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名全国的杭州张小泉剪刀店门首就有一块这样的“告示碑”。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清朝同治年间，张小泉剪刀已传到了第四代张利川手里，人们买剪刀都认定“张小泉”这个老名牌。这时，一些不法奸商见生产“张小泉剪刀”有利可图，竟见利忘义，干起了鱼目混珠，以假充真的肮脏勾当。不久，“张小泉”这块响当当的牌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地黯然失色。张利川看到祖宗创下的名牌砸在自己手里，又气又怒，加上多年劳累，最后一病不起，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抛下妻子孙氏和幼子张永年命归黄泉。张利川死后，孤儿寡妇一筹莫展。一日，孙氏闷坐堂前，忽听得外面鸣锣开道，知道是县太爷束允泰的大轿过来了。孙氏顾不得多想，跑到街上当道跪下，拉起官轿喊起冤来。束知县见孙氏披麻戴孝哭声悲切，便开口道你有何冤情·尽管向本官道来。”孙氏便把同行假冒“张小泉”气死张利川等等情由一一细细申诉。束允泰听罢，思忖良久，命拿来笔墨纸砚，当即写下“永禁冒用”四个字，并命人将这四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张小泉剪刀店”的大门口。自此，假冒之风日渐收敛，孙氏因此得以重振家业。传到张永年这一代，“张小泉剪刀”这块牌子更加响亮了。
在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岳阳楼东南面，也有一块类似的“告示”碑。这块石碑刻于淸朝光绪六年，内容是告诫人们要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岳阳楼乃游玩歇息之地，任何人“不得在此肆行喧闹酗酒滋扰，违者即拿案惩治不贷。”这块“告示碑”同样起到很大效应，以后一直演变到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地步。
古代立于路边的“下马碑”也可看作为“告示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内“金声玉振坊”后有两块石碑，立于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8个大字，目的是为了维护孔老夫子的尊严。这一现象在封建社会里司空见惯。
但是，中国的告示碑还算不上世界上最古老的。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告示碑是在土耳其出土的刻有希腊字母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已碎成几百块。把它的碎片拼凑起来，才知道告示碑内容是：这里原有一个商店，商店里出售水果、酒、装饰品、头巾、家用大理石小神像、各类陶器。
西方人生性幽默，做生意精明至极，甚至在死去的亲人墓碑上大做文章。苏格兰一商店老板因病而死后，他的妻子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这样写的：“这里长眠的是亥米西·麦克泰维西。其悲痛的妻子正继承他的兴旺的事业蔬菜水果店。店址在第11号高速公路上，每天营业到晚上8点。”据说，正是由于这一碑文，使她的蔬菜水果店的顾客络绎不绝，生意也越做越红火。这块碑，既纪念了死者，又表达了妻子对丈夫不幸逝世的悲痛之情，还为她的小店做了一次颇有成效的“广告”。
西方还有人在丈夫的墓碑上做征婚广告：在美国缅因州林肯市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的是：“纪念贾德贝兹。他死于1800年8月6日，他24岁的寡妇住在榆树街7号，具备一切贤妻良母的品质，而且渴望获得安慰。”这块“告示碑”，在讲究传统、礼仪之邦的中国也许要受到嘲弄。
药方碑
前边我们讲了养生碑，这里介绍药方碑。
我国最古老的药方碑，为1400多年前北齐武平时期所刻，现存距河南洛阳15公里处的龙门石窟“药方洞”内。其中有单方147帖，治疗病种37个，所选疾病均为常见多发病，如反胃、五痔、疔疮失音不语、小便不通、五淋、霍乱、赤白痢等。用药方法简单，语言亦通俗易懂。比如治疗赤白痢方：“赤白脂五两，干姜二两，捣米，饮眼三方寸七，日再、并良。”这类组方简易、取材广泛的“药方”石刻，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医学科普形式。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陕西省耀县孙家原的药王庙里也保存着一块明朝的药方碑。此碑为明朝隆庆六年秦王朱守中所刻，碑额题“海上方”三字。“海上方”即唐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歌诀。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因自小多病体弱故转而学医，后以101岁高寿仙逝。他系统地总结了唐朝以前的各种医药知识，著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二书。因他医术超群，医德高尚，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属道家，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孙真人”。道家重精、气、神“三宝”，在“海上方”碑的碑文中，就体现了这些内容：“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易役，当令饮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寝呜云鼓，晨兴漱玉津。妖神难犯己，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常节五辛。安神宜悦乐，借气保和绝。寿夭休论本，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除此而外，我国宋、明时期的药方碑还有：立于湖北蕲春县的李时珍《中药泡制》碑，立于广西南宁宣化厅的《疗病方书》碑，
广西刘仙岩的《养气汤方》碑，广西桂林馆驿的《集验方》碑，山西五台山的《千金宝要碑》，陕西华山莲花峰的《固齿方》碑，安徽毫州城内华信庵里的《传世验方》碑等等。
我国众多的药方碑既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也显示了各地医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
