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下碣隅里连日厮杀而元气大伤的五十八师，从十二月五日晚开始陆续南移，又连夜行军，赶赴黄草岭开辟阻击阵地，准备和六十师一道，沿黄草岭山间的长隘路阻截南逃的陆一师。最初，官兵们感到松了一口气：虽然黄草岭因海拔高而气候更为恶劣，但是，兄弟部队二十六军杀到了下碣隅里，陆一师的残部想要突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有刚刚调上来的一支生力军挡在前边，五十八师也许会负担轻些？更何况，五十八师还按照军长张翼翔的指令，炸毁了古土里以南六公里处的水门桥——那可是敌人逃往咸兴港的必经之路。桥下是断崖，又没有别的公路可以绕行。陆一师上千辆的汽车、坦克、火炮如果被阻，即使步兵从山坡绕到黄草岭，失去了重武器掩护也容易对付。而且，他们还在水门桥头一侧山坡上埋伏了一个连，以便阻击敌人的架桥行动……所有这些，让五十八师的官兵们有了些许乐观估计：即使陆一师冲破二十六军的围歼逃到黄草岭，恐怕也是些小股漏网的残兵了，也许不用再费几多枪弹，他们便可以打扫战场，找合适的地方休整就食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料到，十二月七日夜间，他们刚刚占据了黄草岭沿路一些高地，正在利用很深的积雪做简单工事，而转移稍晚些的部队还在由古土里向南的路上，天亮后，敌人的先头部队便已到达。紧接着，敌人大部队络绎不绝沿公路南撤。
五十八师的官兵们没有想到，忍饥耐寒连续急行军赶到下碣隅里的二十六军，早已由生力军变成了疲惫之师，很难阻止以坦克开路火力很强的陆一师；而他们十二月四日炸掉的水门桥，也被美军在短短两天时间里重新架设。
为了架设水门桥，美军出动八架大型运输机，用火速从日本运抵的大型降落伞，将八套钢制的车辙桥板和组装配件空投到古土里阵地，再出动掩护部队并由两个工兵排架设完成。
那么，他们事先安排的阻击部队呢？“美陆战一师过桥的车辆和人员川流不息。对于这样走走停停退逃的部队，第九兵团为什么没有发起激烈的进攻呢？”连美军都对此感到不解。
若干年后，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曾撰文提到此事。他写道：“水门桥南侧的堑壕内本有二十军一个连队的埋伏，目的在于阻止美军架桥和担任阻击任务……为了整体，为了胜利，设伏部队只能匍匐在雪地上纹丝不动，严寒的冬季（当时零下三十四度），在无遮无盖的野外阵地上，单薄的军装经过十余天的战斗尚能遮体，岂能御寒。大部官兵冻死，个别一息尚存者四肢已被冻麻木，不能活动……”
而防守黄草岭沿公路各高地的五十八师经过十多天的冻馁之战，人员已减至不到三分之一，人数最少的一七二团仅只缩成了八个排。经过八日晨开始的激战，到下午三时，一七二团防守的一三五○、一三○四高地等均为敌攻占，仅剩团长王祥亲自率领尚能作战的二十余人扼守在院里阵地。危急时刻，五十八师参谋长胡乾秀亲自赶到黄草岭，组织一七三团和一七四团的剩余兵力重新夺回一三○四高地。而参加夺取一三○四高地任务的一七四团三营副营长姚根连此前却差一点闯下大祸。
七日下午，姚根连带三营在古土里以北阻击敌人，“打了一天，八连二排只剩下三个人，还有一个伤员。晚上接命令让到黄草岭防御。连夜向黄草岭赶，结果古土里敌人打炮，一发炮弹炸了我们三营营部：教导员、军医、还有七连指导员都牺牲了。我走得靠前一点，后背给炸伤了，不太重：打了一背高粱米大的血点，当时还不出血。我让营部的司号班长负责把炸死的干部送下去，我又带队伍向黄草岭赶。”
姚根连带领部队赶到黄草岭一处山脚下，“通信员停下来，说有敌人。”姚根连当时看见，“距我们约二百米的前方工事上有个人，戴皮帽子，穿黄大衣，通信员举枪要打，我说用望远镜观察一下吧，一看吓了我一跳”！
姚根连赶紧喊通信员：“别开枪！是师长！是师长！”
若干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姚根连还感到后怕：“那会儿我要是不用望远镜看看，没准儿通信员一枪就把师长撂倒了！真够悬的！没想到师首长到了前边。”
见到黄师长，姚根连和他的通信员幸运地吃到了土豆。他和通信员“每人吃了两个，还特意跟师长的炊事员要了一盆土豆，给八连发，一人发一个不够，两个人分到一个，说是师长给的，吃了好打冲锋”。
