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阐明这个观点，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编制的根据和意义。强调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策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杨得志知道，主张精兵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邓小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于1973年复出时，就顶着狂风恶浪，在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提出军队要“消肿”。当然，那时难以实现。到1982年，又进行过一次精简。但是部队的编制仍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作战的要求。于是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又在1985年领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再一次提出军队要精简的任务。邓小平的提议是在军委会上通过的。
作为总参谋长的杨得志，既是这次百万大裁军的组织者之一，又是具体的执行者。早在1984年2月，他就和总参谋部的有关人员一起，开始对军队进一步改革体制、减少定额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是一项繁重而容易引起争论的工作。要反复地调查。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分析外国军队的做法。特别是涉及到具体精简的单位，更是众说纷纭、意见相去甚远。谁都不愿自己所在或所属单位被减掉被合并，于是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以说服领导和工作人员。还有的单位到处托人打电话说情。在那些日子里，杨得志简直到了怕见熟人、战友，怕接到此类电话的程度。不是怕他们的意见会动摇自己的决心，而是害怕一遍一遍地重述那些道理。好在大家都能顾全大局。在明白精简的意义后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更不提过分的要求了。
拟订和论证百万大裁军方案的过程，对杨得志来说，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过程。从理智上说，必须精简整编，可是感情上，却有些舍不得，减掉哪个都感到心痛。从某种角度说，这比起战争年代制订战役或战斗的作战方案要难多了。
精简军队员额，仅仅减人不行，还得拆庙，也就是说，要撤消一部分机关、部队和保障单位，合并一些性质、任务相同或相近的单位和机构，统一整编。这就要合并大军区。早在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有定下来。随着我国战略重点的变化，新的技术装备的发展对未来战争的影响，此举已势在必行了。但撤消哪个合并哪个呢？这个问题折磨着杨得志。
雄立中原的武汉军区，是他当过近5年司令员的单位。1973年毛泽东在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后，抱病接见了他们。当杨得志握住这一代伟人苍老但仍然有力的大手时。听到老人家对他说：“多熟悉一些地方和部队，准备带兵去打大仗。”他理解毛泽东的做法，在当时有着多么重要的含义，他像一生中每次调动工作一样，履行着军人的职责：只问是什么。不问为什么，十天之内从济南赶到了武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熟悉辖区内的情况，长江两岸，赤壁古战场、中原旧战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武汉军区抓训练和战备，抓部队和机关的建设，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被加上各种罪名。在那个最复杂不平常的年代，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去世，他同武汉军区官兵们一起流过悲痛难抑的泪水；粉碎“四人帮”时，他又同武汉军区的战友们一起开怀畅饮。几年的时间里，他与武汉军区的机关和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在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难以忘怀。他是在边境紧张的形势下，从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岗位调往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他心里明白，这是要他到那里去指挥打仗的，心里充满着上战场的喜悦。他匆匆赶到那里，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在丛山中的密林里恭敬地把他介绍给干部战士时，他动情地对大家说：“我当兵几十年了，打过不少仗，在国内打过，在国外打过，在南方打过，在北方打过，在许多地形上都打过，就是没有在亚热带的山丘丛林地带打过，现在很快就要打了。等打完这一仗，我的战斗经历就较全了。”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直接指挥打的最后一仗了。这以后，杨得志在简便的指挥所里，在精确的军用地图前，在沙盘旁，精心筹划，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挥军进击，攻克敌堡，打退入侵之敌，捍卫了祖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宁。战斗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回到北京。但昆明军区的机关和部队，时时会浮现在他眼前。有什么能比经过战争烽火的感情更真诚呢？
而在精简整编的方案中，这两个单位都是被撤消或合并的。
还有福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边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们都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那时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不但吸引着全中国人民的目光。也为全世界人民所关注。那每个军区机关，组织所属官兵训练、战备、站岗、放哨、生产……不但保卫了海防边防，也繁荣了海疆边疆。他们为此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计算的。而今这两个单位也都要被撤消或合并。
多少次夜深人静，当杨得志一个人面对着方案时，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感情告诉他，这是多么好的单位，怎么能撤销呢？他也真想找出一千条理由，将它们保留下来，可理智又告诉他，虽然在人民军队的行列里，哪一支部队都是可爱的，都能随时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任务，但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未来作战需要出发，总得精简，不撤这一些，就得撤另一些。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重的是一种军人特有的感情。长征路上，他率领的团队抢渡乌江，8名战士乘着竹排试渡，到江心时被险恶的漩涡吞没了。过江之后，他派人沿江寻找。在草地露营时，一个班的战士因痒气中毒全部牺牲，他要求在每个死者的坟墓上作个标记……后来每次讲起来，他都泪水流溢。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一书中所说：那一夜我就流了泪……四十几年过去了，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激动的心情仍不能自己。”
尽管现在的裁军和过去战争年代的牺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但也毕竟是减少那么多部队啊！撤销几个军区，心里的滋味更是可想而知了。在主持制订精简整编方案的日日夜夜里，他不止一次心热眼湿，最后还是在方案上签了名字报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选择尽管是痛苦的，但仍然得作出选择，而且只能是这样选择，别无他途。
就是这个方案，被党中央军委批准了！
军委扩大会议是5月23日召开的。全军许多高级干部聚集在会议上。出出进进，常打照面，杨得志总能碰到各种不同的目光，有的打探，有的求助，有的甚至抱怨。在会场，在休息室，在餐厅里，以至在楼道上，不时出现这样简短的对话：
“总长，怎么样？”
“等看了方案你就知道了。”
“没有变动的余地了吗，总长？”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就得坚决执行，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总长，为什么一定要撤编我们呢？”“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未来作战的需要。”
“那个部队能打仗，有光荣的历史呀！”
