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是人们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确立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巨大动力。科学的理想信念能使人们具有崇高的人生目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尚的情操、不屈不挠的品格和勇于献身的精神；能使人们自觉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同马克思所说，这样的“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与灵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理想信念绝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坚定的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必须以深厚的科学理论修养为依托。理论是管思想管方向的，是行动的指南。当今，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党中央的重要文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巨大的精神动力。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发表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的一次讲话。在正式讲话中，他强调改革开放，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在即席讲话中又强调了精神动力。21天后即3月28日，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著名论断，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这表明邓小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时，既考虑到了物质的动力，又考虑到了精神的动力；既考虑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又考虑到了精神力量的反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动力系统，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论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
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而作，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1999年第3期全文转载。
反倾向斗争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错误倾向的出现和存在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革命党只有对反倾向斗争具有清醒的认识，并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地总结了党史上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正确处理了反倾向斗争，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反倾向斗争的伟大成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开辟了道路，成为中国新时期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前奏。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冲破“左”的障碍的结果，是新时期正确路线同“左”倾思想第一次交锋的初步胜利。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中央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理论和“左”的政策。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了“四个坚持”，即：第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二，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观点；第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第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模式搞经济建设。这“四个坚持”的根据，就是“两个凡是”。或者说，“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化。
中国的历史又一次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如不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历史则无法前进。如同邓小平所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郑重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坚定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中国历史前进的一个标志。但是，历史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于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较量。有人组织力量对这篇文章进行围剿，斥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这篇文章和它所代表的观点面临着被扼杀的险境。
又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他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他气愤地表示：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他号召全党、全军“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领导我们反倾向斗争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反倾向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强调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邓小平还深刻总结了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整风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这一系列的论述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场较量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0年前的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左”倾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击中了林彪集团、“四人帮”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路线的极“左”实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启发和触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为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历史性的科学总结。他深刻地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问题。”江泽民认为：“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新时期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人的解放，引起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改革实际上就是清“左”除旧。因为，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倾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事物，不自觉地成为“左”倾东西滋长的土壤。
1987年4月邓小平在题为《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对这次思想大解放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1977年和1978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1978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认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
20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思想大解放贯穿着一条反“左”主线。
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又一个里程碑。江泽民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就是在这个“宣言书”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
1997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政治报告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和“所有制崇拜”，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突破，是中国新时期第三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决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历史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基本路线问题上，我们遇到的主要干扰是来自“左”的干扰。只有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才能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干扰；才能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为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进一步揭示右与“左”给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以及在坚持基本路线问题上产生的影响。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应当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左”和右的问题，进一步揭示在高举旗帜问题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问题上，“左”的理论观点及其危害和右的理论观点及其危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危害来自“左”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主要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极大的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在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就超越阶段，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后来勃列日涅夫等人宣布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招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长期以来，“左”的倾向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势。所谓“‘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的理论与观点的确是根深蒂固。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构成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主要思想障碍。
2.深入研究“左”与右的内在关联。
“左”与右在思想方法上是相通的，在实践结果上也是相通的。“左”的理论可以产生“左”的政策，这是人民所熟悉的。同时，“左”的理论也可以产生右的政策。只有论证了这个问题，才能全面揭示“左”与右的内在关联。
例如，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的实质是“左”，却形成了一套右的政策，招致了一个极右的结果，使大革命惨重失败。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左”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套用俄国革命的模式，认定国民党是工农党或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党；二是套用欧洲资产阶级模式，把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由此产生了两大方面的右倾政策：一是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从而依赖国民党及其政权；二是认定蒋介石政变就是资产阶级叛变，从而认定汪精卫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大革命的赌注下在汪精卫身上，结果汪精卫便成了中国大革命的“送命汤”。
在实践上，“左”倾错误往往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保守。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对待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和福建事变就是明显的政治上的右倾保守主义。
3.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反右防“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党的历史上反倾向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邓小平经历了我们党内所有的反倾向斗争，并受到“左”倾错误的多次迫害。在我们党内，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总结，无疑是最具有权威性的。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往往以“左”反右，结果既反不了右，又助长了“左”。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引起的，是右的集中表现。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领导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右防“左”，为我们树立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光辉榜样。
邓小平认为，对于反倾向斗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