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反击作战前，用部队的行话说，照例要进行一番“炮火清扫”，或者叫做炮火准备。当时，对十一号阵地的“大扫除”搞得相当不错。九连副连长王西耕指挥营属无后坐力炮两门，用弹一百二十发，从早晨七点到下午三点，以一个白天将敌阵地左侧二十四个地堡和火力点全部摧毁。同时又以六○炮四门，用弹两百发在坑道口外五米处断续发射，破坏了敌前沿的三道铁丝网和三个发射点。还用九○火箭筒摧毁了进攻道路上的一个机枪工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纵深炮火提前一天摧毁了敌人的弹药堆集场，使其燃烧、爆炸了好几个小时。”
最艰苦的还是步兵。在攻击前，九连战士们在坑道里憋了两天两夜。甄申回忆道：“坑道里，有八十具烈士遗体占据了通道三分之一，我们就靠在这些尸体旁休息……”
更让甄申于心不忍的是，反击作战前，“没能够让战士们饱餐一顿。”按部队的惯例，打仗前，总要想方设法搞来尽可能丰盛的食物，让战士们大会餐，“大碗酒、大盘肉，都管够，谁知道吃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呢？完全有可能是最后一顿饭。”九十一团的几个连队在上阵地前都搞了大会餐。八连四班的况厚胜“一口气儿吃了五碗猪肉炖萝卜块，那油汪汪的猪肉块子，吃了真禁饿。”九连一位名叫刘风和的机枪手说：“没料到打仗前会餐吃到了辣子鸡块，还有肉包子，我吃了八个……”
遗憾的是，甄申他们那次没有搞成会餐。不但没有丰盛的会餐，甚至由于“敌人炮火的封锁，水和食物送不上来，许多送水的同志牺牲在路上，使得战士们两天没有喝上水、一天没有吃上饭。”甄申说，“一想起那次战斗牺牲的战士，我老觉着欠着他们的，连顿饱饭也没吃上，就毫无怨言地冲锋陷阵去了。”
然而，更让甄申遗憾的事还在后面：进攻发起前，突击排爬出坑道时，五班一个战士不慎撞了携带的手雷引信，一枚威力很大的苏制手雷爆炸，把一个五班炸得非死即伤，把连长也炸伤了。甄申只得“从被炸的战士尸体和伤员中爬出坑道，遂即宣布由二排长傅作仁代理连长，并命令三排和二排一齐投入战斗”。
在随后的攻击和防守战斗中，第一线的士兵和基层的指挥员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当这些士兵们躲避着炮弹片和如雨的枪弹一尺一尺地爬上阵地攻击敌人时，当他们处于生死的临界点上，面对如潮的攻势而拼死守卫阵地时，任何高级指挥员在这场战役中的部署和战术指导都黯然失色。士兵们在用宝贵的生命实践着上级指挥员对这场战争的英明部署和天才指挥。面对如此慷慨赴死的战士，哪一个指挥员能不涕泣长叹：他们无愧是最可爱的人！
在甄申指挥的攻击并防守十一号阵地的厮杀中，“九连打光了”，数以百计的最可爱的人弃尸于弹丸之地。
攻击开始不久，副班长燕世宏就看见本班的战士廖世忠的一只手“被炮弹片齐齐地削去了五个手指”，另外还有七个战士负伤，这些伤员已占了全班人数的绝大部分。因此，伤员已不可能下火线。伤员都下了火线，就没有人不可以继续作战了。事实正是如此，燕世宏率领着这些受伤的战士，一直战斗到最后。
进攻战斗非常迅速。燕世宏冲上敌阵时，“发现一个地堡里有三个敌人，还在抽烟”，燕世宏从地堡后门扔进一颗手榴弹，“炸死一个，活捉两个。”爆破班的班长魏文章和战士彭玉龙看见地堡外躺着两具敌人的死尸，就上去捡卡宾枪，却“发现两具死尸是活的”。
进攻战斗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天黑以后，联络一度中断，甄申带着通信员白崇云，“向十一号阵地摸去”，他看到战士押下两个俘虏，就把其中的一个“抓住脖子，塞到坑道里，审问他，让他用笔写他部队的番号，才知道他是伪二师三十一团的，刚从济州岛调来”。
那时候，甄申丝毫没有感到轻松。阵地虽然攻下来了，但能不能守住还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残酷的战斗要等天亮后敌人进攻时才开始。那一夜，他让九连组织抢运弹药和馒头、水，收集敌人丢弃的手榴弹，而且，“整整挖了一夜工事”。
黎明时分，敌人开始炮击十一号阵地。炮弹如暴风骤雨压向小小的阵地。守卫在阵地最前沿的是九班副班长杨国良和战士石玉堂、陈宗才。炮击过后，敌人开始进攻。杨国良在班长周平的提醒下，把敌人放到二十米以内的距离才开火，一连击退敌人两次冲锋。在敌人发起第四次进攻时，石玉堂被子弹击中；第五次进攻时，陈宗才“突然扑倒在地，腿上的动脉被炮弹皮割破，血如泉涌”。这时，九班长周平让战士高良伦来前沿战斗小组熟悉地形，准备必要时支援杨国良小组。
就在高良伦从前沿小组熟悉地形返回后，敌人又开始向前沿阵地进攻。高良伦看见“敌人晃动的钢盔渐渐接近了阵地”，而前沿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杨国良，却要“面对一个排敌人的围攻”。高良伦和机枪手辛家才拼命向敌人射击，以火力援助杨国良。但是突然间“一排炮弹落下来，机枪不响了，机枪手辛家才躺在血泊里”。高良伦端起机枪“正要射击，忽然麻木地愣住了”。他看见杨国良抱着爆破筒，“回头向这边大喊一声：‘同志们再见了！’就冲入敌群，一声爆炸，一阵烟雾，那里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甄申回忆说，“当时杨国良的举动那么突然，我们都愣了。他高声向我们喊再见，那么从容，好像不是要永别，而是要出一次公差，过些天还会返回连队一样……”让甄申念念不忘的还有另一位名叫郑新义的战士，是四川凉山人，才十六岁。当时，九连打光了，甄申组织营部的人支援，“郑新义非要上，我看他小，不让他上，他不听，硬要上去打，结果牺牲了，才十六岁……”
当杨国良与敌人同归于尽之后，高良伦端起机枪，准备冲上去，接替杨国良小组坚守前沿阵地，这时，九班长周平发现左翼八班阵地情况危急，就让高良伦带着战士王学礼去支援八班，周平则接过高良伦的机枪，指挥这里的战斗。