当天晚上，在团指挥所，姚根连见到师参谋长胡乾秀和一七四团政委郝亮，这是姚根连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当时，郝亮政委问我，你们营还有多少人？我说，还有七八十人。师参谋长有些担心，问我，还能打吗？我说能打！首长就从一七三团调一个连，两个连合一起，让我指挥打一三○四高地。”
夜里，姚根连带着人反击高地。“当时我们一七四团这个连和一七三团二营一个连联合进攻，爬坡很难，北坡陡，积雪深到大腿……”姚根连对一七三团一个副营长说，“咱两个连谁也别指挥谁了，一起上吧！”姚根连回忆，“那一仗不算太激烈，可是伤亡不小，冻伤的人多。后来敌人跑了，我们抓了三个俘虏押回来。我们一七四团这个连剩下十九个人，一七三团副营长刘林光带的那个连也剩下十来个人。”
第二天上午，姚根连去师指挥所接受追击敌人的任务时，看见黄朝天师长“阴着脸，两眼都是血丝”，朱启祥政委也“垂着头一言不发”，才知道出了大事：师胡乾秀参谋长和团政委郝亮被炸身亡！
一七三团政治处干事胡德坤那些天负责带担架排上去抬伤员，据他回忆：“出事前，参谋长胡乾秀和团政委郝亮来到一七三团二营营部的地窖里，命令二营组织剩余力量追击敌人。当时副营长刘林光只带回来十几个人，而他的脚在山上呆一夜冻坏了，脱了鞋脚肿得穿不上，难受得掉了泪。后来教导员虞健说，他带人去追敌人，就出了洞。结果，教导员没死。听说是满地白雪，就地窖洞口是黑的，敌机发现了，打了几颗火箭弹，洞里的人——胡参谋长、郝政委、刘副营长和通信员等，都给炸死了。”
而虞健教导员带的十几个人，“往南追击敌人，十来个人拉了有一里地长，走不动，后来都冻伤了。”胡德坤带着担架排上去后，看见“二营的那些人都冻得瘫在地上，教导员、指导员都走不了，倒在雪地上喘，能走动的也就剩下那么两三个了……”
八日下午，一七三团副政委项远正在由下碣隅里向黄草岭行军的路上，“接到通知，让我跑步去师部，是师里朱启祥政委亲自打的电话。”项远是在五十八师第一次进攻下碣隅里之后，“便被师里指名叫到后方负责团后勤，当时还有另一个副团长。师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保存干部，免得都给打掉了部队无法调配指挥员。”现在，项远自己也即将明白师里这一措施的明智。
项远骑马赶到黄草岭下的师指挥所，“看见军副政委谭佑铭也在场，师里朱政委让我的警卫员返回，让我留下，跟他到一七四团……”
若干年后，项远回忆起当时那一幕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当他被告知，几个小时前师里胡参谋长和一七四团郝亮政委被炸身亡，要项远到一七四团担任政委时，项远“非常震惊，心里难受的滋味儿说不出来”。胡乾秀是个老红军，入朝前刚调到师里才一个月，项远不熟悉。但是郝亮他很熟。项远知道，入朝前，郝亮已被任命为军组织部长，他提出打完这一仗再去上任。而且，朱政委战前也与项远谈过话，要他准备调一七四团接郝亮的班，“可是谁料到是这种情况下接了郝政委的班？要说是从副政委提升为政委，但是心情沉重，令人悲伤。”
十二月八日，九兵团向各军发出命令：“不顾一切困难和代价，继续组织所有还能勉强支持的人员，力争歼灭南窜与援敌一部或大部。”于是，在由古土里到黄草岭，由黄草岭直到咸兴海港的风雪路上，展开了一场悲壮的追击阻截之战。参加追歼作战的除去参加下碣隅里之战的二十军、二十六军几个师之外，经过几日休整的二十七军也从新兴里出发，经后浦越过冰封的长津湖，经黑水向东南方向追击；二十军八十九师在社仓里阻击美三师七团后，也在进至黄草岭以南的上通里阻击陆一师；二十六军也将预备队七十八师两个主力团调上来参加追击作战。
在十二月朝鲜北方东部高寒山地，在正常情况下本已大雪封山、人迹罕至的时候，朝鲜战争历史上最大的空军编队往复盘旋，为掩护陆一师南撤而投下数不清的炸弹、汽油弹。野兽四散惊走。疲惫的士兵们在朔风怒号中艰难迈步。无论是撤退的队伍还是追击的队伍都精疲力竭，双方士兵都在拼尽力气努力坚持，每个人都明白：不是坚持到最后，便是战死、负伤或是倒地而冻僵。
