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替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竟“漆身为癞，吞炭使哑”，暗伏于太原市南面的“赤桥”下面。由于赵襄子的马临桥而惊，使得豫让的这次行刺又未能成功。赵襄子手下的卫士一拥而上，豫让束手就擒。豫让被捕后，视死如归，他非但不屈膝求饶，反而一心只求速死。不过，他却向赵襄子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要求：“请击君之衣，今虽死而无怨。”同样出人意料之外，赵襄子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赵襄子从身上脱下一件外衣，扔在豫让的脚下，于是，豫让跳着用剑“三击其衣”，嘴里并大声地喊：“我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遂自制而死。
豫让死后，人们对他的忠心评价颇高，将今太原市南面的那座“赤桥”更名为“豫让桥”。当地人又称之为“国士桥”。豫让碑上的碑文除介绍了豫让，其人杀身成仁经过外，还有历朝历代对他的颂诗。晚唐时，诗人胡曾来此凭吊，睹物抒怀，写下了著名的“豫让桥”诗：“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年国士心。”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王锡九也曾在诗中感叹道：“生逢知己身何惜？死为酬恩泪不消。”豫让也可谓不朽矣！
记错碑
将自己的错误镌刻在石碑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更何况是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如此。
乾隆皇帝名弘历，是雍正皇帝胤槁的第四子，生于公元1711年，卒于公元1799年，享年88岁。弘历24岁即位，84岁时退位。退位时，身体状况良好，本可继续做皇帝，但因为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玄烨在位61年，弘历不愿打破祖父保持的纪录，所以做了60年后就颐养天年了。乾隆皇帝长寿与他性格的乐观豁达分不开。
乾隆皇帝的这一性格特征从碑石中可见端倪。
在山东省曲阜古泮池旁边有两块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碑。其中一块为“检讨”碑，又名《古泮池证疑》碑，立于公元1762年。碑文是：“甚矣，读书之忌粗浅浮过，不沉潜深造，博综详考，执一为是。譬为禾者，卤莽耕而卤莽获！确乎其弗可也”。碑下方是一首诗：“此地非常地，新城即故城。馆仍今日驻，池是故时清”。乾隆为何有如此感慨？原来，六年前，即公元1756年，乾隆曾来到曲阜泮池。泮池，古时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乾隆当时认为，泮池以及旧城的地址不确，就在诗中指出了这个问题：“千年古柏城头绿，过雨春花水面红。十里东郊旧鲁城，新池安得泮池名”。诗成，刻于碑上，立于泮池之畔。后来，乾隆发现自己说错了，对此，他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心悔过，就又写下了一首诗，并在诗前还加上了一段深有体会的“检讨”，依然将这些刻于碑上，立在第一块碑的旁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曲阜泮池双碑。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实在难能可贵。
最近，韩国正在汉江之畔建造一座奇特的记错碑，材料是用刚倒塌的圣水大桥上的钢架，碑上将刻上32名罹难者的名字。用汉城市长的话说：“这个纪念碑不仅是为了悼念亡灵，而且是为了促使当局在今后防止建造不合标准的建筑”。
记罪碑
一般地说，碑文主要是用于纪念死者的功绩。“树碑”是为了“立传”，这几乎已成定例。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即碑文不是记“功”，而是记“罪”。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太群卢奂善治世，对违法者，就将其罪行刻于碑上，然后立于他的门前，既告时人，又戒后者。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里也有一块记罪碑，记的是1928年少数寺僧、乡绅将广胜寺后殿四壁400平方米的元代壁画走私卖给美国文物贩子的事。
这里再详细记述我国古代三块著名的记罪碑：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刻的《元祐党籍碑》，淸光绪年间的《杨乃武冤案碑》，及民国初年的《兴安碑》。
《元祐党籍碑》记的是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事件。神宗时，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司马光等纷起反对。公元1085年，神宗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排除新党。直到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重行新法，并贬斥以刘挚、梁焘为首的北方官僚集团“朔党”、以苏轼、苏辙为首的四川帮“蜀党”、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时司马光早已去世）为相仅8个月即病死），也未能免遭厄运，赠谥亦被追夺。因公元1086年至1093年为哲宗元祐年间，故称这一政治风波为“元祐党争”。至宋徽宗时，竟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309人列为奸党，刻碑记罪。此碑先由宋徽宗赵佶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的东壁。后奸相蔡京又自书，并颁布命令，要各州、军立石，这一政治案时间不长，宫内外碑仅立一年即全部推倒销毁。但不知何因，百年以后，此碑文又在边陲地区广西问世，并保留至今。一碑在桂林龙隐岩间，为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戊午梁律刊，吉州饶祖尧跋；一碑在融安真仙岩内，为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沈時刻跋。前者因年代久远，石已剥落，加之人为地铲划，损字较多，碑文漫漶。唯有后者，保存完好，确是研究“元祐党籍”的珍责史料。
杨乃武的冤案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讲的是浙江省余杭县举人杨乃武被人诬告与青年妇女“小白菜”有奸情，并毒死其丈夫葛小大的事情。杨乃武与“小白菜”被收狱问罪，判以死刑。后数经周折，直上诉至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冤案方得以昭雪。此事从淸同治十二年始，至光绪二年结束，历时达三年之久。事后，与这件冤案有牵连的100余名官吏被丢官革职。光绪皇帝并命将其姓名刻于石碑上，以儆效尤。碑石现存于浙江余杭县县衙旧址内。此冤案为清代四大奇案之首。正如周恩来给曲艺演员魏喜奎的信中所言：他喜欢这个戏，并非因为故事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因为这件事中没有一个清官，冤案都翻过来了，这大概是“奇”的关键所在。
《兴安碑》在广西省兴安县回贤祠内，此碑高2米，宽1米有余。碑上刻有这样的文字：“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落款为“民国五年冬月闽邑公立。”此碑记载的是兴安县知事吕德慎的“劣绩”。据史料记载，吕德慎上任兴安知事后，多苛捐杂税，鱼肉老百姓，引起公愤。于是，兴安县的群众趁当时广西的土皇帝陆荣廷由广西去湖南路经兴安之机，告了吕德慎一状。陆荣廷为了笼络民心，就撤掉了吕德慎的职务。紧接着，兴安县的百姓就立了这样一块“记罪碑”。
浙江省椒江市有块近代记罪碑。1938年，汪精卫、陈璧君一对大汉奸降日，为虎作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愤怒的群众于是制作了这对狗男女的跪像：汪精卫像上身裸餺，背刻“汪逆精卫”四个魏体字，下身穿裤，脚穿皮鞋。陈璧君像也是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四字，下穿裙，跣足。二人均背绑绳索，像旁竖《汪逆夫妇跪像志碑》，揭露了他们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
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内，有座现代记罪碑。此碑立于1988年12月22日，立碑者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战犯。碑文用中日两国文字书写，内容如下：
“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我们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中国共产党、政府人民给予了我们‘恨罪不恨人’的革新释放回国了。”
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时，在这里建碑，表示我们对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刻下为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的誓言。
曰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曰
这座碑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到1945年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侵略者”自己“记罪”，从心里表示“眼罪”，同时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