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首当其冲。副连长寿志高带领三排攻击敌人的坦克。“趁敌人第一辆坦克在路上一个汽油桶和一堆柴禾树枝前停止前进时，甩出一排手榴弹，炸中一辆汽车，大火呼呼烧起来。”另一位战士“腰捆四颗手榴弹，炸中敌人坦克，但是没炸坏——坦克伸长脖子又冲过来”。紧跟着，一个战士又冲上去，“爬上坦克，揭开顶盖，塞进两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响，看见坦克摇晃了几下，过了一阵，又向前开动了”……在炸药用尽之际，战士罗金山和徐忠启“每人腰上捆满手榴弹，卧在公路上，在敌坦克开到身前时引爆，用身躯阻挡坦克”。一场恶战中，副连长寿志高和三排长华永林所率的二十七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一连阵地在二连阵地以北。看到敌人坦克和车队冲过二连阵地开过来，“一连和机炮连立即向敌人车队开火”。这时候，“团长张季伦看看压不住敌人坦克，下命令：放弃坦克打步兵！”接到团长这个命令后，一营教导员沈灿“心中一亮，立即调整部署，并将指挥所前移”。而这个时候，战前学过爆破的一连指导员贾志浩“想了个对付坦克的办法：速爆——就是不用导火索，直接拉弦，这样可以避免炸药包被行进中的坦克震落。抱炸药包上去，放上去就拉弦，保证炸中坦克！”
果然，一位名叫冯昌的副排长率领爆破组，用这种办法炸掉敌人一辆中型坦克，阻住了后续车队北进的通路。一营指挥所立即传令，将敌人车队截断，专打敌人的步兵。一连和机炮连、三连各自出动，“喊杀声四起，展开对敌人的围歼。”
在向美军车队冲击的战士中，奔跑着该团一连六班的侯方仁。这时候的侯方仁早已淡忘了十月初长江岸边的温暖，也没再为打赌学会游泳却没赢到张福的新皮鞋而遗憾，他只顾迈动冻得麻木的双脚，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山上冲下公路，一边抠动枪机，打响了他自十月初部队从长江岸边开拔以后，辗转近两个月最终到达战地后的第一枪。若干年后侯方仁回忆道，“穿插行军好几夜，走到那个地方，让挖工事，挖到天亮蹲里边等着。冻得厉害，不让走，还不让抽烟……等来了敌人坦克，马达声轰轰地震耳朵，爆破组下去炸坦克，俺们冲下去用枪扫射，扫一遍看到时候了，就上刺刀冲上公路……”按照侯方仁的说法，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不知道敌人是美军，还是李承晚的军队，所以不知道喊缴枪不杀该怎么喊”。临战前，部队学过几句诸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对敌喊话的英文口语和朝鲜文口语，不过，到该用的时候，侯方仁和战友们却“不知道喊哪一国话，干脆还是喊咱自己的话吧，喊了缴枪不杀，他不懂，他知道是啥意思，一个个从汽车底下钻出来，举手投降……”
然而，一营教导员沈灿由于身负指挥责任，感觉却远没有侯方仁那么轻松。他说，当天下午，一连二连和机炮连一阵混战，把敌人队伍截成几截；三连守着一○七八高地，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阻击敌人。虽然形势有利，“但是一连、二连都派人来报告，说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打光了。当时营长说，我手里也没子弹，不行就拼刺刀！我建议他们，可以搞敌人的弹药！”
这以后不久，一发炮弹在沈灿身边爆炸。“我被埋在冰雪泥土中，等醒过来后，虽然没有负伤，却发现营长张保坤不见了，我俩之间失掉了联系。”沈灿愈发感到困难：自二连副连长寿志高牺牲后，二连指导员丁国田和副营长毛杏表也相继阵亡，部队伤亡也不小，现在营长又失去了联系。“事到万难须放胆”，若干年后，沈灿在回忆中依然非常满意他当时的临机处置——“我做主把营指挥所前移到公路边上，一是便于联络部队，掌握敌情；二是贴近敌人，可以躲避敌人的炮火……”
激战到后半夜，“传来团长张季伦的命令，要求我们黎明前歼灭敌人，可是部队已极度疲乏，气温不断下降，敌侦察机在我们头顶来回盘旋，照明弹把四野照得如同白天……我正思索怎么消灭被围的一股敌人，却不料机会来到了眼前……”
