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认为，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
范蠡创办的永安余堂之所以声名卓着，也在于遵循“诚信为本”的商业宗旨，取信于民。
商人就要讲商业道德，其诚信乃商业道德的题中应有之义。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业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由善与恶、公与私、正义和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几种道德范畴为标准。
永安余堂创立于公元前478年，为讲求制药质量，专设金锅银铲炼药器具。在药堂的营业厅内挂有两块巨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贰价”四字，另有一块面对柜台，上刻范蠡亲笔手书“勿欺”二字，旁边有一段小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两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永安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永安余堂“雪记”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的代号，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
范蠡当初创办永安余堂，虽起于齐楚之战所需要成药及药材，数量极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甚巨，而且亦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当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营业鼎盛，大为赚钱。
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范蠡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由于当初存心大公无私，物色档手的眼光，自然不同。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就高悬着一副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
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亦是如此，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刻刻顾及药的品质。最后当然要能干，否则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这样选中的档手，不必在意东家的利润，会全心全力去经营事业，东家没有私心，也就引不起他的私心，加以待遇优厚，亦不必起什么私心。
和范蠡的丝行、钱庄里的档手、伙计比起来，范蠡在永安余堂树立了商业的良好规范，回报的是店员的一片诚心和热情。范蠡自身也感悟到，商业上若没有恪守良训，必不能有长远坚实的发展。
在已经开始出现困难的时候，范蠡还大包大揽，答应为苴子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一件是为他买粮。
境况如此不好，本来范蠡可以向苴子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自结识苴子之后，他在苴子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苴子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苴子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决不甘心。
范蠡在对苴子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可以让我们感佩：
第一，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范蠡结识苴子，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苴子作为可以利用、倚靠的官场靠山来“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多多。但是，他也决不仅仅只是将苴子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苴子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形象。
范蠡认为，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在范蠡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商人似乎都有几分偷奸耍滑的手段，是靠了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在范蠡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范蠡，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范蠡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范蠡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钱庄12000金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管尚荣，是驻临川绿营兵的“千总”。管尚荣是巴蜀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定下婚约不提婚期，却因为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15000金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管尚荣德同意退婚，宁可不要这15000金子。这一下刺激管尚荣，他不仅同意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15000金子。管尚荣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一个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12000金子，他将金子存入范蠡的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范蠡，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麻烦。
得知这一情况，范蠡当即决定，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3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3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15000金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范隆代管。因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管尚荣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管尚荣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恐怕钱庄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钱庄除为了证实他们确是管尚荣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这笔存款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照算了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其实，当时管尚荣手上没有任何凭据，后来到钱庄帮助管尚荣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钱庄没有一点关系，倘若否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样做法虽然确实非常下作不义，但事实上在商场上也并不是没有。