教坊碑
民间常将妻子与别人私通的男人叫做“龟”，认为“戴了绿帽子”或“戴绿头中”。其源出于哪里？我们还是以唐朝碑石为证吧！
在六朝古都南京有一条闻名遐迩的秦淮河。封建社会里，秦淮河两岸茶馆酒肆林立，戏院青楼众多，是达官贵人一掷千金的“富贵地”，寻花问柳的“温柔乡”，但却是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的“人间地狱”。唐朝曾在秦淮河旁设立“教坊”。教坊本是专管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的官署，然而教坊里的歌伎，甚至是歌伎的丈夫（大都为教坊里的乐工）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她们过着一种屈辱、卑贱的生活。据清代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记载：唐朝时秦淮旧院曾将教坊规条刻于石碑上。碑文如下：“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
“官妓之夫绿巾绿带”这一习俗以后竟流传下来。据《元典章·礼部服色》云：“至元五年，准中书省釗，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明朝也规定娼妓之夫与教坊乐工所戴的头巾为青色或绿色。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礼部二·教坊官》载：“按祖制，乐工俱戴青S字巾，系红绿搭膊。常眼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明清时还把“戴绿头巾”作为一种“惩罚”，以取笑“过失者”。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卷九中就有例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罪，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
教坊是唐朝时开始设置的，至清朝雍正时就废除了。但是，“戴绿头巾”虽是随着教坊而产生，却没有随它而灭，而变成了一个专用的代名词。
教坊碑沿袭了几个朝代，多嵌于砖墙之间。它教导受害受辱的卖身女如何真诚接客，却没有“教”嫖客养生修道，不遭踏、调戏妇女的人生道德。教坊碑上凝聚了多少妇女的血泪！
石经碑
石经，即古代雕刻在石块上的儒家经典。碑石上刻“经”，始创于汉朝。“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生定五经文刊于石，由蔡邕书写于碑。立于太学门外，其间颇费匠心，历时八载始成。”）《后汉书·蔡邕传》）因刻于熹平年间，故名《熹平石经》。碑石共46块，每块刻35行，每行约七八十字，表里均刻字，共20多万字。从经学方面讲，《熹平石经》校正了五经文字。当时经典文字辗转抄写，发生错误难以避免，一些纷争无法解决。自从刻石以后，那些错处自可纠正，纷争自可免除。从艺术角度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蔡邕是东汉著名书法家，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熹平石经》是蔡邕用八分体书写，所以一直为书法界所重。刊刻石经，对文化传播其功至大。
我国保存最好的是《开成石经》。它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83年），成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字体为标题隶书，正文楷书，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仪》、《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等12种儒家经典著作。《开成石经》共刻碑114块，两面刻字，共计650252字。现藏于西安碑林。
石经中最奇特的要算《正始石经》，又称《魏石经》，三国魏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立，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三经。因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称《三体石经》。
规模最大的石经是《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始刻于隋朝，唐、辽最盛，终于明朝。共刻佛经1025种，900多部，3000多卷，现藏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
施工期最长的是《广政石经》。《广政石经》始刻于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又名《蜀石经》。该石经从后蜀广政元年至南宋乾道六年（公元938—1170年），前后共经历四朝，计232年。但不知何故，《广政石经》突然亡佚，所以，后世记载不多。1938年在四川省成都市老南山外发现了一些残石，字体与《开成石经》颇相近。
另外，比较有名的石经还有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皇帝李隆基加注并亲自书写的《石台考经》。（因四块碑石合成一台形，上面附加一盖子，故名“石台”。此碑现存西安碑林。）宋高宗赵构书写的《国子监石经K山东省泰山石经峪里的《金刚般若经》，因属于摩崖石刻，已在他文提及，故在此不再赘述。
石经碑是我国碑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石经碑上，可以看到儒家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发展的历史。
计时碑
把时间凝固在碑石上，以纪念某些特殊的事情，这一现象古今中外都有。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在我东三省挑起战端。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为了让中国人民莫忘国耻，1991年在沈阳柳条湖立了一块大理石碑——“九·一八事变残历纪念碑”。碑成台历型，高18米，宽30米，厚11米，大约是普通台历的150倍。碑正面右半部刻着：“1931年9月小，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七月。”左半部则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的详情：“夜十时许，日本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战抗争。”