据沈灿回忆，大概是后半夜两点多，二连一排长朱大荣从公路边背下来一个美军受伤的军官。“我问朱大荣，他伤在哪里？却不料那个美军军官冒出一句中国话：我伤在腿上！这让我感到很惊奇。”
这个美国军官告诉沈灿，说他十年前到过中国，在北平和上海做过生意，学会了中国话。“一边说，一边讨好地拿出一包用毛巾包的东西要我收下，我打开一看，里面包的是派克钢笔、金手表、金戒指、金项链，还有一些美元钞票和几张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沈灿当即把这包东西还给他，并给他吸烟，找来军医为他包扎了腿上的伤口。“他虽然感动得流泪，但我问他，还有多少兵力？让他对他的部队喊话，放下武器投降，他却不肯配合，说他受了伤，无力气喊；正巧，团部参谋押着一个美军黑人炊事兵过来，我们一说，这个黑人士兵很愿意配合喊话，于是，由那个会中国话的美军军官做翻译，由黑人士兵用英语向被围的美军喊话，喊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真把谈判投降的美军军官喊来了……”
经过谈判交涉，被围的美军同意在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投降，使得沈灿他们“一下子就俘获投降美军二百四十名”。
天亮前，部队押走了投降的美军士兵，跟着打扫战场，搬运缴获的物资。侯方仁和战友们“爬上汽车，把敌人车上拉的东西鼓捣下来；汽车鼓捣不了，没人会开；上车搬箱子，用刺刀撬开，把刺刀都捅弯了。箱子里有的是弹药，也有的是各种罐头——见有吃的，大伙儿情绪高了，紧着把东西朝公路后边一个山上搬，怕天亮了敌人飞机来炸。”侯方仁自己“弄了一个箱子扛，很沉，扛到山后头，把箱子盖揭开，是罐头。用刺刀挑开一罐，是牛肉的，但是凉的吃不出味儿，用刺刀挑开一块尝尝，嘴也冻了，吃不出味儿，冰凉的，舔着刺刀得快抽出来，不然舌头就沾刺刀上。还有一种罐头不是铁盒的，是瓶子装的，倒出来一尝，甜的，是蜂蜜”。
三十日白天，侯方仁吃到了入朝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他们架起行军锅，把所有能搞到的美军食品种类统统倒入锅中，点火煮了一锅大杂烩。“不光有牛肉罐头，还有西红柿的、豆子的、小菜的，连咖啡、糖、奶粉都倒锅里了，热热乎乎大吃了一伙。”
更让侯方仁满意的是，“看见美国皮靴好，搞了一双，可惜脚上鞋冻了，脱不下来，没换上去。后来背着行军太沉，又扔了。不过我弄了一个美军的口袋被——这会儿人叫睡袋，钻里头倒挺暖和的。”
这时候的侯方仁享受着战斗胜利后的愉快，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厄运已经距他越来越近了。
就在六十师的部队忙于押解俘虏，打扫战场，享用着美军的各类食品罐头的时候，在他们以北十几公里外的五十八师却因连日苦战下碣隅里之敌而不断减员。他们打的是强攻阵地的战斗，基本上没抓到什么俘虏，作战人员不是将敌人击毙便是被敌人击毙。大雪和寒冷又给部队每日增添新的冻伤者。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缴获的战利品，还要为如何运下伤员而大伤脑筋。一位名叫刘时雪的师干部科长就曾经遇到过这种难题。他说：“一天夜里，师长黄朝天叫我执行个任务，说是一七二团来电话，有一批伤员下不来。师长要我派人去把这些伤员救下来。”
接到任务后，刘时雪随口问了几个问题：“一七二团指挥所在哪里？我们的后勤医疗队在哪里？担架队在哪里？”却不料黄师长因为战况不利而心情烦躁，板起脸来，瞪着刘时雪说：“你问我，我问谁？你害怕呵？”
刘时雪只好闭了嘴，带着一个通信员离开设在一个矿场的师指挥所，步入一片茫茫大雪的夜暗中。所幸一位保卫干事叶春荣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陪刘时雪一起去。
多少年以后，叶春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一七二团在长津江东，师指挥所在江西边，刘科长自己去怎么行？遇到问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