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的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可想象的。我们招待所简陋的房间里只有木板床，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漱的地方，当然那个年代更不可能有空调了。工作的场所就是腾空几个招待所的房间，放几张三抽桌和木凳。在计算机的技术上，我们所只有一台日本的NOVA机，启动计算机要用手拨十三条，所用的输入设备是打孔机，检查问题时，科研人员要把打了孔的纸带，举起来对着亮光看孔，心里想着十六进制数，而且能够接触和使用这台计算机的仅十来个电装组的人。但抽调出来攻关的人都是集成电路研究室测试和设计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人，而且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甚至连二进制也不懂，对计算机知识知之甚少。但正如您诗中所说“大集成不怕，微处理器何难，众立愚公志，无峰不可攀”。成电来的计算机系的老师们有着丰富扎实的计算机知识，这对剖析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所的同志们有着丰富的半导体工艺、器件、版图、线路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也是剖析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我们所的同志们所缺的计算机知识，就由刘老师您给我们补上。
刘老师您不是拿一本现成的熟悉的计算机教材来教我们，而是用自己精心重新编写的教材。撇开二进制，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把计算机的原理讲给我们听，来听课的人不仅是参加攻关的人，还有许多其他科研人员。最令我感动的是，您带着自己的教案来，但从来不去看它一眼，全部是背出来的。70年代中期，我们三线单位还经常停电，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蜿蜒的山路上高高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而刘老师您就站在路灯下，手中拿着教案，口中念念有词地在“背”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我们这些学生面对您这样一位极其认真的老师，不好好学习，不努力攻关，能对得起谁呢？就是这样，刘老师您一边领导着攻关小组，一边参加着攻关的具体工作，还要挤时间给我们研究所一班人讲授计算机知识。从基本原理到与所剖析的VLSIC相关的一系列的电路、微处理器、存储器、串行接口、并行接口等等。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您所有讲课的文字内容都是背出来的，就是连所有复杂的逻辑线路，也是背出来，用彩色粉笔画在黑板上的，包括×××微处理器这样复杂的逻辑线路，也是丝毫不差地背着画出来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啊！
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会战到了高潮，六月份的永川山沟也越加闷热起来，招待所会战的房间里酷热难当，空调没有不说，就是连风扇也不能开快速挡，否则几千张照片就会跳舞，工作就无法进行。老师、同事们就任凭汗水流淌，但却愉快、顽强地工作着、战斗着。我们互教互学，协调工作，双方配合默契，相处和谐，在实战中共同成长，一心只想着早日胜利完成部里交给的任务，渴望着为我国集成电路事业、计算机事业攻好关，攀上高峰。我们终于在六月中旬把×××微处理器的所有指令，一条条的分析过。当一个脉冲触发时，这几百万个门电路是如何配合行动起来完成此功能的。当科学的、准确的研究好、分析好所有的指令，并由刘老师您最后汇总、审查，编写成厚厚的一本报告，带着它去参加全国微机学术会议，献上了一份厚礼。
刘老师您不仅胜利地按时完成了部里交给您的这项艰巨任务。您还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攻关的队伍。刘老师您走后，我们研究所又自行剖析了一些VLSIC并且通过几年的努力，将其研制出来了。从而为我国自主设计、制造VLSIC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研究所凡听过刘老师您讲课的人，凡和您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您的精神所感动。
老师您从开始剖析硬件时，就为我们所今后的研制工作做了通盘考虑。建议所里派一位同志剖析相关的软件，为今后研制出的器件进行测试分析，和由此电路构成的系统软件做好技术准备，很荣幸这个人就是我。刘老师您不断鼓励我自学，使我树立信心，把一条条指令分析清楚，再把一些相关系统的管理软件用手工从二进制机器代码转换成十六进制代码，再转换成汇编语言，再一条条仔细分析，画出细框图，再到粗框图，再仔细地分析出功能。每遇到不懂之处我便向您请教。您总是热情地、极其耐心地为我解答。我想，如果当初没有刘老师您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我就不会有那样的信心和力量去接受和完成所里交给我的一系列艰巨的科研工作。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刘老师，您不仅教了我专业知识，而且教给了我从事科研工作所需要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使我终身受益。
一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
