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琮英听说过，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一对恩爱的夫妻，是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在革命风暴中相爱而结婚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他们爱情历史的最初篇章。那时，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汇报》的主编，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的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以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学生组织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觉悟社”，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社的中坚成员。1920年1月，周恩来等人因要求启封被查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的代表，举行游行示威，也遭到逮捕。邓颖超等代表找到警察厅去，要求替换周恩来等人坐牢。周恩来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时，同邓颖超书信往来，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爱情。1925年邓颖超赶到广州结婚时，周恩来连去迎接的时间也没有，派去的陈赓拿着照片也没有认出来，是她自己找到旅馆的。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时，邓颖超则在广州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因难产窒息而夭折。七月，他们又在武汉分别，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去组织领导南昌起义，邓颖超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他们也是为革命东奔西走、经常离别，但他们的爱情却是坚贞不渝的！
“是的，我们要做他们那样的夫妻！”
陈琮英说着，站到了任弼时的身边。任弼时伸出一只手臂，揽着陈琮英的肩头。他们两双明亮的目光，同时凝视着窗外高高的山峰。
那里，青松挺拔，翠竹劲节，两只雄鹰在盘旋奋飞。轻风，送来了激越的歌声：
工农齐奋斗，
消灭白匪军。
革命得胜利，
世界尽大同……
泪满襟，向谁倾诉
嘀嘀嗒嗒的电键声，虽然还是平日的那种声韵，但在这炎热七月的深夜，却显得格外的急促和紧迫。它不停地响在永新县一个集镇牛田墟万寿宫的祠堂里。这是湘赣省委机关所在地。
报务员飞快地记下了电波中传来的密码，机要科长龙舒林立即把电报送给任弼时，因为这电报是指定要任弼时亲译的。
在龙舒林的协助下，任弼时一会就将电报译出来了：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
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八月中进行完毕。”
任弼时看着电报，脸色严肃而平静，沉思好长时间，突然问龙舒林：
“地方有多少人？”
“苏区十三万，党员一万一千四百余人。”
“你是走还是留呀！”
“我跟主力走。”
“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就是说，要离开湘赣苏区了。龙舒林走后，任弼时心里这样想着，把电报又看了一遍，踱出房门，目光缓缓地扫视着。四周丛峦耸翠，水田里成熟的中稻一片金黄，清清的河水悠悠流过。一条条卵石铺成的小路，从祠堂向外延伸。这里盛产桔子、板栗、药材等，又是富饶的产粮区。一块多么好的根据地啊！
他又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当时，他因为不拥护博古，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被调离苏区中央局，派来这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随后又接替蔡会文兼省军区政委。那时，这里是什么样的情景啊！正搞“肃反”扩大化，不少领导干部遭到诬陷和打击，从机关干部到一般居民，从大街到小巷，一片冷冷清清，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代理省委书记给他汇报工作，他只听不表态，而是去看望肖克、王震、张子意及正受批判的张启龙等人。接着又四处走访，找干部谈话，调查研究各方面的情况，保护和使用了一大批受迫害的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等。同时，他还整顿了各级政权，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查田运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工商业，使苏区的各项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扩大了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壮大，迎来了一片欢腾景象……而现在，却要离开它了。不用说别人，就是他自己，也有点舍不得啊！
可是，不离开又不行！任弼时清楚面临的形势。蒋介石已经调集了一百多万军队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大“围剿”。中共中央一天几次电令，硬要湘赣苏区的红军主力北上九江，到远离根据地的地区去作战，伤亡很大，边区也因红军主力调走遭到了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坚守根据地，也是十分困难的……