建在苏北如皋西乡贲家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碑”，也是一块标准的计时碑》为了让千世万代牢记住霞摅国内外的一支红军的诞生时刻，碑石上刻着红十四军的建军时间——1930年4月3日。自建碑至今，每年逢到4月3日，各界代表都要来此举行纪念活动。
唐山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后，新建的唐山市也设立了记录地震时间的计时碑。
“计时”碑在国外也相当流行。例如人类第一位太空宇航员是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他驾驶“东方1号”飞船，用1小时48分绕地球转了一圈，然后在前苏联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镇西南26公里处降落。为纪念这一亘古未有激动人心的庄严事件，当时就竖了块木碑，上面写着：“请勿移动，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10点分。”后来，将木碑换成了石制方尖柱碑，上面多了两行字：“进入太空，新时代开始。”这块航天计时碑，是全人类的骄傲。
画像碑
画像碑，即在石碑上雕刻画像。我国画像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时期。
在山东省济宁西城门曾出土了一块高1尺4寸，宽6寸7分的石碑。此碑正面字迹已漫漶，但仍可见“永建五年”字样。“永建”是东汉时顺帝刘保的年号（公元126—132年），“永建五年”即公元130年。碑背面刻有“孔子见老子画像”。这大概可算是我国最古老的一块画像碑。在山东省嘉祥县也有一块“孔子见老子画像”碑。碑是嵌在石壁上的。从题记中可知，此碑成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碑石上的孔子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老子谦和朴素，谈笑风生。线条虽然简朴，但形象栩栩如生。
这两块画像碑，不仅都见于山东，而且竖碑的地点均为“食堂”。
北朝是画像碑的鼎盛时期，现流传于世的也很多。如陕西省澄城县北寺村造晖福寺《三级佛图碑系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6年）刻；西安碑林的《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姚伯元造像碑》，均是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刻；四川省简阳县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碑系北周明帝元年（公元557年）刻；陕西蒲城县的《圣母寺四面像碑》系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刻；河南省偃师的《韩永义等造五佛像碑》，系北齐王统三年（公元567年）刻。北朝的画像碑与东汉画像碑不同之处在于北朝的像多为佛像。（当然，画佛像并非从北朝开始，而是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所创。）这与北朝统治者积极扶持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据《魏书·释老志》己载，道武帝拓跋珪“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接着，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等均信奉佛教。最近，在山东临朐县发掘出150尊石佛像，据考证，这些佛像碑均刻于北朝北魏建明年间至东魏武定年间，这是至今所见最大画像碑群。
造画像碑的目的因人而异：有子女为先父母造的，有妻子为亡夫造的，也有父母为夭折的儿子造的，还有“愿国祚永隆万代”、“愿主上万祚，臣子尽忠，后宫皆润”等，不一而足。画像碑中的佛像中又以弥勒佛像较为普遍。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是“贤劫”中第五个佛。弥勒出世时，将会到处充满光明，人民丰衣足食，欢乐幸福。所以，人们在塑造弥勒像时，把他想象为一个面目慈善、和蔼可亲的智者。
不仅民间百姓喜爱弥勒佛像碑，贵至帝王将相者也同样如此。唐高祖李渊为郑州刺史时，儿子李世民有病，为祈祷其病愈，在河南省荥阳县大海寺内造了一尊弥勒佛像碑。现在寺内珍藏的一块刻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高1尺3寸，宽2尺的石碑上就详细地记载着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画像碑在北朝时绘刻的对象基本为佛像。但以后，这一固定体式逐渐被人们演化，而代之以其他一些名人像。在陕西省麟游县有刻着唐朝开国功臣王珪、魏徵、李觔、侯君集四人画像的石碑；广西省宜山县城的一块碑上雕刻的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自画像。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人称山谷先生，江西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曾举进士，任过国子监教授、国史馆编修、神宗实录检讨官等职，和秦观、张来、晁补之齐名，并称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一生坎坷，屡遭诬陷贬谪。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被贬到广西宜州（今宜山县）羁管。第二年，黄庭坚病逝于宜山的小南楼。黄庭坚生前画有一幅自画像。画像上方有友人题的诗：“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因黄庭坚平时口碑颇佳，所以，在他死后，宜山地方人士捐建了一座“山谷祠”，并将黄庭坚的这幅自画像和友人题诗刻制于碑，镶嵌在祠内的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