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包尔汉已经在监狱里关了4年。4年，一千多个日夜，他的生命，他的时间，都是在铁窗里运行的。
又到了深秋，花草枯萎，树叶凋落，一行行大雁由北向南急急飞去。风带着寒意，吹遍了大街小巷，吹进了拉希达住的小屋。她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她和包尔汉一起被捕后，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所以要关拉希达，无非是逼迫她揭发包尔汉的“罪行”。有什么好揭发的！她爱自己的丈夫，更相信自己的丈夫。
结婚30多年了，耳濡目染，我深感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爱祖国的人。特别是1949年9月以后，他更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尽心尽力地工作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如今，把无数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身上，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我是他的妻子，我了解他，决不能帮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往他的头上泼污水……
使拉希达不可理解的是，11个月之后，竟然把她放了出来，要她回北京去。
回北京！这是她早已向往的，那里有她的家，有她的儿女。她恨不得立即就动身。不过，那得和包尔汉一起回去。包尔汉还在监狱里，让她一个人回北京，她不同意。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能走，我要留在新疆，这里离包尔汉近，随时能了解到他的情况。因此，她拒绝了那些人的威逼，婉谢了好心人的劝说，出了监狱，又回到新疆大学那间破烂不堪、四面透风的小屋。
拉希达，你多么痴情又多么天真啊！你想离丈夫近一点，但他们就是不准许你见到你的丈夫。真是咫尺天涯！你每一次去探监不是都遭到了拒绝吗？无论你怎样要求，怎样讲道理，谁也不听你的那些话，轻则不理睬你，重则催你快走，还不时加进一些呵斥、讥讽和嘲笑。在他们的眼里和心目中，你早就应该和你的丈夫划清界限，揭发他的“罪行”，甚至和他离婚。野蛮，怎么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爱心。
每当他们要你和包尔汉划清界限时，你就会想起那一段情结。
你还是一位青春少女的时候，在新疆伊宁市当教员。当时的伊宁，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是个进步思想活跃的地方，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经常举行集会，进行热烈讨论，反对专制残暴，向自由民主。你就是这些青年人中的一个。有一天，包尔汉到了伊宁，在一个学校里给青年做报告。你坐在听众席上，看着那魁梧的身躯，英俊的面孔，心中充满了敬意。尤其是他说到，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分裂出去，不能让外国侵略者占领的话，更是撩动着你胸中火热的爱国之情。这之后，你们便认识了。你向他说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你的向往和追求，得到他的赞许。当然，这个时候，你对他还是尊敬，根本没有想到会和他一起生活，成为坚贞不渝的伴侣。
真正使你们结合在一起的是新疆的全省民众代表大会。1934年4月，盛世才掌权一周年时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第二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你作为伊宁市的妇女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你又见到了包尔汉。由于思想观点和认识上的一致，你们不仅熟悉了，而且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心。因此可以说，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既不是权力地位，也不是单纯的男女之情，而是倾向进步的思想，是对祖国的热爱。于是，你们便在第二年，即1936年2月结婚了。
婚后，你们的爱情是美满的，但生活却是多难的。就在你们结婚两年之后的1938年4月，包尔汉被盛世才逮捕入狱，你便成了“叛逆眷属”。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多么残酷而漫长的考验！
但是，你顽强地挺过来了。当你知道包尔汉被捕入狱的消息，便带着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伊丽千回到伊宁。你把孩子交给母亲看管，自己又到学校里去教书，以微薄的收入，养活年老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孩子三岁半时，你的母亲去世了，你强忍着悲痛和思念，抚育女儿，等待丈夫的归来。
伊宁的景色是优美的，漂亮的楼房，整齐的街道，高挺的白杨。可环境越是优美，越使你想到监牢里的残酷，越是思念囚禁在那里的丈夫。这时，又谣传包尔汉已被枪毙。你虽然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还是等待着，等待着。
就是在那时，我对他的信任也没有动摇过。现在也是一样，我要等着他，等着他走出监狱，我们一起回北京去。
大概因为儿女们在北京给党中央写的信起了作用，拉希达出狱后就被作为“黑帮家属”，每月发给30元钱的生活费。30元钱，如果在过去，拉希达一定不会看重，可在眼前，已经很可观了。因为她曾经有过连8分钱邮票也买不起的日子，经过在监狱里一无所有的日子，所以，这每月的30元钱，对她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它虽然很少，但总比一点儿没有要强得多。
