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阳光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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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因为囊中羞涩,只好回到湖南

手术做得很成功。在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住了两天,伤口没出现任何状况,经凌大夫批准,我被护士“遣送”回了普通病房。这时,爸爸妈妈正焦急的等候在监护室门口,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见到我了,这几个夜晚,他们一直守在一楼的家属等候厅,随时等待医生的传唤。

见我被推出,爸妈齐齐拥上来,叫着我的小名,语气里是难以形容的只有父母对儿女才有的那种担心:“琼宝,你怎么样?”望着爸妈因熬夜留下的黑眼圈,我眼睛红了:“挺好,宋大夫说我的伤口愈合不错,引流管都拔了,在里面有专门的护工照顾,每天给我喂流食,翻身,就是挺想你们的。”“我们也特别想你,监护室都不让家属进,你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就跑上来托护工打探你的情况,听到你好,我们才放心。”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一块石头落地的声音。

转到普通病房以后,我仍然要每天大量注射消炎与激素类药水,为了控制术后的痉挛加重现象,我每天还要服用一定剂量的安定,所以那段日子,我总是昏昏欲睡,醒了又觉得特别饿(激素能使人食欲大增),于是躺在床上拼命的吃了睡,睡了吃,好几次半夜饿醒,妈妈不得不给我加餐,没几天,人就胖得变了形。

七天后,我的伤口完全愈合,宋大夫来到病房为我拆了线,整整躺了十天,每天都得小心保护好颈部的伤口,即便是躺着,头也不能乱动,现在终于可以坐起来了,尽管伤口内还有隐隐的疼痛,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病房外,好想坐着轮椅出去走走啊!今天,我一定要让自己如愿。

为了保护动过手术的颈椎,宋大夫为我拿来了一个颈部固定器,也就是硬质海绵做的脖套,第一次戴上这个笨笨的家伙别提有多难受了,脖子像被人掐住了似的不能动弹,戴上它时,脖子与头永远只能是一条直线,正在给我调试脖套的宋大夫看我难受的样子,又非常认真的叮嘱:“脖套至少要坚持戴上三个月,骨头才能长好。”“啊!”,我脑子里马上闪现出在炎炎夏日我戴着脖套挥汗如雨的痛苦画面。“没关系,到时啊,你的脖子就是世界上最标准的脖子了。”宋大夫第一次丢掉他严肃的面纱,跟我开起了玩笑,我却恨不得要马上摘下它就好,我突然对当年孙悟空痛恨紧箍咒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下午,我第一次戴着脖套让小阿姨推着到病房外走了一圈,北京的天气仍然寒风飕飕,我呼吸着有些刺骨的冷气,心里却是暖融融的。我再次想起了这次有惊无险的手术,凌大夫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手术在她的精心操作下,血管瘤被成功切除了,正像她所说:她留给我的是一条坦荡无阻的康复路,最后的好与坏关键看努力的结果了。

医院很快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就在我对下一步该如何走向正迷茫着,凌大夫却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给我极大动力与信心的话:“留在北京康复吧,我真希望能亲自看着你站起来。”在她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位于宣武医院不远的广外医院康复科,在那里,我接受了十天的康复训练。

但是,问题出现了,由于手术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从湖南带来的钱已是捉襟见肘,如果再在北京住下去,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爸妈无奈之下决定,暂时带我离开北京回湖南。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爸爸和妈妈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妈妈的态度是“即使到处借债,也要为女儿把病治好”。但爸爸的理由是“病要看,但借债不是长久之计,今后全家的生活也要考虑,更为关键的是女儿的后期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在家乡还能得到亲戚朋友的照应”。每次听着爸妈的争吵,我都不知道该帮谁,也不知道怎么劝阻。

2002年3月18日,北京的天空很晴朗,但风很大。下午4点,爸爸妈妈默默地收拾好行李,叫了120 急救车,帮我抬上救护车的担架。爸爸在把轮椅、行李一件件放到救护车上,妈妈在和一位来送行的阿姨说些什么,再过来时,眼圈红红的。

其实我真不甘心这时候离开北京“我想亲自看着你站起来。”干妈的话这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来。我真害怕这一走,会失去最佳的康复时机。“回到湖南,我的希望还会有吗?”我这样问自己。但看着妈妈和爸爸的身影,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一定比我更痛苦。

干妈是3月17日才知道我要走的消息的。“为什么?!”当时她特别吃惊。我告诉她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关系,必须暂时离开北京。干妈的语气流露出极大惋惜。电话里,干妈说她第二天会来送我,但被我谢绝了。

从医院到西客站的路上,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说话,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火车开动了,我给干妈发了短信:“干妈,我现在在回湖南的火车上。非常感谢您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回家后我会继续进行康复,并希望随时和您保持联系。”短信发出去不久,干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叮嘱我要保重,并说她会继续关注我的病情。

尽管离开北京让我难过,但对家乡的渴望,让我一路上心情渐又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