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她来到雩都，见到了女子义勇队，不由得心里一愣。
这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啊！全队180多名队员，大部分是农村姑娘。一部分是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女子，赣州没打下来，她们便留在部队；另一部分是苏区日益扩大中跑出来要求参加红军的；还有一些是红军家属。她们的年龄，多在十八九岁左右。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江西省协商成立女子义勇队时，就提出了要求，把这些妇女集中起来培养，要使她们成为既懂军事又会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然后分配到各地赤卫队、少青队中去做军事工作。一看到这样参差不齐的队员们，康克清更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
“你可来了，我的康队长！”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康克清转过身，见是吴仲廉，赶忙说：
“听说你也来当指导员了，比我到得还早呀！”
说着，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像一对亲姐妹久别重逢。
吴仲廉比康克清大3岁。她出生在湖南宜章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在县城女子学校念书，后与伍若兰、曾志、彭儒等人毕业于衡阳女三师。吴仲廉生得清秀美丽，学习优秀，多才多艺，很有名气。1927年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马日事变后，她和张际春一起，带领20多名进步学生回到宜章县碲石彭家，秘密建立党支部、团支部。1928年1月，宜章农民暴动，癏石彭家参加起义，成立独立营。后来，这个营编入红二十九团，在朱德、陈毅领导下上了井冈山，吴仲廉就是其中的一员。
康克清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认识吴仲廉的。当时，吴仲廉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负责誊写通知、命令。她的字写得好，工作很紧张，往往在军委会议后一个小时就把会议决定抄写多份发到部队，古田会议决议最初也是经她的手抄写出来的。康克清很尊敬和羡慕吴仲廉，认为她是个女秀才。所以，一听说吴仲廉要来当女子义勇队的指导员就非常高兴，没想到吴仲廉在她之前先到了。
“太好了，能够和你在一起工作。”吴仲廉说。
康克清放开吴仲廉说：“我也很高兴，这回可以跟你学习了。”
“总司令怎么样？”吴仲廉不忘把她领上井冈山的人。
“他的身体很好！”康克清说，“就是太忙了。”
吴仲廉感慨地说：“也难怪，国民党出动那么多部队‘围剿’我们的根据地，他和毛委员一样，要指挥部队打仗，要想着根据地的建设，事情确实太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
“在一起用不着我照顾，现在不在一起，更照顾不上了。”康克清说着笑了，“他生活上的事，都是警卫员管的。”
“也是啊！”吴仲廉说，“总司令在前线，我们在这后方雩都，怎么能照顾得上。”
康克清似乎不愿过多谈论这方面的事情，说：
“还是讲讲咱们的女子义勇队吧！”
“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咱们两个就要完成好，把她们都训练成好样的军事骨干。”吴仲廉说。
“那当然。”康克清说，“不过困难可是不少啊！”
吴仲廉说：“这些同志的素质还是好的。她们都是自愿来的，就是打赣州时支前的那些人，也是不愿走而要求参加红军的。我找几个人谈过了，她们有决心和信心学好。”
“你这个指导员抓得真紧啊！”康克清高兴地说，“我还没来到，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也在等你嘛，等你带来总司令的指示。快说说，总司令有什么交待。”吴仲廉说这话是真诚的，使用的却是开玩笑的口气，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康克清。
康克清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脸上掠过一抹红晕，郑重地说：
“总司令讲，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真正的女子义勇队。”
“讲得好！”吴仲廉大声说，“我们就按总司令说的，严格要求，把女子义勇队训练好。”
康克清挥了一下拳头，说：
“对，我们就这样做！”
她们确实这样训练女子义勇队。当时设置的课程有政治、军事、队列操练和文化课。吴仲廉负责政治课、文化课，军事课由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教，康克清兼管军事课和队列教练，课后还给学员作辅导。女子义勇队随红军学校搬到瑞金后，又增加了战地救护、普通卫生、医药知识和伤病员护理等课程，政治课也增加了如何做妇女工作的内容。
每天清晨，康克清带领学员们出操。那些队员们身穿灰色列宁装，腰间扎着一样的皮带，膝盖以下打着整齐划一的绑腿。脚蹬白布条或麻绳打起的草鞋，齐耳短发塞进缀着红星的灰色军帽里。她们按照队长康克清的口令，时而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挺胸昂首，英俊潇洒；时而急速奔跑，甩动有力的双臂；时而又缓步而行，唱着嘹亮雄壮的歌曲。经过一段时间后，女子义勇队的政治、军事、队列、内务卫生、夜间查铺等，都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
康克清请求处分
一天，女子义勇队从野外回来了。
康克清走在前面，胸脯挺得高高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早上出去的时候，她就向队员们动员说：