钱庄却不肯这样做。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范蠡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范蠡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现出范蠡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钱庄付出了管尚荣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管尚荣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钱庄的经历，使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钱庄。事实上，商务动作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会长久。
不讲信用就是赖。不过，在范蠡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客户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依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拒绝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通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因此，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
“钱财账背后的‘人情’，向来是比钱财更重要的。”范蠡认识到这一点，也受益于这一点。但是，当“钱财账”与“人情账”互为消减的时候，范蠡向来是将后者作为第一考虑的，他宁可舍去钱财，做个人情。
对于合作伙伴，不仅要有一笔“钱财账”，还要有一笔“人情账”。让我们来看看范蠡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早在少年时期，范蠡就注意人与人之间的“人情账”，他把人情看得比钱财更重要。
还在他游学时，范蠡的一个朋友从老家来楚国谋事，病倒于客栈中。房租饭钱已经欠了半个月，还要请医生看病，没有5镒金子不能出门。
范蠡自己积蓄微薄，但又不忍心看着朋友困顿无助，就找到一个朋友那里。朋友不在，范蠡只得问朋友的妻子，看她是否能帮一个忙。
朋友之妻见范蠡人虽落魄，那副神气却不像倒霉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借了5镒金子给他。
范蠡很有志气，从膀上捋下一只凤藤镯子，对朋友之妻说：“现在我境况不好，这5镒金子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不过我一定会还。镯子连一镒金子也不值，不能算押头。不过这只镯子是我娘的东西，我看得很贵重。这样子做，只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还掉人家的钱。”
后来范蠡发达，还掉了5镒金子。朋友之妻要把镯子还给范蠡。范蠡却认为，这笔“钱财账”虽然还上了，但背后的“人情账”却没有还上。他说：“嫂子，你先留着。我还掉的只是5镒金子，还没有还你们的情。现在你们什么也不缺，我多还几两金子也没太大意义。等将来有机会还上您这份人情了，我再把镯子取走。”
后来这位朋友生意上遭了人暗算，范蠡闻讯后出面相助。朋友幸免于难，朋友之妻再次要还镯子，范蠡这才收下。
“钱财账背后的‘人情’，向来是比钱财更重要的。”范蠡认识到这一点，也受益于这一点。
但是当“钱财账”与“人情账”互为消减的时候，范蠡向来是将后者作为第一考虑的，他宁可舍去钱财，做个人情。
范蠡在收买人心、拉拢同业、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可谓绞尽脑汁、精心筹划。付出各处利息，做了必要的打点之外，不仅分文不剩，原先的债务没能清偿，而且还拉下一万多金子的亏空，实际上甚至连账面上的“虚好看”都没有，等于是白忙活一场。尽管如此，范蠡除了初算账时有过短暂的不快之外，很快也就释然了。而且，他断然决定即使一两银子不赚，也该分的分，该付的付，决不能亏了朋友。
这分、付之间范蠡获得的效益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仅使合作伙伴及朋友们看到了在这桩生意的运作中范蠡显示出来的足以服众的才能，更让朋友们看到他重朋友情分，可以同患难、共安乐的义气。通过这桩生意，他与丝商巨头庞二结成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他在蚕丝经营行当中的地位，为他以后有效地联合同业控制并操纵蚕丝市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仅仅从这分、付之间显示出来的重朋友情分的义气，使他得到了如船行首领夏掌柜、浙水“户书”郁四等可以真正以死相托的朋友和帮手，其“收益”就实在不可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可以说，范蠡的所有的大大发迹的大宗生意，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做成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笔生意上，范蠡的“钱财账”是亏了，而“人情账”却大大地赚了一笔。前者的数目是有限的，后者却能给他带来不尽的机会与钱财。
说到底，处理好钱财账与人情账的关系，也是商场“关系学”中的必有之义。商事活动中，许多时候确实不能仅仅在金钱上算自己的赚赔进出账，仅仅在自己的赚赔进出账上打“小九九”，也许能凭着精细的算计获得一些进益，但却很难有大的成就，相反，有时在钱财的赚赔上洒脱些、大气些，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而且往往是更大、更长远的效益，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功。范蠡不在乎金钱上的赚赔出入，分、付之下获得如此的效益，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大气和远见。假如他只盯着自己金钱上的进出而一毛不拔或为自己多留一点而一毛分成几段拔，是否最终会得不偿失呢？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范蠡有着“责人宽，律己严”的胸怀，对待钱财和人情的问题，如果他亏了，他会大量地将其化做人情；但如果亏的是对方，他一定会坚持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这也是他的信用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样做法，使得生意伙伴之间在利害关系上获得一种相互的约束，因此，它也是一种合作伙伴及朋友间必要的信用保证。
范蠡做生意时特别注意这一点。他与庞二合作，做成了第一笔生丝销售的生意，并且在这笔生意的运作过程中，发现了庞二在商丘丝行的档手朱福年的“毛病”。范蠡不仅收服了朱福年，很好地处理了因为朱福年而在生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且在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精明的生意眼光和为人仁厚的品性。庞二在与范蠡合作中，对范蠡的为人，由了解而至于心悦诚服，因此，他想让范蠡完全加入自己的生意，帮自己全权照应商丘的丝行。庞二想出的办法是由他送范蠡股份，算是范蠡跟他合伙，这样也就有了老板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为他管理商丘的生丝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