驾驭时势。胡雪岩成为一代红顶商人，倍受世人崇拜，就是这个理论的深刻印证。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其成功奠定了一个前提环境。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因此而固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廷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廷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国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火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吏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旨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时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廷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款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廷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作统治基础，晚清政权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朝廷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仗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官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人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由此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晚清的那个时代为胡雪岩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社会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雪岩就能成功。更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够把握这个时代中的政局变幻、时事变迁。这一点正是胡雪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表现在对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是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商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另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由上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事、时局有其独特、老练的应对之策。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对时事的驾驭如何直接决定着其事业的成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