坚决执行命令。任弼时很快召开省委和全军政工会议，传达和讨论军委的训令。他在会议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会后，就着手调整机关人员，缩简与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同时，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发动部队备足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八天之后，任弼时和王震一起联名向中央汇报了情况。这时，他才长出一口气。
这天，任弼时很晚回到家里时，看到妻子正坐在床边，对着熟睡的儿子湘赣默默出神，眼睫毛上挂着晶亮的泪珠。显然，她刚才哭过。
见此情景，任弼时没有说话，轻轻走过去，站到床前，看看妻子，又看看儿子。孩子那嫩嫩的小脸，闪着红润的光彩，鼻子一吸一吸的，小嘴半张着，两个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多么可爱的形象啊！
三个多月前，当他刚刚来到人世时，正是根据地非常红火的时候，人们欢迎他的出生，给他起了这么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湘赣”，寓意是要让他永远记住自己的出生地，记住这火红的年月，火红的斗争。没想到，现在他却成了父母身上一个很大的负担。
陈琮英抬头看看丈夫，小声问：
“很快就要走吗？”
任弼时点点头。他走到床边抱起儿子，把那鲜嫩的脸蛋贴近自己又黄又瘦的脸。也许孩子被那硬硬的胡茬子扎疼了，睁开乌黑的眼睛，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呀呀地叫着。亲爱的孩子啊！他哪里会知道父母此时心中的难处呢。
“他……怎么办呢？”
陈琮英指指儿子，又问任弼时。
任弼时把儿子抱得更紧，他的心里也很矛盾。把他带走？一路行军、作战，环境艰苦，条件很差，不但会给大人增加许多困难，对孩子也十分不利。留下？自己也有点舍不得，更不要说妻子了。最大的那个女儿苏明，在他坐牢时死去了；第二个女儿远志，送到了湖南老家。这一个再放下？他凝眉思索了一会，最后还是以商量的口气说：
“我们此去，要走很多路，要打很多仗，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是不是把孩子先放在老乡家里抚养，这样不但可以减轻我们大人的负担，对孩子也好。你看行吗？”
陈琮英一听，就连连摇头，大声说：
“不！不！我要带着他！”
任弼时又不说话了，微微含笑地看着妻子。其实，他的心里也不好受，他也非常理解妻子的心情。她是母亲。母亲，永远也不愿自己的孩子离开身边。他听妹妹说过，母亲知道他到俄国去学习后，流了不知多少泪水；他记得他1927年回家乡时，母亲见到他时满眼泪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当他离开时，母亲虽然没有阻拦，但却千嘱咐万叮咛，要多写几个字回来，要照顾好琮英，如果在外边不方便的话，把孩子送回家来……母亲对二十多岁、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的他尚且如此，何况陈琮英对这三个多月的孩子呢？她胸中装着的，也是母亲的感情，母亲的慈爱，母亲的一颗心啊！
陈琮英看到任弼时没有说话，似乎觉得自己太任性了。丈夫的心里也不好受呀！他是父亲，他也是喜爱孩子的。他常常念叨在老家的女儿，平时，他一回到家里，就要逗一会孩子，亲得了不得。现在要把孩子留下，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他，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自己怎么能再给他增加工作量呢？想到这里，她转而说：
“他还太小呀！留到群众家里，我不放心！”
“正因为他太小，才只能留到群众的家里。你想想，我们带上这么小的孩子，还怎么工作呢？不是要给其他同志增加负担吗？再说，这里是根据地，老乡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养活好孩子的。一旦条件允许了，我们就来接他。”
陈琮英擦干泪水，摇头叹息，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这样吧，等环境一安定就来接他。”
“当然要来接的，等我们有了安定的地方就来接！”
任弼时嘴上说，心里却在想，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次可不是一般地转移，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辟出新的根据地，创造安定的环境，他说不清楚。前不久，中央给他个人发来了一封很长的绝密电报，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受到重大挫折，红军只得进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这次的训令又规定，第一步是由永新以南的黄坳、上下七地域转移到湖南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络，“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看来我们是作为先遣队的，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很快就回来。幸尔陈琮英没再问，要是问了，该作何回答呢？
任弼时把怀中的儿子交给陈琮英，自己又坐在桌边沉思起来。部队马上要转移，还有许多问题要他考虑，许多工作要他做，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啊！
几天后一个酷热的下午，部队出发了。陈琮英随着其他机要人员，踩着泥泞来到集合地点。
任弼时已经等在这里了。他穿着草鞋，扎着绑腿，腰间的皮带，斜插一枝乌黑锃亮的左轮手枪，显得精神饱满，威武凛然。只有陈琮英知道，别看他表面上这样，其实身体并不好，常常生病，加上缺乏营养，一直很虚弱。
陈琮英站在队列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只见任弼时从长长的队列前走过，敏锐的目光扫视了前排的每一个战士，最后走到一个土坡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宣读道：
“中央军委命令：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长征行动最高领导机关……”