陆战一师虽然装备优良，士兵们乘坐战车，食品供应基本充足，仍感到困难异常。美国战史专家约瑟夫·格登写道：“朝鲜冬季的严寒又对精疲力竭的陆战队施以最后的打击。一场暴风雪使地上的积雪厚达半英尺以上。风雪钻进了大衣和睡袋的缝隙中，使陆战队员行军时周身麻木、苦不待言。”“陆战队的肌体耐力已达极限。大部分未受伤的人都患有严重的腹泻病，在极度疲劳的翻山越岭中，他们的衣裤为粪便所脏，但也无可奈何。”“行军中，没有人敢停下来点火热饭，所以陆战队员只能吃半冻的食品或挨饿。一个多星期以来，人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最多是在暖和的帐篷里呆上片刻。那些能走的人步履沉重，一些伤员在担架上躺了三天……”
另一位随军记者道格拉斯·邓肯为撤退行军中休息时的一名美军士兵拍了一张照片——当时，这个士兵“正从一个冻住的罐头里一点点砍挖着蚕豆”。邓肯问那个士兵：“如果我是上帝，而且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会要什么？”那个士兵沉默了一会儿，“抬头望望天空，忧郁地说：给我明天吧。说完又继续砍挖他的蚕豆了。”
相比陆一师，九兵团各部遭遇的困难则是难以想象的。首先是断粮。“饿一顿两顿也许问题不大，”兵团副司令陶勇的秘书苏荣说，“但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战场上断粮好多天，这个后果是严重的。”
苏荣所在的兵团前指，就“不止一次挨饿”，他记得，“有一次一天没吃上东西，管理员到晚上才从哪里找来十几个冻土豆，洗了洗分给大家吃了。”在兵团前指电台当译电员的周茂峰记得，“前指机关断粮时，天寒地冻，雪深及膝，根本无法找到吃的东西。”有一次在山沟里发现几间破草房，警卫员们进去翻了个遍，也没见到一粒粮食，后来在一个破草棚里，发现有些豆类、土豆和牛粪冻在一起，就硬是“挖出来连同牛粪一起煮，等冻块化掉后，漂在上面的是牛粪，下面是些豆类和土豆，把上面的倒掉，底下的再煮煮就吃了”。
二十六军警卫营的指导员高玉江说：“饿得最厉害的时候，军首长下令杀机枪连的骡子，吃了好打仗。”
指挥机关尚且如此，作战部队的饥饿状况更不用说。六十师一七九团八连指导员孙夫章说，行军路上，他的通信员“从五十八师一位牺牲的烈士尸体上，找到一个压扁的土豆吃了——那个牺牲者大概一直没舍得吃”。
而孙夫章自己则是“在营里召集各连干部开会组织追击敌人时，副教导员把我悄悄叫到一边，给了我小半碗玉米粥，我两口就喝光了，只有两口！问还有没有？吓得副教导员连连摆手”。孙夫章明白，之所以给他这种特殊待遇，是要他担负重任，组织连队追击敌人。
五十八师一七四团八连指导员侯志坚有一次在黄草岭以北“夜里摸黑找吃的，找到一个死牛犊子，和营里几个干部点着瓦斯灯，弄个盆煮煮吃了……吃来吃去挺香的，第二天一看，肉吃完了，露出肚子里的牛粪——没洗干净就煮了”。
二十六军官兵饥饿的状况更甚。
七十六师二二六团通信连排长郭本桐记得，过黄草岭之前，一路上看见坦克碾压过的死尸，“到处是断胳膊断腿……”在黄草岭半山，他们想找吃的，“找到一个土豆窖，但是二十军的派人看着。我们邵营长和任良教导员说，只是下地窖暖和暖和，二十军的人怕我们弄地窖的土豆，不让下，邵营长骂开了，两边差点动了枪。”
没有办法，饿了三天没吃饭的郭本桐“带人找个避风的雪窝，铺上些草蹲着休息”。后来，几个通信员在苞米秸垛里避风时，其中一个人“摸到一个苞米棒子，像捧个金疙瘩似的给了我”。于是，这一夜郭本桐和他带领的总机班才算吃到了粮食：“一个半班人分吃了一穗苞米——把干苞米粒掰下来生嚼着吃。”
二二七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团长郭景环带着一个警卫员行军时遇到一个防空洞，“说下去看看吧，一下去看见二十军几个战士正烤火，火上烤着几个土豆，发出诱人的香味儿。”郭团长本能地伸手去烤火，二十军的人以为他是要抢土豆，“一巴掌把郭团长的手掮开，警卫员一看这还了得，哗一拉枪栓喊：这是我们团长！两边差点动了枪。还是郭团长压着火，带着警卫员退了出去。”
争抢食物的情况也开始出现。
七十六师政委孙方甫过黄草岭之前，在一个洞子里休息时，“干粮袋里还有点饼干，就取下来跟警卫员一人分一点儿吃。这时候闯进来一个人，提着匣子枪，看了看，抢了饼干袋子就跑。我的警卫员追出去，先是抓住他大衣——他把大衣甩了；又抓住他的匣子枪——枪他也甩了……唉，饿得厉害，也不讲纪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