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营营长王永庆说，“十二号一大早，凌晨三点多钟，敌人就开始进攻了。开始是在七号阵地，后来延伸到三号阵地。三号阵地打得很激烈，打到十点多钟的样子，我从望远镜里看见，阵地上的人面向我——由此可以判断敌人占了阵地。如我方占领阵地，作战的人是背向我……到十二点左右，敌人又占了二号阵地，继续向我四、五号阵地发起进攻，战斗趋于白热化，只六号阵地，敌人就一共发起二十三次攻击。敌人先占四号、五号阵地，我方退守六号阵地……”
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伤亡也很大，当敌人占领了五号阵地，继而向五号阵地六号阵地的结合部猛攻时，二连连长把副班长曾平章叫到跟前，指给他前面一个地段，说：“这是咱六号阵地的腰部，这里守不住，敌人就拦腰把六号阵地抱住了，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曾平章朝前面小山上瞥了一眼，那里正在激战，枪炮声响成一片。他对连长说：“再给我一些弹药好吗？”实际上，当时曾平章左手握着冲锋枪，右手拿着手雷，手榴弹塞得满腰都是。但是，他得到连长同意后，就脱下一件烂衣服，三把两把撕成布条，把一箱子手榴弹三个三个捆一起，捆了一长串，往背上搭，提着冲锋枪就向前边跑去……而这一去，曾平章就再没有回来。连长看见，他独自一人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身负重伤后，“抱着一根爆破筒滚下坡，在敌人群中爆炸……”
一天的激战后，阵地又大部分被敌人夺回，只剩一号和九号阵地尚在九十二团手中。而经过十一日晚上的反击和十二日白天的防守，九十二团一营和三营六个连已全部用上，共计伤亡六百五十多人。副团长姚履范本想当晚组织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但已苦于手中无兵了。
十二日晚上，一营营长王永庆被姚履范叫到团前进指挥所，筹划晚上的反击。王永庆说，“反击谁不想？但没兵，兵都打完了。我一营剩个三连预备队也让姚履范要走去守一号阵地了，我手里哪儿还有兵？让二营投入吧？二营还在后边抢运弹药，当晚也赶不上来……”
看来，无论是一营长王永庆，还是副团长姚履范，都把反击的希望寄托在担任运输任务的二营那里了。
三不幸的指挥员
二营接到反击任务的时候，几个连队正全力投入弹药运输。从弹药库所在地水塔里，经过六四七高地，再到四四八高地，翻山越岭十五华里山路。战士们不分昼夜抢运弹药，浑身泥土，疲惫不堪。
副营长马朝珩说：“叫我们二营十三号晚上反击，接受任务时已是十三号黄昏，天都黑了，地形也看不成，看见的只是南边的探照灯，只知道敌人在南边山头上，有探照灯的地方就是敌人阵地，可敌人兵力火力部署、地形，什么也不知道……”
在前进指挥所，副团长姚履范召集二营干部开会，给大家交待布置任务，但二营的连排干部们都很茫然。马朝珩说：“姚副团长指着地图比比画画，告诉我们怎么打怎么打，我和连排干部都听着。他说完了，问我们有什么意见？五连连长段祥炎说，让我们反击不怕，指哪儿打哪儿，为祖国争光，可就是不知道地形……怎么打？排长们也说不知道地形，敌人在哪儿？兵力配置情况，东南西北都糊里糊涂怎么打？当时我也为难，副团长也没话了，会议一下就卡了壳……”
后来，还是副营长马朝珩（营长不在位）当机立断，下了决心。首先收拢部队：当时二营战士都在运弹药的路上，只好等人陆续背弹药上来，上来一个留下一个。地形不熟的问题，马朝珩说：“我大概知道一些情况，我来带路。天黑看不清，记住往探照灯方向去。突击分队派几个兵，一人扛一袋子白面，边跑边撒面粉，标出路线，让后边跟着路线往上冲。”关于反击发起时间，师里定为晚上七点，马朝珩认为太紧张。“接到任务已经快六点了，人还在运弹药的路上，怎么来得及？加上坑道口又小，一个一个爬出去费时间，运动到攻击出发地要费很多时间，因此我向姚副团长提出攻击时间向后推迟，姚副团长同意了。”
姚副团长同意了，可师指挥所着急了。团长李全贵说：“当时姚履范的意思，是准备不好不反击，要求把攻击时间从晚上七点推到八点。可到晚上八点，姚答复说，还没准备好。师指挥所急了：怎么搞的？炮兵准备好了，又通知炮兵推迟。师里急，军前指李德生副军长也催——李德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团指挥所，说，你们要那个前进指挥所干什么？多一层机构多一层啰唆嘛！刘瑄政委更火了，电话里告我：撤姚履范的职！那时候人们急，一闹就是撤你的职，要不然就是拿不下阵地提头来见。刘瑄让撤姚履范的职，传到我这儿，我也没再往下传。战后总算搞清了情况，冤枉了姚履范。”
