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使康克清不能忍受的是，保卫局在枪杀她的战士时叫她去看。她知道，这是保卫局搞的又一个花招。他们处决AB团分子时，要让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到场，以检验其对AB团的态度，谁若说了不赞成的话，就会被打成同情AB团的反革命。康克清不愿去，她想，我是指导员，不能保护住我这个连的战士已经够无能为力的了，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战士被他们杀死，我做不到。于是，她说工作离不开而没有去。
这样推辞几次后，保卫局可能察觉了康克清是不愿意去，才借口说工作忙离不开的，便通知她非去不行。她实在没有办法，便硬着头皮去了。
远远地，她就看到几个战士被捆着，端着枪的人，气势汹汹地站在他们面前。
战士们也看到了康克清，大声哭喊：
“指导员救命！我们冤枉啊！”
这凄楚的喊声，顿时撕痛了康克清的心。她加快脚步奔过去，想说服保卫局的人。可是，还没等她走到跟前，雪亮的刺刀就捅进了战士的心窝，鲜红的热血淌在地上，染红了一大片泥土。活泼可爱的战士，在喊着冤枉的声音中死去了。
康克清蹲下身，抚摸一会战士的尸体，又站起身来，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质问道：
“你们叫我来，为什么不让我同他们说一句话，你们就动手！？”
“怎么，你要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狞笑着说。
“你们的刺刀是用来捅红军战士的吗？”康克清又问。
另外一个人说：“这样可以节约子弹。”
康克清愤怒了，她真想打那人一巴掌，但还是忍住了。她没有再说什么，同这些人是无法讲清道理的。她愤愤地离开了。
她没有回连队，而是去了总司令部。恰好朱德在屋里，她走过去向他讲了部队发生的事情和刚才见到的场面说：
“战士被当作AB团抓去杀了，团长、政委也被抓去杀了，得想个办法呀！”
“这样的事，我暂时也无法可想。”朱德的语气是沉重的，显出了他心情的沉重。
“难道这是革命队伍里不可避免的吗？”康克清问。
朱德道：“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才能避免呢？”康克清又问。她着急呀，想从丈夫这里聆听到避免眼前发生事情的办法，因为他是总司令呀！
朱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痛苦的表情。
看着朱德的脸色，康克清明白了，他也在思索而没有找到答案，便不再问了。
这时的朱德和康克清都没有想到，抓AB团竟然抓到了朱德的身边。一天，保卫局的几个人跑到总司令部，说朱德的警卫员李少青是AB团，要把他带走。
恰好康克清在场。她明白带走意味着什么，那几个被杀战士的尸体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到吓得脸色惨白的李少青向她投去求救的可怜巴巴的目光。这个十五六岁的战士，来自农村，质朴勤劳，绝不会是坏人。她便对保卫局的人说：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她以为自己的担保会起作用，哪想保卫局的人根本不以为然，口气很硬地说：
“我们只执行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的话跟他们说去吧！”
李秘书长是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他负责打AB团的工作。康克清听说过，他是用欺骗和拷打两种办法使人招供。思想幼稚的人错误地认为，既然相信党，服从党，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所以AB团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康克清当然不怕他，但想到把人带走就不好办了，便回到屋里去搬朱德。
朱德听到来抓他的警卫员，立即走出屋子，指着李少青，气愤地对那几个人说：
“他跟了我这么久，还是个小孩子，腿又有点残疾，怎么可能是AB团？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抓走他，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那几个人一时语塞。
朱德进一步追问：“你们的证据呢？”
一个人说：“有人说他是AB团。”
“不行！我要的是事实证据，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口供。”朱德强硬地说，“没有证据，谁也不准把他带走！”
不知是总司令的职务，还是命令式的口气，那几个人无语可对。过了一会，才悻悻地走了。
李少青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康克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朱德却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峰。
明白了，更痛苦
回到朱德的住处，康克清还是闷闷不乐，一个人坐着，话也不想说。
可是，她的心里却不能平静。今天，一位领导人找她谈了话，要她到总政治部去当青年干事，她对此不理解。在打AB团中，不少干部和战士被杀害了，人员减少很多，她当指导员的三连和二连合并，并把她调到交通大队去当政治委员，才去了没几天，怎么又不让她当了呢？
“你是女同志，在机关工作好一些。”领导人这样说，“部队太苦太累了。”
乍一听，康克清信以为真，可又一想，不对呀！当指导员不是也苦也累吗？我还不是干下来了，甚至得到不少人的好评。再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当初让我去交通大队呢？她疑惑地问道：
“真是这样吗？”
领导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是或不是，好像有什么不便说出的原因。
这一点，康克清看出来了。她说：
“我想知道的，是真正的原因，请你能如实告诉我。”
领导人犹豫了一会儿，说：
“那好，我如实告诉你。上面有规定，政治委员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能担任，而你现在还不是党员。”
