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邓小平解释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他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是就其实现经济体制转变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深刻性而言的。他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还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所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要使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社会分配方式、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引起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与调整；同时也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发生革故鼎新的深刻变动，促使人们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这种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改革具有了革命的意义。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也是就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时间的紧迫性而言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加之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缺乏的大国，这就更增加了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时间的紧迫性。现代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又对我们提出严峻的挑战。邓小平曾提醒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正是强调的这种紧迫性和严峻性。要在国内现实的基础上和国际复杂的环境中取得改革的成功，其艰巨性与复杂性绝不亚于第一次革命。这场革命的成败，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直接影响着世界的现在和将来。改革作为一次新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崭新的命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它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性质和伟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概括。
2.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对外开放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指导思想；同时，又是改革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目标。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扩大开放。邓小平从来就是将改革与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在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个著名论断的同时，他又强调“改革需要继续开放。”“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他还坚定地表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江泽民说过“中国的改革是顺应当代世界潮流，符合人类进步事业发展进程的选择。”“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方针政策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把改革和开放作为同一个基本点来看待，而且已经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新学说，提高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的高度。
3.通过改革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邓小平说过：“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这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在阶级社会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实现。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但是，旧的体制束缚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他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他指出：“农村经济一开放，8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1987年他在谈到农村改革时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们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解决10亿人的贫困问题，10亿人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强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过：“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坚定地表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非常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强调：“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他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在谈到农村改革时，邓小平非常高兴地说：“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989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
上述这些科学的命题构成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错误；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出色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途径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胜利发展的新航向。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新学说是邓小平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这个新学说是我们正确理解与把握改革开放特点和规律的钥匙。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和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新学说为中国历史注入惊人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江泽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顺应时代的潮流，体现人民的愿望，是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又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了错误的“动力论”，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举起了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21世纪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上，最醒目的四个大字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新学说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当然，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1989年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问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作出及时的回答。他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就进一步指明改革开放的动力作用。他强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邓小平表示，“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在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重申改革开放的动力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沿着正确航向前进。
1989年6月下旬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公报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1990年，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七中全会。全会认为，“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如果我们不改革现行体制中的弊端，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可能在剧烈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强调：“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这充分表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要求我们思想要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点。他深刻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的5年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5年。在这个过程中，党深深地认识到，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新学说正在生动、丰富和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继续开拓进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那么，怎样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呢？最关键的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在这面伟大的旗帜上，最耀眼的四个大字仍然是“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新学说的巨大威力。2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巨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海外舆论一致赞扬“中国显示出惊人活力”。世界银行专家的评价是：“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邓小平十分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他说：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