十三号晚上，按照李全贵团长的意见，是应该根据前沿的实际情况决定攻击时间。“你想，连担任攻击的二营还在运弹药的路上嘛！背弹药上来，来一个留下一个，人到齐了，却没武器，武器都留在后边了，背弹药没法带武器呀……也没时间再回去取，就从阵地上捡些枪支，再就是扛手榴弹和手雷箱子上去，朝敌人甩手雷呗。这么着，十五军残留坑道的人看见了，把消息传到十五军指挥所，说我们的部队上阵地不带枪，光用手雷，他们供不上……其实，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八点多钟，副师长李长林亲自赶到九十二团指挥所，责问李全贵：为什么进攻时间一推再推？搞得李全贵很难堪。
李全贵向李副师长汇报了情况，然后“带了两个侦察员，冒险冲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下到姚履范的前进指挥所”。
前进指挥所和三营指挥所在一个坑道里。“坑道口打塌了，要进坑道得躺在坑道口往下缩……进去后，可以抬起头来，可走道上躺的都是伤员，一个挨一个。没办法，只有从伤员身上踩过去，伤员吱吱哇哇地叫……昏暗的烛火里，我看见姚履范穿着一件白衬衣，一脸的汗，正大声喊叫着给连队打电话。”
李全贵和姚履范研究后，确定按原来的方案，于夜里九点开始反击。夺回阵地后，由四连坚守左翼的四、五、六号阵地，五连和六连坚守右翼的一、二、三号和七号阵地。
离开前进指挥所后，李全贵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找到在四四八高地负责组织转运弹药的保卫股的郭新友，下了道死命令：不管是哪个单位运弹药上来的，只要上来就得往回背伤员。要在山口卡住，不准一个人空手回去！再就是六号阵地一连副连长蒋庆生向他汇报：在六号和四号阵地之间的山坡下，敌人修了隘下地堡，一打就缩回去。反攻时敌人上来也快。李全贵命蒋庆生带一个班去炸掉敌人的地堡。据一营营长王永庆说，蒋庆生一字不识，但能打仗。转战大别山时就当副连长，因为打人给降了一职当排长，渡江以后又当连长，后来又因为打人降为副连长，是个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老兵，浑身负伤十几处。“这晚上反击开始前，蒋庆生带十几个人摸下去，把敌人的地堡给敲掉了，没抓着活的，倒带来不少文件和笔记本……”
在右翼七、八号阵地以北，二营副营长马朝珩正带领反击部队向统一出发地域运动。马朝珩说：“我一个营长没什么东西，容易爬出坑道；战士们背的东西多，不容易拱出来。我在前头带路，让几个战士挟着面口袋一路撒。我跑出好远了，后头跟不上，营参谋长在坑道口上给战士指路，出来一个指一个。本来姚副团长让他带五连反击，但他没看过地形，我说还是我去，他就过意不去，不肯进坑道，站在坑道口给出来的人指路，我走一段，招呼一下，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一传口令，都上来了。这时离统一出发地还有四五百米，可这段全被敌人炮火封锁了……”
第22章 谁若试图在勇敢作战之外寻找生存的机会，往往把自己送上不光彩的死亡之路(3)
马朝珩带领部队下到一条沟里，正赶上敌人一排炮火下来，沟里一片火海。当时他心想：“完了，还没到统一出发地，就遇上这么凶的炮火，还不都鸡巴给拍掉，这今晚上的反击还反得成吗？”马朝珩这么想着两脚生风拼命向前跑。他有一个主意：“越接近敌人，炮火就越少。”跑过这条沟后，敌人炮火停止了。马朝珩让传口令，问后面有多少伤亡？结果运气真不赖，伤亡很小。“我一琢磨，可能是由于坑道口小，一个人一个人出来有间隔的缘故，真是因祸得福了……要是人与人的间距不是拉开一二十公尺，而是跟着很紧，那伤亡不知有多大，还反击个球！”
马朝珩把部队带到一号阵地下边，做好冲击准备，才让信号员发出信号，召唤炮兵向阵地实施炮火急袭。据团长李全贵说，“姚副团长和我都坚持根据前沿实际情况决定发起进攻时间，而没有硬性规定，这样，反击实际上是夜里九点五十二分开始的……”
然而，尽管如此，慌乱的事情还是接踵而来：
炮兵开始向敌阵实施火力急袭后，越打越猛。姚履范副团长在坑道里，“听着炮击声像敲大鼓一样，不停地敲；到坑道口看见炮弹轰轰地炸，火力很强。特别是火箭炮，呼啦一排过去，把人烧也烧死了……”
但在一号阵地下准备跟随马朝珩副营长冲击的分队却感到了炮火对自身的威胁——炮打得离他们的集结地太近了。一些战士愤怒而惊慌地叫喊起来：
“别打了！别打了！”
“快让炮火延伸吧！”
“再打，把我们自个儿都拍死了！”
马朝珩便赶紧让信号员发信号，通知炮兵炮火延伸。却不料出了麻烦：信号员使用的是单管信号枪，信号弹要打一发再装一发。这位信号员倒是准备了满满两衣兜信号弹，但却由于天黑，不便区别信号弹的颜色。马朝珩说：“信号弹的屁股上有小疙瘩，红的是几个疙瘩，黄的是几个疙瘩，都靠用手摸。信号员着急，摸半天摸出一发打了，再摸下一发又摸半天，结果三发信号弹间隔时间长，后边炮兵也搞不清发的是什么信号，还是一个劲儿地开炮，震得我们耳朵生疼，土块子都拍到我们身上了。战士们急着叫喊：别打啦！别打啦！我让信号员把三发不同颜色的信号弹都摸好，然后按颜色顺序一块儿打出去，这炮兵才算看明白，炮火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