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大时代的基本走向，而且注重研究时代主题的动态转换。当邓小平领导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也不仅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和曲折。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世界。只有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时代主题有了科学的把握，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制定才会有科学的依据。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科学价值不仅在于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我们用邓小平使用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探讨当今时代和未来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不仅是当今时代的客观存在，而且还会强劲地持续下去。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人类永恒的期望，将贯穿整个大时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抱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深入思考时代主题问题，逐步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理论。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一论断正确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的新判断具有充分的理由：第一，科技革命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和平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第二，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因素增多，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要求日益强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都强烈地反对战争。同时，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使国际政治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局面。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情况说明，和平的政治条件正在发展。第三，战争的军事制约因素正在增强。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尽管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难于预料的情况，但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无疑会强劲地发展下去，从而制约世界战争的爆发。当然，在未来历史大时代中，仍将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世界战争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当今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和平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基本理由。
至于发展作为未来历史大时代的主题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的整个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因此，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的核心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大问题。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世界共同问题的根蒂在于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失业问题都是在发展中产生，也只有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因此，“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具有永恒的科学价值。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不仅具有世界的广度，而且具有“全人类的高度”。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正是这种深刻的立意，使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超越了现时代，具有永恒的价值。
邓小平时代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而深入地审视和研究。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和平是前提，发展是核心。人类必须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1985年3月，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来华，邓小平会见他们时又谈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又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在邓小平看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可能是几百年，也可能上千年。因此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未来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永恒的主题。当年，邓小平坦诚地表示：“我们希望至少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
邓小平的时代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在50年到70年内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邓小平所关注的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50年到70年，这并不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时代主题就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邓小平作为务实的政治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与复兴，他不想给未来提供教条式的现成答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
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可预见的时期”和“较长时期”究竟是多长？可以是几十年，也可以是几百年。政治家作为战略研究往往预测几十年或一、两百年，但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研究可以设想几百年或上千年。基于这种设想，我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主题，而且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观点。江泽民提出，要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主题，应当属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的成果之一。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是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理论判断和战略任务的统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发表讲话时就指出，“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又成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争取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揭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当代中国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任务不是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准备革命，而是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说，中国发展了，“国家总的力量扩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从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而且是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来考虑的”。
他强调：“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建设国家，另一件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他又说：“中国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建设和发展，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就是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是在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论述科学地揭示了时代主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崇高的历史使命。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强调要塑造一个和平大国的新形象。他指出：“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树立和平大国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和平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世界上的大国都努力塑造和平的大国形象，那么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邓小平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前进的必由之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要解决南北问题，谋求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这是时代主题的基本要求和现时代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时代理论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表示要在和平崛起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邓小平的时代理论承认国际政治的双赢原则。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共同组成世界市场，制定国际体制，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理论。列宁曾探讨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这里，列宁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1921年列宁在谈到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时指出，现在地球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列宁当年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对人们认识当今和今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寻求相互利益的交汇点。无论是当前还是在今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都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的利益交汇点。因为和平与发展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期盼，反映了人类的最高利益。从根本上讲，和平与发展同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写进会议的文件，使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指导原则。
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江泽民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历史时代的期盼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在讲话中，江泽民既坚定地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又跳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思维模式的束缚，明确提出了“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当然也包括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新思路。他强调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脱离人类前途命运的特殊战略目标，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这种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同人类文明、时代潮流、世界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战略，反映了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映了历史大时代的本质要求。
回顾历史，我们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展望未来，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和平与发展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在探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时，我们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关于这一思想，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表述得更为清楚，他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的思想，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但80多年以后的世界，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似乎又进入了“共同胜利”的时代。根据现有条件来推断，这种“共同胜利”不会在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的可能是通过和平与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是和平与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战乱与贫穷扭曲了人性，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宽阔道路上，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