“这第一次实弹射击，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我们要互相帮助，细心耐心，打出好的成绩！”
这次训练虽然只得了个总评良好，对于这些大多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女子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学校又一次表扬了女子义勇队。
随着康克清的脚步，队员们的双脚迈得十分有力，噔噔的脚步声，整齐雄壮。大街两边的群众，竖起大拇指，不停地称赞说：
“看这些妹子，个个都是好样的。”
走进学校后，男学员也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康克清很得意，学员们更是得意。
回到学校后，康克清布置学员们擦拭武器后，就回到了队部，和吴仲廉一起谈论今天实弹射击的事。外面，传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和笑声。
正在这时，有人急急忙忙跑过来，惊慌地说：
“队长，指导员，有人把枪搞坏了！”
康克清忽地站起来：
“怎么搞坏的？”
“她擦拭武器时，把枪机上的撞针弄断了。”那人说。
康克清着急了。枪，是多么宝贵啊！女子义勇队每4个人才有一支枪，而且还是不好用的。为了搞好今天的射击，这些好枪是临时从部队借来的。把撞针搞折了，整枝枪就废了，连烧火棍也不如。这怎么了得？想到这里，她厉声说：“去！让那个班长把那个战士领来！”
“你要冷静一些。”吴仲廉提醒说，“我到队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吴仲廉走后，康克清不但没有冷静，心头的火烧得更旺了。这怎么向部队还枪？这不是让女子义勇队在全校丢脸吗？她简直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了，非得好好批评一顿不可！
不大一会，班长把那个战士领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眼里泪汪汪的，腮上挂满了泪珠，显然已经哭过一会儿了，两眼有些红肿。见到康克清，那女战士双手捧着断了撞针的枪支，哽咽地说：“队长，你处分我吧！”
康克清顿时冷静了下来，心头的怒火也熄灭了不少。她感觉到，女战士的话，如同一根皮鞭，重重抽在她的心上。战士向我请求处分，是她知道了弄坏撞针是错误的，那么，我是她的队长，我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如果在擦拭武器之前，我就向大家讲清楚，事故不就可以避免了吗？“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班会上检讨。”康克清对那位班长说，“要知道，枪是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
班长和战士走后，康克清立即到了学校，首先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说：
“出现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我，因为我事先没有向学员们讲清楚。我请求学校给我处分。”
下午，校长刘伯承找康克清谈话，严厉地说：
“康克清同志，这个事故是严重的，你知道，我们红军的枪来得多么不易啊！”
康克清看着刘伯承，不住地点头，那意思是说，你批评得对。
刘伯承的口气变得恳切了：“是的，只有先严以律己，然后才能严于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情绪。为能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康克清流泪了。
刘伯承温和地说：
“我们准备给你以全校通报的处分，有意见吗？”
“没意见。”康克清说。
当朱德得知这件事以后，亲切地说：
“你康克清这件事做得对嘛！还是那句话，严将才能带精兵，只有对自己严格的人，才能对部下严格，才有威信呀！”
上干队的学员们走出红军学校，前去进行野外演习.24岁的康克清走在这个队列里。女子义勇队结业后，康克清就留在红军学校的上干队学习了。这个队的队长兼政委是董必武，学员都是来自红军各单位的营团干部。
对于留在红军学校学习，康克清是很满意的。她曾多次向朱德说过，小时候家里很穷，农民运动兴起之后，才认识了为数不多的字，能学习一段时间就好了。朱德每次都表示支持，可总也没有机会。女子义勇队结业后，正逢上干队开学，她又一次提出学习的要求，朱德同意了。
也许正因为这是自己的要求，而且是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进学校，所以康克清特别看重这次学习，她想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知识。因此，上课时她认真听讲，讨论时积极发言，操作时一丝不苟，学习成绩总是班里的前几名。
可是，对李德的课，她却觉得很难理解。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今天讲的是阵地战的战役部署、进攻及防御。说实话，李德在军事上并不是一个门外汉。这个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30多岁的日耳曼人，18岁时就应征服役，上了奥地利一意大利前线，后来还参加过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德国军队与沙皇俄国作战，被俘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又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是学校的高才生，在军事理论上是有一套的。课堂上，他每讲一句话，便由担任翻译的王智涛译成汉语。有时，他又夹杂一句谁也听不懂的“汉语”，连王智涛也翻译不出来，这就大大影响了他讲课的效果。