“哪个部队不能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光荣的历史？同志哥，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啊！”
问得直接，回答得了当。军队的高级干部嘛，道理是懂得的，只是心里一时放不下，感情上一时过不去，杨得志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这些从小就走进军队的人，一生都是在军中度过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命运，都和部队息息相通，脉脉相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是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呀！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那天在军委扩大会作关于军队改编体制、精简整编的报告时，不但讲军队精简的依据、原则和办法，讲精简的主要内容、实施步骤和要求，还像诲人不倦的教师一样，耐心地讲述这次精简的意义，以解除那些“精简会不会影响部队战斗力”、“能不能随时完成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使全军上下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做好这次精简整编的工作。
他说：军队的人员和装备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兵精了，部队的合成程度也有所提高，有利于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增强我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体制编制也比较科学了，各极机关精干了，平时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战时有利于作战指挥……
他不仅讲道理，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为对军人来说，这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必须做到的。杨得志在报告的最后说：
全军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抓好。要切实加强党委领导，强调实行责任制，严密组织，稳步前进，务必保持部队稳定，保证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值班部队务必保持高度戒备，做到一声令下，能够立即行动。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革命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我们相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上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这次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光荣任务，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
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对百万裁军的要求和号召。
杨得志结束他的报告后，心想，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会去作裁军的报告。而在战争年代，则是千方百计地动员人们参军。
……1928年初，红四军打下长江。军部查封了土匪军阀郭凤鸣的全部财产，发给每个官兵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这时，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红军队伍。还是战士的杨得志，和他的战友们一样，每天清晨起来就深入到群众中去，注意发现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召集开会，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讲红军内部的官兵平等，官兵不打骂士兵的道理，发展优秀者入党，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每天晚上回到住地，班长都是逐个统计当天“扩红”多少，即招收几个人参军。走到他面前时，问的都是前一天一样的话：杨得志，你今天又扩几个红？多了，就赞扬他说：好！明天继续努力。少了，就提醒道：要注意呢？你今天落后了！于是，第二天他就得分外努力多动员人来参军。到底招收多少新兵，他早记不得了。
记不清数字不要紧，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当红四军离开闽西长汀一带时，不少穷苦人家的子弟成了红军战士。
那个时候，衡量一个战士，除了打仗，就是看他能不能扩军。
……1930年8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命令下，红军第二次冒险攻打长沙，终因敌人过分强大而失利，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各损失一千多人。这对数量并不很多的红军来说。已是十分严重的损失了，所以招收新兵的任务更为迫切。这时杨得志已当了排长并兼任士兵委员会主席。一天，部队到达安源，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几年前，他在这里挑过煤，亲眼见到过戴文明帽和白手套的外国人怎样欺压工人，见到过工人常到矿上集会，商讨要求老板增加工资等问题。部队住下之后，杨得志就到街上去作“扩红”宣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那些打着赤膊披着乌黑肩的煤矿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动员他们拿起枪，到红军里来，共同反对黑暗的旧社会，打倒欺压自己的人。由于是熟地方，碰到不少熟人，这次“扩红”的成绩分外大。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里，杨得志就和战友们一起，动员几十名煤矿工人当了红军。部队以这些工人为主，组成了红军的第一个工兵连。
那个时候真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呀！
1939年元旦刚过，代旅长杨得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执行总部交给他们的扩大部队的任务。从山西高平县出发时，只带了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排，总共不足一百人。旅政委黄克诚要他多带点部队，他说：“太行山是目前日寇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把‘干柴’，一点就能着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他到达冀鲁豫边区后，深入广泛地发动和武装群众，动员青壮年参军，团结、争取和收编地方武装，连有三个老婆的土匪司令刘杰三也被争取过来，当了八路军游击队的司令。有的干部战士对此有不同看法，杨得志和其他领导人就做思想工作。他非常明确：现在是抗日时期，只要打日本侵略者，就要团结过来，增加我们的人和枪，壮大我们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队伍，很快就组建起冀鲁豫支队，有2000多人，到冬天发展为17000多人。1941年成立冀鲁豫军区时，已是27000多人了。就是靠着这样一支越扩越大的队伍，反击日本侵略军疯狂的“清乡”、“扫荡”，消灭顽固派和伪军势力，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
可是现在竞要杨得志动员裁军。
历史长河里奔腾向前的波浪，都不是无限的重复。时代总是赋予军人以那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因此，那时扩军，今日裁军，都是时代的需要。
裁军，多么熟悉的字眼！
杨得志不是历史学家，无暇去辨析纷纭的历史；但他是一位将军，一位肩负治军建军重任的将军，他的目光，时时扫描着世界风云的激荡变幻，各国军事的状况及发展，深知在这个不安定的地球上，裁军与扩军是同时进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诞生的联合国，从创建伊始就把裁军作为最高目标写在它的旗帜上。从那以后，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裁军谈判，以不同名目召开的裁军会议，以及由此生出的众多五光十色的裁军方案、裁军机构，绽开多少耀眼的金花，编织多少美丽的憧憬，给世人多少渴望却达不到的期冀！从1945年至1985的40年间，军队似寒风中的雪球越滚越大，军备竞赛如烈日下的水银柱越升越高。一些军事强国，把裁军当成一种魔术，玩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达到称霸的目的。因此，全世界的军费开支逐年成倍增长：
1962年，1，200亿美元；
1969年，2，000亿美元；
1980年，跃升到5，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