您不仅是一位严谨的教书育人、做学问、搞科研、攀高峰的好教授，而且心中还时刻装着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大事，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活动家、外交家。由于您的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邀请到许多国外专家来华讲学，推动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接着刘老师您又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北京与成都之间，终于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在电子科大建成了全国一流的微机实验室，为教学与科研又立了一大功。
后来我们研究所搬迁至无锡，并且主要从事的不是微机VLSIC的研究。直接联系少了，但我仍然关注着老师您的信息。得知您去美国加州Berkely分校作三年的访问学者，主攻UNIX操作系统的研究，成为我国七大UNIX专家之一。又知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获得几十万美元的资助，让电子科大十位中青年老师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深造。他们回校后都成为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您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不仅自己努力奋斗，不懈追求，还无私地帮助、培养和带领一批批老师和学生去共同前进，携手攀登，让中国的科研力量不断壮大，后继有人。
记得1993年我儿子也踏入电子科大的校门。我们在校园内遇到了您。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但一见如故。您和师母热情地款待我们，同时您不忘谆谆教导我的儿子，应为国家立志、奋发。如今他在美国博士毕业后在一家著名的大公司工作，但几乎每天在网上关注着祖国的各方面的信息。我想，总有机会他会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不辜负您当年对他的期望。
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了，仍然时常关注着老师您的信息。得知老师曾被授予全国电子工业劳模、成都市劳模、优秀博导、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真的为您高兴，真的觉得您当之无愧，真的觉得和您付出的毕生精力以及作出的巨大贡献相比，这些荣誉还太少太少。真的觉得那些为一己私利，不惜搞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伪学者、伪科学家们只不过是粪土一堆，令人嗤之以鼻。您才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值得人们永远景仰。
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
为迎接50周年校庆，在电子科大的网上刊登您的“人生之旅”。当我拜读了一首首您人生各个重要阶段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得知您在“文革”中为当时的形势急白了头发时，我又一次被您的精神、您的情怀深深打动了，又一次让我看到了您崇高的、革命的精神境界。您就是高山，令人仰望；您就是峻岭，让人肃然起敬。不熟悉您的现代年轻人，读了您的“人生之旅”，也许会觉得它“太革命”了，“太纯粹”了。但是我深信，这就是您，这就是您真实的人生。但同时在您革命的征途中，也充满着浪漫的情怀，在您奋斗的人生中，也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请允许我回忆在我们两个单位合作工作之外的一点有趣的花絮吧。
从往事的回忆中走出，凝视着网上老师的近照，您虽已两鬓白发，但往日的神采依旧，您虽70有余，但仍在勤奋耕耘，还在培养着新一代的博士生们。正如您诗中所言“人的价值源于奉献”，您还在继续奉献着，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但您的学生们还是希望您今后更加关注自己和师母的健康，多留点时间给你们自己，去欣赏大自然，尽享天伦之乐，尽享人生。我相信，多年以后，当满天下的桃李与您再聚首校园之时，您一定会看到，您曾经给我们的教导、鼓励，正以“成电”之精神，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一代代的电讯弟子们，他们正在为在21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追求着，努力奋斗着。
请别抹去这淡淡的历史印记——怀念百岁教授周玉坤
丹洋
2004年4月14日，102岁的原我校周玉坤教授在成都大丰镇的一栋私宅内悄然过世，对于大多数成电人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印象。但在成电建设的历史中，他却实在无法被抹去……
55年（1955年）前冬天开始了全国第二次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计划，交通大学全校西迁成立西安交大，在交大原址新建上海造船学院；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三校电讯工程系迁成都，成立我国第一所无线电工程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对于国务院的这个重大的新决策，一时间在相关院校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人们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想法和问题接踵而至：大批教职员工的家庭和子女如何安置？人们个人的计划和设想被打乱！