康克清对李德讲的理论没有听明白，心里还在琢磨。行进间，她转脸看看走在队列后边的李德。他的头上罩一块白头巾，把脸也盖住了大部分，另外还戴一顶斗笠，据说是为了防止被敌特发现。她听朱德说过，李德这个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按照外国的一套来指挥红军打仗，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以为然。
到达作业场地后，李德坐在树荫下，叽哩哇啦地讲了一通。原来，他是要每个学员代表一个班或者一个排，演习营团方队的冲锋。李德的口令，是通过翻译王智涛的口喊出来的：
“进攻开始！”
王智涛骑在马上，学员们跟在马屁骰后面奔跑起来。这些学员都是红军中的营团干部，有打仗的实践。他们在冲锋时都弯下腰，寻找有利地形，隐蔽前进。
李德看到这种情况，又哇啦哇啦叫起来。王智涛马上喊道：
“停止前进！”
“这样的进攻速度太慢，不应该弯腰蛇形前进。”
李德的话被译成汉语送进学员们耳朵里，大家的眼中流露出茫然的目光，似乎在说，向着敌人冲锋，怎么能不隐蔽自己呢？
李德似乎也发觉了人们目光中的疑问，通过翻译说：
“敌人已大部被我炮火消灭，剩下的残敌在我勇猛进攻下吓破了胆，你们应该有布尔什维克的无畏精神，大踏步前进。”
无论李德怎样解释，学员们还是难以接受。他有些生气了，不悦地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的部队就以正步行进，从精神上压倒敌人，不放一枪夺取了阵地。你们难道连军阀的部队也不如？！”
这最后一句话刺伤了学员们的自尊心。他们心想，我们不就是用我们的办法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反革命的3次“围剿”吗？但直觉又告诉他们，面前的这个高个头、大鼻子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怎么能不听他的呢？所以，他们还是按照李德的命令，三番五次地奔跑，累得气喘吁吁。
康克清也在奔跑。尽管她身体好，毕竟是个女同志，不一会浑身淌满了汗水，湿了内衣，额前的短发全被汗水浸湿了。她的心头也掠过一个又一个疑问。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都来讲过课，他们有的讲马克思主义，有的讲战略技术，都不像李德这样呀！他们采取的多是讨论式的教导法。特别讲军事课时，让学员们自己谈以往的战斗体会，进行讨论；或者让学员们担任某次战斗的指挥员，制定方案，再组织大家讨论，最后由教员总结。那样既好懂又好记，大家学到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指挥本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因为朱德告诉过她，在学习上，要虚心，要注意学人家的长处，不要自满自足。那样，就什么知识也别想学到。
李德的课，最后也有个讨论会。会上，学员们先是有些拘束，不敢发表意见。当有人开了头，大家就议论纷纷，说这样不切合红军的实际。
康克清问身旁的一个人：“王耀南，你对李德的课有什么看法？”
王耀南从心里觉得李德这么搞不行，他也佩服康克清是个信得过的人，但又感到自己讲不出什么道理，说：
“累点，我不怕。人只会饿死，不会累死。年轻人再累，睡个安稳觉就没事了。我就怕学不到本事。”
康克清看着王耀南，猜到他心里有顾虑，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不赞成李德的做法。”
学员们讨论的意见不一致，谁也不服谁。
这些情况报告到了学校，学校领导在一次会上说：
“打仗还是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出发，扬我军之长，打敌军之短。现在还是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至今已7年多，我们战胜敌人的许多好经验，应当继承和发扬。将来我们有了飞机、大炮、坦克，也不能老是按一套格式打仗。”
咱们是三个臭皮匠
在瑞金通往兴国的山路上，走着两男一女。女的是康克清，男的是王耀南和龙德明。他们的肩上挎着个简单的包，迈开大步，走得很快。
这次任务是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亲自交待的。他说：
“你们3人为1个小组，以总部的名义到兴国去调查，任务就是检查那个地区防御工事的构筑情况，由王耀南担任组长。”
他们3个人异口同声地保证完成任务。一则他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二则他们知道当前的形势，敌人正沿着盱江向广昌推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许多学员提前结业奔赴前线，也有的同学被派到各地去检查。他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上了路。
4月的阳光，暖洋洋地撒落下来，早开的油菜花一片金黄，水田嫩绿的秧苗青翠可爱。几只蝴蝶飞来飞去，鸟儿鸣唱着从头上掠过。这是赣南晴朗的春天。
王耀南看看天色，对康克清说：
“大姐，累了吧？要不要歇歇？”
康克清抹抹额头的汗水，哈哈笑起来：
“你承认我这个大姐了？”
原来，那是王耀南刚来到红军学校时，康克清打趣地说：
“你应该叫我大姐。”
王耀南看看康克清，不服气地说：
“你该叫我同志哥才对咯。你多大了？”
“你多大了？”康克清没说自己的年龄，反问道。
“我实是22岁，该23岁了。”王耀南立即答道。
康克清说：“怎么样，比你大吧。我今年24岁，已经过了生日。”
王耀南觉得先报岁数吃了亏，赶忙道：
“我说23岁，你说24岁；我要说25岁，你该说26岁了。你后报的岁数不算，不能叫大姐。”
“你不信，可以去打听嘛。”康克清说。
后来，王耀南真的向别人打听过，知道康克清确实比他大1岁。所以这时他说：
“你本来就是我的大姐嘛！”
龙德明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弄清缘由后，也跟着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