原来是这样！康克清明白了，也更加痛苦了。自己1926年参加共青团，已经5年的时间了，先是在村里工作，不怕流血牺牲，她还没想过自己不是党员的问题呢！直到此刻，她才知道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能当政治委员，哪怕是交通大队这样的单位。
“希望你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虽然你还不是党员。”领导人见康克清在思考，又进一步说，“因为你的行动，也关系到朱总司令。”
这句话的本意是好心，但此刻的康克清却不满意：
“我服从组织的分配，马上就到总政治部去。但是，我做得不好的地方，与总司令没有关系。我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学生，我想向他学习，只是还学得不够；他要求于我的，我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好。”
“是的，是的。”领导人连声说。
出了房间，康克清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她喜欢部队，喜欢干部战士，喜欢火热的连队生活。她不愿离开他们，可又不得不离开。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她径直来见朱德。看到朱德正伏案看文件，便一个人坐着出神。
朱德知道康克清回来了，是从脚步声中听出来的，因为正看一个文件，没有顾得上说话，连问候一声也没有。他想等看完文件，再向妻子问一问部队的情况。很快又要打仗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怎么样呢？特别是打了AB团以后。
他看完文件，摘下花镜，一转脸就看到康克清的神色不好，往日的笑容被一种阴沉代替了。
“你怎么啦？”朱德关切地问，“是不是病了？”
康克清使劲摇摇头，没有说话。
朱德感到莫名其妙：“那你为什么这样呢？”
“他们让我到总政去当青年干事。”康克清说。
朱德感到很突然：“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的人不能当政委。”康克清的话里带着一股气。
“噢？”
朱德的口气也很惊奇，但马上又镇静下来。他曾听从中央来的同志讲过这样的话，但并没有在意，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这样做了，而自己的妻子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但在康克清面前，他又不好讲什么？便问：“你不愿意去总政吗？”
“我很喜欢连队，真不愿离开他们。”对着丈夫，康克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的这种感情我很理解。”朱德看着康克清说，“不过，干革命嘛，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
朱德的这些话，早在康克清的预料之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两年多共同生活，她看到自己的丈夫是个以革命利益为第一位的人，从不计较个人的私利，对什么名誉、地位、待遇，从来不去考虑。她今天所以向朱德说出心中的不快，完全是妻子向丈夫的倾诉，以求得理解和安慰，并没有想通过他的权利去改变组织上已经作出的决定。
看到康克清没有吭声，朱德以为妻子还在生气，就亲热地问：
“思想还没想通吗？”
“不！”康克清摇摇头，“你放心，我很快就到总政去上班。”
朱德的脸上立即浮现出欣慰的笑容，满意地连声说：
“这样好！这样好！”
康克清沉思一会儿说：“我要申请参加共产党。”
“好呀！我支持你。”朱德笑着说，“你的要求可以向党组织提出来，能不能入党，那要由组织上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你要经受得住党组织的考验咯！”
康克清点点头。
“到了总政后，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处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朱德的话语重心长，饱含着丈夫对妻子的殷切期望与真诚关心。
“当青年干事要教人学文化，我的文化水平太低，怎么教呀？”康克清说。
朱德温和地说：“不会可以学，边学边教嘛！我们的战士文化都不高。有了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我一定努力干好！”
康克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很快去总政治部报到，当起了青年干事。
陈独秀，让朱德失望
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脚步轻盈，嘴里哼着一支自己即兴编的无名小曲。自从到总政治部当青年干事后，她一直和朱德住在一起。工作上顺利，领导很满意，她的入党申请也被批准了。心中激荡着无比的喜悦。
她走着，抬头看看天，湛蓝湛蓝的，几缕白云悠然飘动，明亮的阳光辐射下来，温柔而美丽。路旁的树木开始萌发新绿，经冬的松柏依然清葱苍翠。树枝间的小鸟飞来飞去，叫得嘹亮动听，仿佛在向她祝贺，祝贺她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啊！今年的春天，来得多么早！
此刻，康克清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那鲜红的党旗，悬挂在泥土墙壁上，增加了屋内的气氛。所有到会的人神情庄重。她一走进门，心中就油然升起一种庄严与神圣的感觉。
在此之前，当她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后，刘维严、杨立三两人就找她谈话。她详细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加入共青团，参加万安暴动，上井冈山，当红军等个人经历。
她讲完后，刘维严说：“你过去的情况，组织上知道了，几年来，你表现得很好，不论在井冈山、在赣南、在闽西的转战途中，还是在反对敌人的‘围剿’时，你不但勇敢，还有指挥部队的才能。不过，入了党之后，平时要吃苦在前，打仗时要冲锋在前，当个党员可要起带头作用呀！”
