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尽管批评了拉狄克，但仍热衷于进行这种类比。他在1927年7月10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向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极其艰巨而且十分复杂的任务。现在，阶级斗争的壁垒已经泾渭分明。其格局如下：以‘独裁者’大帅张作霖为首的封建暴徒；以蒋介石为首的‘进步’将领的自由资产阶级联盟；倾向于资产阶级而目前尚举足未定的武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奋起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如果热衷于同‘俄国’进行类比，那末可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四类人，即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阵营。”
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1927年夏升任校长）也是热衷于将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进行类比的一个人物。他写道：“中国最近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把这些事件看做为即将到来的必操胜券的中国革命的总预演是恰如其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些事件同1905年俄国革命相比较。”他还说：“中国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政府应当是什么性质的呢？这个革命政府应当接近于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设想的政权，中国的革命政府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的总和。”在引证列宁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政府的论述后，他接着说：“列宁关于革命政府的这一公式，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这种把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公式到处乱套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思想的。
直到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为了证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还要和俄国的1905年加以类比。他说：“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在1905年是如何回答‘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的退出而缩小？’的问题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在今日的中国比1905年俄国革命时更宽更深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矛盾更加尖锐了。”“中国的革命阵营在摆脱了这位不彻底的、步步落后并企图把整个运动拉向倒转的盟友之后，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革命的规模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革命斗争已转入更高更尖锐的形势。”
总之，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无异于俄国革命的翻版，只要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的公式，胜利果实就会唾手而得。
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核心是斯大林同志，他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更重大的影响。
1926年11月，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指出：“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1905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1905年。这就是说，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他还批评过有人因为在俄国革命中共产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加入一个共同的党，而反对中国国共合作的论调。在这里他是完全正确的。
遗憾的是，斯大林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也未能跳出俄国革命的框框。比如在上述演说中他又说：“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1927年5月，他还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分析武汉国民党时指出：“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这些分析，显然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1927年4月，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中国革命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他认为第一次北伐时期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不难看出，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人规定的策略，正是俄国革命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1905~1917年2月；第二阶段1917年2~10月）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政策。正如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概念实质上就是斯大林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按其1905年的说法）的教条化；它是把这个处方输送到中国的情况中去的产物。”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为回击反对派的攻击，严厉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说：“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但斯大林在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时却“重蹈”了他们的“覆辙”，他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克劳丁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尽量缩小中国共产党遭受的失败的重要性，并为了证实到那时为止对‘左派’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想把后者的背叛与克伦斯基之流的背叛相比较，并表明中国革命所采取的道路会像布尔什维克1917年取得胜利那样也通向胜利。在作出了这个预言之后，斯大林不得不极力保证事实与它相符合。”
1927年8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判反对派，他说：“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1905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同时他又把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发展为“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三阶段分别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两个阶级（工人、农民）联合进行的革命，这种理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总之，斯大林同志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他反对把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作简单类比，另一方面却又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化，这就使他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状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深。最后终于导致在挽救中国革命中的严重失策。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但是，中国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这何以解释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归功于列宁的关注和指导。其二，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基本上相当于斯大林分析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反帝斗争。斯大林当时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三，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许多重要历史经验也确实对中国革命有指导意义。例如，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制定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历史类比，在列宁的著作中曾广泛而多方面地使用过历史类比的方法，他说：“问题的实质是阶级的相互关系。”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正是在这个实质问题上。
俄国1905年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在这次伟大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实践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农民参加了斗争，他们用行动证明农民是能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唯一重要力量。革命的风暴把俄国小资产阶级卷入了斗争的行列。但是，作为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却成了革命发展的障碍。俄国社会革命党声称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们是主张革命妥协的重要力量。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和中派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克伦斯基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十月革命，曾经同布尔什维克党保持过统一战线的关系。1918年终因维护富农利益而反对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并发动了武装叛乱。
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对手是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他们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1905年列宁写道：“资产阶级现在一般和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两国的国情根本不同。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却一古脑地把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特性和阶级关系机械地搬到中国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他们一会儿说蒋介石是立宪民主党，一会儿又说他是克伦斯基；一会儿说国民党是孟什维克，一会儿又说是社会革命党。他们不了解中国的阶级特性和阶级关系有着许多不同于俄国的根本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性质，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政党。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度，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使小资产阶级急剧分化，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这就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既不是立宪民主党也不是社会革命党。
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这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所犯公式化的主要错误。与此相关的是定型化的错误，即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选择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比如，他们认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他们把人看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应该指出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是一贯的，但由于在中国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尚未发展到阶级力量完全分化和重新组合的阶段，因此共产国际这种错误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举起了反革命屠刀，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公开投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营垒，上层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剧烈变化，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就在挽救革命的关键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时的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