高良伦和王学礼爬到八班阵地时，“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八班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他两个匍匐绕到敌人侧面，突然给敌人“砸下一通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回去”。
九班这边，周平一会儿奔东，一会儿奔西，指挥战士向敌人射击。激战中，副排长王金钟提着机枪冲上九班阵地来支援，“刚一下堑壕，左臂就垂下了，一发炮弹刚好炸到他，左臂炸断了。”周平抱着王金钟直摇晃，好一阵王金钟才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行了，你们……要守住……阵地……”话没说完，头一弯，就咽了气。
周平挺身而出代理副排长指挥。激战中，他先是头部负伤，接着左臂也被炮弹炸伤……机枪手刘庆云手上、腿上多处挂彩，血流如注而死去。这时，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周平“显得出奇地沉着冷静”，他趴在弹坑边，将手雷、爆破筒一一排好，死死盯着敌人。等敌人从左路上来时，他用右手一口气甩出四颗手雷，炸退敌人；敌人从右边又冲上来时，他又扔出了最后三枚手榴弹，接着又用两根爆破筒投进正面进攻的敌群……就在敌人再次被击退后，忽然一发炮弹在周平身边爆炸，弹片穿破了他的肚皮，他昏了过去。
周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看见自己的肠子流出肚皮外面，便强忍着剧痛，用手把露出的肠子团起来塞回肚内……正在这时，高良伦从八班爬回了九班的阵地，他上前抱起班长周平，眼见着班长“两眼紧闭，嘴唇干裂，脸色像白蜡一样”。片刻，周平死在高良伦的怀中。
然而，激战仍在继续。高良伦和负伤的王学礼继续在生死线上挣扎。其间，高良伦一度被炮弹爆炸把全身埋了大半个，但当王学礼跑来问他是否活着，他却能平静地回答两个字：“活着”，并且伸出手，让王学礼把他从尘土的掩埋中“拉出来，就像从死亡的门洞里又把我拉回来一样”。
战斗结束后，高良伦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有关材料这样记载了他的事迹：“上甘岭战役中，高良伦率领他的战斗小组，在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上，英勇机智地打退了敌人七次反扑。他和王学礼两人共歼敌二百四十六名，创造性地运用了‘以少胜多’的战术。”
毫无疑问，这二百四十六名的歼敌数字是不准确的估计数字，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自己击毙击伤敌人的数字。在这里，数字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良伦经历了炼狱之火依然活着，阵地还在他的脚下。
三营营长甄申对此非常明白，他回忆说，战后统计歼敌数字时，“九连报了歼敌一千多人，我给折扣下五六百人，没报那么多，数字有虚。举个例子，有时打下一架敌机，我们团说是我们打的，兵站说是他们打的，高炮部队又说是他们打的，争来争去，都打了，可就掉下一架飞机……歼敌数字也是一个道理，不折扣不行，要按上报的歼敌数字，美军和李承晚军队早给打光了……”
歼敌数字虽然难于计算准确，但己方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看得清楚的：十一日下午九连进攻十一号阵地，十二日下午三个排就全部报销了。营长甄申回忆道，“五连打光了，把连部文化教员、文书、军械员和通信员都编成了战斗小组，我也把营部的人组织上来，但是考虑再三没舍得用，而是用了一营二连增援的一个班。”
十二日夜，五连奉命将阵地移交一营二连防守。二连则又坚守十一号阵地三天共五十三小时，击退敌人一个班到一个连的兵力之十八次攻击，才算最后巩固了十一号阵地。
三残酷的误会
甄申带领九连完成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作战任务后，又率领该营七连、八连和九连残部转移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参加战斗。他们历经三天激战，打得部队所剩无几，才将阵地移交增援部队。
而在甄申率领三营参战之前，九十三团二营已先三营一天开上了这个高地。
二营教导员崔发育，一位一九四三年入伍的河南安阳人，他对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战场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山头削下去一公尺，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树根都炸碎了，石头炸成粉末儿了。阵地山坡上一走，就像北方春天的马路上的浮土，被大车轧碾出的土，一走扑扑地响……”
与九十一团八连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修工事遇到的困难一样，二营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修工事也是用死尸垒。崔发育说，“六连守一、二、三号阵地，修工事很难，土是松土，堆不到一块儿，石头都炸成面儿了，没办法，就用死尸堆工事，死尸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没办法，顾了活人就顾不了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