拉希达拿到钱后，就上了街。她到酒店里买了酒，又去买了蒜。据说，把蒜泡在酒里有营养，可以滋补身子，是包尔汉最需要的。她掂掂手中的钱，毫不犹豫地买了蜂蜜，这也是包尔需要的。等买完了这些东西，剩下的钱已经为数不多了。还够，我自己有饭吃就行了。善良的妻子啊，她除了自己极少的生活费，把每月的钱，几乎全部花到了包尔汉的身上。
这以后，拉希达每隔几天，就带着自己制作的酒泡蒜，带着蜂蜜，转几次公共汽车，到达监狱门口。她要求见一见包尔汉，把带来的东西亲自交到他的手里，可是那些人不让她进，也不让包尔汉出来，东西全是看守人员转进去的。只要东西能转到包尔汉手里，她也就感到满足了一部分心愿。残酷的现实，已经使她不敢抱有更多的奢望。至于拉希达克扣自己而省下钱买的东西，有多少交到了包尔汉手里，就不得而知了。
又一阵冷风吹来，房外树木发出沙沙的响声。拉希达拿过针线，缝起棉衣来。入秋后，她就从生活费里挪出钱，买了棉花和布，准备给丈夫做一身新的棉衣。他的衣服穿了几年，监狱里一定很冷，原来那套旧的，肯定不暖和了，应该做件新的。多日前就开始做了，还没有做起来。
她一针一线地缝起来。这针太重了，好像故意不听她的使唤。几十年来，她什么时候这样做过针线呢？大人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包括她自己的衣服，随时可以从商店里买到。她不是不想做，不愿做，而是没有时间做，她有她的工作，天天上班，参加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年轻时没有做过针线活，到老年时却要做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
不知为什么，也许是触景生情，拉希达想到了那文《四季歌》，她听过那缠绵悱恻、情意真切的歌声。不过那是少妇心迹的流露，她已经是老太太了，当然不会有歌中唱的那种心境。如今这歌也被禁止了，哪里还能听得到，它的罪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货色”等。
越是这样想，她越觉得自己缝棉衣有一点像那位“大姑娘”，不由得在心里不出声地唱道：“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不能大声唱，隔墙有耳。若是让那些人听到了，不知又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奴是当年的小孟姜……”
忽然，她感到头脑麻木，神志飘飘忽忽，两眼迷迷蒙蒙。有个女子向她走来，浑身风尘仆仆，怀里抱着棉衣，一步一步，十分艰难，边走边问：“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在哪里？”得不到回答，她就坐在长城边上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只听轰隆一声巨响，800里长城倒塌了，露出了一堆白骨。那女子蹲下身子，辨识出那就是她丈夫的白骨，便摊开衣裳，把白骨一块块拣拾起来，放进衣服里……
“啊——！”
拉希达觉得那女的就是她自己，那白骨是包尔汉的。顿时，她的眼前一片昏黑，双手抱着头，惨叫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她稍为清醒一点的时候，痛苦的嘶喊已变成了嘻嘻的笑声。
拉希达先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笑，没有一点动静，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
笑着笑着，她又哭了起来，哭得那么悲痛，那么伤心。
突然间，她又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转了几圈，迟钝的目光像在寻找什么。猛地，她看到床头上的一张画像，便走过去，将画像高高举起来，走出屋门，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喊，脚步踉踉跄跄，双手剧烈发抖，目光凝滞。
她走到一个垃圾堆前，扑通一声坐在上面，双手摇动着画像，嘴里还是大声呼喊着口号，声音颤抖而凄凉，借秋风传得很远，很远。
听到呼喊声，有人走出屋子，一看是拉希达，都神色慌张起来，同情而又惋惜地小声说：
“她疯了！”
“是神经受了刺激！”
“太可怜了！”
“她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受得了！”
“又不是犯的死罪，怎么能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人呀！”
有几个人走向前，去搀拉希达，想把她送回屋里去。可她就是不愿意，先是坐着不起来。人们拉起她以后，她又是推又是搡。她的劲很大，有的人被她推得趔趔趄趄。最后，人们还是把她送回了屋子里。她好像也累了，静静地躺在床上。
拉希达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人心都是肉长的
温煦的阳光，吃力地从门窗缝隙里辐射进屋内，带着一丝丝一缕缕微凉的暖意。跟随阳光吹进屋内的风，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凛冽寒冷了。5月，在大江南北，在黄河两岸，早已是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时节，可是在大西北的乌鲁木齐，乍暖还寒的春天，才迈着沉重的脚步姗姗而至。
在监狱中的那间牢房里，包尔汉缓缓地从木凳上站起身来，踏着几平米的地面踱来踱去。来到新疆5年多，进入监狱也有4年多时间的包尔汉，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他的身体消瘦虚弱，难得见到阳光的脸色苍白枯槁，两腮下陷，颧骨突出，惟有那两只眼睛，依然十分明亮，清澈中含着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他走了一会，在窗前停住脚步，向窗外注视。隐隐传进几声鸟语，送来花的淡淡清香。他静静地看着，不但没有欣喜之色，反而蹙起双眉。哦，身陷囹圄，处于逆境中的老人呀，你在看什么，想什么呢？