杨立三说：“克清同志，因为把你从交通大队政委调任为青年干事，你可能心里不太满意，可你也要认识到，加入共产党不应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呀！”
康克清的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说：
“开始时是有点不满意，经总司令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入党不是为了别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对！我们都要向朱总司令学习。”杨立三说。
随后，她就填写了一张表，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想请朱德帮她填写，但朱德没答应，说她自己填写更有意义、更郑重。于是，她在朱德指导下亲笔填写了表格……人们到齐后，康克清被领到前面，站在党旗下宣誓，誓词是刘维严读一句，她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康克清边走边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回到住处时，正好朱德也在。他看到妻子满脸喜色，就问道：“康克清呀，你今天这样高兴，有嘛子喜事？”“你猜猜！”康克清故意不说。朱德摇了摇头。“告诉你吧，我入党了！”“真的吗！值得祝贺了！”朱德说完之后，在桌旁坐下来，看着康克清高兴的样子，心头漾起隐隐的羡慕之情。心想：比起我来，她要幸运得多。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我经过多少曲折和艰险啊！的确是这样。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朱德对“不劳者不得食”的口号非常赞同，十分反感官僚军阀互相勾结，鱼肉百姓，便聘请具有进步思想的好友孙炳文到他的旅部当咨议。“五四”运动之后，他同孙炳文根据初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因素，总结前一段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经验，认为必须学习十月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头开始革命。因此。他在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还记得上海那幢坐落在法租界的寓所。他和孙炳文同去拜望孙中山。56岁的孙中山行动敏捷有力，对未来充满着乐观的精神。他谦虚诚恳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着朱德这位滇军的名将，又想到了借助滇军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的计划，他要求朱德重回滇军，对部队进行整编，并表示可以先付10万元军饷。但是朱德婉言拒绝了。
孙中山感到很惊奇。他哪里知道，在这之前，朱德已经拒绝了军阀杨森的高官厚禄。此时，朱德向孙中山说，他对于国民党同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丧失了信心。最后他们告诉孙中山：
“我们决定到外国去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
孙中山对此并不反对，不过他又问道：
“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我们所以愿意到欧洲去，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
朱德说完之后，孙中山点头表示同意……
他还记得在上海靠近公共租界闸北区的一间简朴小屋里，见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时的情景。他们是怀着极大的希望，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这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可是面色黝黑、脸上有些麻子的陈独秀却并不那么热情。他很谨慎，说话不多，只是注意听着朱德和孙炳文的话。
朱德原来以为，只要他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的，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加入共产党，就可以踏上新的革命道路了。
陈独秀冷淡地看着面前的两位客人，特别是时时打量这位滇军的将领，那目光里充满了疑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
朱德似乎也看到了陈独秀目光中的疑问，但他没想到陈独秀的回答如此冷漠：
“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地申请。”
陈独秀的这些话，使朱德失望了……
最使他难以忘记的是在柏林。
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后，就和孙炳文一起乘船到达柏林。他们两人多方打听，小心翼翼地敲开周恩来的房门。举止文雅、待人体贴的周恩来热情地请他们进到屋里，招呼他们坐下，询问他们有何见教。
朱德很感动，端端正正地站在比他小10多岁的青年人面前，讲述自己如何逃出云南，如何会见孙中山，如何被陈独秀拒绝，如何来到欧洲，最后说：
“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我做什么工作都行。”
他的态度是那么的坚决，话语是那么的诚恳。
周恩来一直站在朱德的面前。他听着四川口音的娓娓谈话，习惯地侧着头，提了一些问题，最后微笑着说：
“我可以帮助你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你们办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过了几个月，国内回信。从此，朱德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过，他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