队列里一片寂静，每个人都侧耳倾听。炽烈的阳光，洒在队列里，把人们的脸上晒得红红的，如同喝了壮行酒一般。任弼时把写着命令的纸装人口袋，再一次扫视着部队，大声说：
“同志们！英勇无敌的红军战士们！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里，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我们还要返回来的！”
接着，他简要地讲述了这次转移的意义，然后举起拳头，在空中晃了晃，提高声音，喊道：
“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队列里齐声应道，树林般举起的手臂，爆发出如雷鸣似海啸的呼声。那手臂中有陈琮英的手臂，那呼声里有陈琮英的声音。她相信一定能回来，她盼望早日回来，除了和别人一样，解放这里的人民大众，还有个小小的心愿：早点接回儿子湘赣。
上午，她把儿子湘赣送到了一位老乡的家里。这位老乡是革命的积极分子，非常可靠。当陈琮英抱着孩子赶到时，老乡说：
“同志，你就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我们都要保护好孩子，把他养大成人。”
多好的老乡啊！陈琮英想，我们走后，这里会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他们一定不会放过革命者的后代。在那样的环境里，抚养革命者的孩子，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可是这位老乡还是毅然答应下来了，而且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感动。
陈琮英把一包小衣服和银元交给老乡，感激地说：
“孩子就拜托给您了！您就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活吧，我们永远记着您，感谢您！”
说着，陈琮英又亲亲孩子，抱得很紧，生怕被别人抢去似的。领她去的人见此情景，眼睛湿湿的，但不得不催促道：
“同志，该回去了！”
陈琮英听到这话，眼中的泪水流了出来，一滴滴落在孩子的小脸上。她伸出一只手，慢慢地把孩子脸上的泪水擦去，又亲了一下，才一狠心交给了老乡：
“给！辛苦您了！”
湘赣仿佛也知道这是分别似的，认生地挺了挺身子，双手伸向妈妈。见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接他，就哇哇地大哭起来。
已经转身向外走的陈琮英，听到儿子的哭声，又跑回去，抚摸着儿子的脸：
“咳！好孩子，妈妈走了，以后来接你！”
说完，转身走出门，没敢再回头……
陈琮英停住思索，抬起头，把目光投向土坡，听到任弼时正对肖克说：
“出发吧！”
部队出发不久，天色就暗了下来。乘着夜色，人们悄悄地离开了这里，离开了他们流血开辟、流血保卫的湘赣苏区。
陈琮英走在队列里，心情沉重，脚步沉重。隐隐地，传来了儿子嘶哑的哭声。她回头向后看去，夜色漆黑，远山迷朦，队伍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行进。
“琮英，挺起胸脯，朝前看！我们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战士啊！”
任弼时压低了的声音，对陈琮英来说，这么熟悉，这么亲切，有着巨大的鼓舞力量。她猛地转过头，大步向前走去。可抑不住的心里还是想：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接儿子呢？
女人也能招兵买马
“扩红”宣传队就要出发了，男男女女的队员们，列队站在门前，等待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前来讲话。以往每次宣传队出发时，他都前来讲话，这一次他也答应过要来讲话的。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师以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响应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部队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又经过多次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任弼时不失时机地抓住革命队伍内部的建设，批判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巩固和建设各级地方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派出许许多多宣传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青壮年参军，以扩大红军队伍。
在人们的等待中，任弼时笑吟吟地来到“扩红”宣传队面前。他穿着一件旧棉袄，疲倦的脸上带着笑，亲切的目光扫视着面前的宣传队员们。
陈琮英也站在这队列里，她参加了这一批“扩红”宣传队。
“琮英，你也去参加‘扩红’宣传队吧？”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任弼时以商量的口气对妻子说。
陈琮英看到一批批的宣传队去扩红，心里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但又考虑到自己生长在城市里，过去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来到苏区后就做机要工作，还没有单独到农村去过，再加上担心没有人照顾丈夫，就没有提出来。现在任弼时征求她的意见，她的心里还有点发怵，说：
“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能行吗？”
任弼时看着妻子，温和地说：
“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做各种工作，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扩大红军，你不会做就到实际工作中去学。刚到上海时，你不是也不会做地下工作吗？后来还不是学会了！不要害怕，你肯定能学得会，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