原来的大城市生活、工作条件远比成都优越，生活习惯也有差异，老学校的名望很高、基础很好而新建学院却名不见经传，再加上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和一系列硬件设施都需一件件规划落实，特别是当时的大部分同学从未离家出过远门，要解决这些问题，任务是何等的艰巨！而且当时的时间更是迫在眉睫，时不待人。从国家一纸决定到新学期在成都开课，只仅仅剩下不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可以想见，当时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是多么的复杂、细致和具体。作为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我们，只听说新建学院院长吴立人带领学院筹备组领导们，日夜兼程地往返飞行于北京、上海、南京与广州之间，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分别进行着组织、人事、思想、技术乃至事务等方方面面安排。经过半年时间的运作之后，华南工学院方面的著名五教授，除林为干之外都未能迁往成都，1957年还酿成满校风雨的“华南五教授事件”。南京工学院方面，系主任陈章、钱凤章等一批知名教授及全部在校学生，由于其他原因也未能西迁成都。然而交通大学二、三、四年级六个班级的全部学生近200人及全部教职员工近50人，除李家振与徐志强两位同学外，全部迁至成都我们这所新的学院。因为李家振当时是交大排球队的主力，而交大排球队一直蝉联上海市冠军，为学校挽留。徐志强则因具有特殊音乐才华，后退学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最终成为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也未能离开上海。交大师生全部西迁成电的事实，应该说与当时任系主任的周玉坤教授的表率作用不无关系。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正是周玉坤主任的榜样，默默地为大家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周玉坤教授1902年正月初三出生，192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曾任美国贝尔实验室及英国曼布雷研究所研究员。在抗日烽火蔓延的艰苦岁月，为了投身抗日战争，1938年他毅然回国，负责滇缅公路全线通讯工程建设，后于重庆任交通部材料总署副署长兼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又分别任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之江大学教授、浙江省电话局总工程师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任上海工专（上海机械学院前身）代理校长兼教授，解放军进驻上海时，面对国民党实施的破坏城市计划，周老积极组织、领导护校活动，使学校免遭破坏。1952年全国第一次院系调整时，周教授被任命为交通大学电讯系主任，被聘为二级教授，并被选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被任命为我院筹备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建院后为我院一系第一任系主任。同时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委员。
当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家来蓉，完全没给自己留一点儿后路，全心全意地奉献于这所新建学院。他们夫妇育有九个子女，除长女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携带了其他八个孩子全部迁徙至成都，这是何等的不易！记得当年与大家同船来蓉的小儿子平平活泼可爱，还不到三岁。甚至连家里的钢琴也一并带来成都，放在教工俱乐部为大家使用，成为当时学校最贵重的洋乐器，一直沿用至“文革”以后多年。50多年之后，除了还在清华的大女儿，在美已故的我校知名教授二女儿周光湖，以及旅居加拿大和旧金山的两个儿子外，还留下了其他五个儿女在我们天府之国。真可谓：“在这片土地上献出终身献子孙”。
然而刚刚来校一年，正当老人家踌躇满志，准备在这所刚诞生的学校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政治风云突变，骤然间便被打入另册，继而又被逐出校园，令其暂居于南院后门外原亚光电工厂的简易宿舍内。由于政治条件不合格，不久便被退离学院，分配到市科委所属的成都机械研究所工作，直至1978年在该单位退休。“文革”后落实政策，才于1979年经上海经委主任李家镐推荐，重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石化总厂顾问兼石化专科学校教授，以77岁高龄，再为社会奉献余热。
21世纪初，已经年迈体弱的周老因家人均在四川，上海无人照顾，才又回到成都郊区大丰镇的孩子家。这位怀着建设我国第一所电讯学院夙愿的风雨老人，经过整整一个多世纪的风波和曲折，最终于2004年4月14日走完了他从上海到成都的人生之路，终年102岁。周老逝世后，由上海交大四川校友会和我校上海交大校友会在北郊殡仪馆联合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思会，我校通信学院党委袁勤书记参加追悼会，代表学院对这位学院的奠基长者寄托了哀思。在周老临终前几年的日子里，我校校友会多次去家中探望和慰问，老人家一直向我们表示自己一个十分美好的心愿：希望能在下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用轮椅把他推到学校的主楼广场前，再亲自看一看，这个他所魂牵梦绕的梦中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