噢！他在看缕缕金色的阳光，怎样驱赶着不愿退去的寒冷；他在看片片初吐的嫩叶，预报着春将来临的信息；还有那偶尔从树梢头掠过的鸟儿，撒下几声好听的啼鸣……他在想，大自然已经从严寒里走了出来，为什么我们的政治气候还是冰封雪锁呢？
几年来，他一直被囚禁在这牢狱里，根本看不到文件，很少听到广播。他曾经想要个收音机，却遭到了拒绝。那些“不行”的回答后面，分明是说，要收音机？想听敌台广播吗？所以，他只有一张《人民日报》。每天报纸一送来，他就仔细阅读。虽然他知道报纸上的消息，有许多是不可相信的，但他还是要看，他想从字里行间，察看政治风云和人心的动向。尽管他不在位，不需去谋其政，但他仍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心。在报纸上那些热热闹闹的宣传报道里，在和看守的接触中，他似乎看到了人民思想上的向往，生活上的艰难。
想到生活，他就想到拉希达，想到孩子。拉希达已回到北京去了。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只是觉得好长时间没有收到拉希达捎来的东西了，酒泡蒜、蜂蜜等等。过了很久，收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有吃的有用的，就是没有信。孩子们到是来了信，信上说到他们的妈妈时，语言含含糊糊，似有难言之隐。这更引起了他的猜疑：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生了病？要不然，她一定会亲笔写信的。
包尔汉猜得对，拉希达是病了。但是包尔汉并不知道，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一年前，拉希达由于过度的精神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女儿伊丽菲拉把她从新疆接回北京，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出院后住在政协临时给找的一间房子里。她的病虽然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但是还是受不了刺激。比如，她不敢出门，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只要见到民警、交通警，她就以为是来抓她的，就会大喊大叫，就会奔跑不止。唉！
这些，包尔汉当时并不知道，孩子们怕他担心，不敢在信上告诉他。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的遭遇株连了她，株连了孩子们。他们因为我吃了不少苦头，我对不起他们！
包尔汉越想心里越急躁。他恨不得立即弄清自己的问题，立即飞出这牢房，飞到北京，看看亲爱的妻子，看看可爱的儿女。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他又颓然地坐在木凳上，目光死死地盯住对面的墙壁。墙壁已经很久没有粉刷了，原来的白色变得黑一块黄一块，水浸的痕迹，如同一幅现代派的绘画，一会儿像蜈蚣在爬行，一会儿像群魔在乱舞，一会儿像骏马在驰骋，一会儿像雄鹰在飞翔……变幻不定，捉摸不透。
他把目光收回到油漆斑驳的小木桌上，头脑还正兴奋，一种痛苦难耐的兴奋。刚进来时，没有这张木桌，后来要他写交代“罪行”的材料，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么张桌子。此时，桌子上有几张纸，这也是供他写交代材料用的，一次没有用完。他把纸拿过来，用手轻轻抚平，然后握起钢笔，想写点什么。可是笔停在半空，久久没有落到纸上。
他有好多话要说，有好多话要写，可一时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从哪里写起。一阵风穿窗而入，吹在纸上，纸变了位置。包尔汉把纸重新摆正，把笔放下，眉宇间皱起疙瘩，越皱越紧。他凝思了好一会儿，思路似乎清晰了，他又拿起笔。这一次，笔尖触到了纸面上：
独坐于牢里，
寂寞没人陪，
昼夜独自愁，
更著被陷害。
一气写下这4句，他又停住了手，昂起头，显然在思索下面应该写什么。院里的广播又响了，是一篇报纸的社论。包尔汉听了几分钟，笔又落在纸上，接着写下去：
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
无限仇恨帝修反，憎恨入骨髓。
虽然扣到头上肮脏帽，
但良心万世晶莹洁白。
曾研究，已得明白，
只有在阶级社会里致委屈。
人虽无罪清白，
却也容易玷污……
写完之后，他在结尾署上“包尔汉”三个字，看了看，又写上“1973.5.18”的字样，匆忙折叠起来，压进被子底下。如果被人发现，不知又会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呢？
这一切做完之后，包尔汉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胸中的愤懑已倾吐出来，浑身轻松了许多，才觉得太累了，想歇一歇。
他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出起神来。这已是第二次在狱中写诗了。第一次是1939年11月底，在盛世才的黑牢里，写的就是《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距这一次已有34年……
笃笃笃，有人敲门。他答应一声，来人便推门走进屋内，是个看守的战士。要是过去，包尔汉见到看守的战士进来，会提高警惕。
不过，这时的包尔汉，已经不害怕看守他的战士们，战士们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了。
这些年轻的战士们，思想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浅浅的阅历，使他们难以辨清诡谲的政治风云。开始，他们看到押来这样一位70多岁的人，又听说这是个“里通外国”的坏人一下子就怒火满胸膛。这还了得！我们入伍当兵，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怎么能容许有人“里通外国”呢？于是，便怀着“无比仇恨”来对待包尔汉，哪还管他是个70多岁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