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碑石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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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形制篇(3)

少数民族也有四面碑。高句丽是汉魏晋时代东北地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四公里,有块高句丽第19代王谈德(即好太王)的墓碑,距今已1500多年。此碑高6.39米,谈德的儿子长寿王于公元414年竖立,实为谈德的纪功碑。碑文四面环刻,汉字隶书,内容分三部分,开头记述高句丽民族起源与建国经过的神话传说,主要王系的更迭情况。中间是好太王的政绩、享年、葬期等。最后为好太王陵守墓人烟户的来源、家数及守墓规则。此碑世称《好太王碑》,全称为《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因高句丽的史料比较缺乏,所以,该碑碑文十分珍贵。

双色碑

墓碑一般是纯一色,以示庄严、凝重。但也有两种色彩的,不过,这种双色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在近代才形成。这是随着时代推进,新技术发展的产物。

黑白两色体:

原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的墓碑就是个典型。它在白色花岗岩碑中间,嵌了一块黑色大理石。这种设计恰到好处,一是外观引人注目,二是令人立在墓前有自然的严肃感。原《文汇报》社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的墓碑亦仿此。上述两块碑均在上海市虹口开发区万国公墓里。

黑红两色体:

杭州南山公墓里有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和她的丈夫钟贤道的合葬墓。设计者为何人不清楚,但据郁达夫生前介绍说:碑色取自法国名著《红与黑》。大概墓主的身世与司汤达)1783—1842年)笔下《红与黑》中的人物命运有其相同之处,也许墓主生前对这本名著有很大的精神寄托。

武汉市江岸球场路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内出土的“国殇”碑也是黑、红两色碑,碑正面用黑色涂料漆成黑纱状,上端正中为红“十”字图案,下书隶体“国殇’’二字。碑左侧刻“所建冢立石以志弗忘”,右侧刻“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增筑瘗”字样。这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寓意一目了然,告诫后人要继承和发扬武昌首义擦神。

石刻文字

我国古代,铜铁等金属稀罕,加之在上面铸刻有困难,所以只有“以石代金”,达到“同乎不朽”的目的。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也就是说,刻在石上的文字,统称为碑,这是从汉朝开始的。

因此,《文体明辨序说》云:“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说具体一点,石刻文字除人们日常赋予的狭义的碑之外,还可分为井栏、食堂、石阙、摩崖等名目。

井栏,即井上之石圈。井栏上刻字,最早者为《天监井栏》,此井栏刻于梁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其次要算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刻的《大同井栏》。这两个井栏,均在江苏省句容县。当然,在井栏上刻字现在已比比皆是,最常见的有“饮水思源”、“水源渊盛”等等,这一般是民间书法高手之作。

食堂,又名“石室”,或称“祠堂”,为供展墓享祭奠之用。食堂刻字时间最早为东汉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地点在山东省济宁两城山。山东嘉祥县武梁祠里石刻稍迟一点,为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笔者在1962年去黑龙江嫩江县出差,曾在嫩北见—保存完好的“石室”,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四面由“福”字组成字框,并镶有牡丹、芍药、紫菊等图案。正文是蒙文。笔者曾为此询问当地一老者,老者笑道这是老祖宗留下传下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是敬神敬祖所用。”

石阙为宫殿建筑上的刻石,现见最早的为西汉时台阶石。此石1941年出土于曲阜城东的周公庙附近,长95厘米,宽42厘米,厚195厘米,一侧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旁另刻“六五乙”三字,字体篆中带隶,“鲁六年”就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六年,即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陛,台阶。北陛,北边的台阶。鲁恭王刘余喜修宫室,在曲阜建了著名的“灵光殿”。这块北陛石当为灵光殿的遗物。

摩崖,即在山崖石壁上镑刻文字,东汉刻石中最早的为刻于永平六年(公元63年)的摩崖《开通褒斜道石刻》,地点在陕西省勉县北石门溪谷道中。此石是歌颂汶太守开通褒斜道这一功绩的。皇帝亲自撰文书写的摩崖有泰山东岳庙后的《记太山铭》,这是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文,亲自以隶体书写的。还有将佛经刻于摩崖的。山东泰安泰山有著名的石经峪,它是将《金刚般若经》刻于花岗岩溪床上而得名的,字大方一尺多,世传为“大字鼻祖,榜书正宗。”至于作者,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唐邕,有人认为是王子椿,淸阮元认为是北齐天保间人所作。魏源说得更具体,他认为《泰山摩崖》与邹县《铁山摩崖》出自一人之手,当为北齐高僧安道一。有的摩崖是用多种字体镌刻的。刻于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阳华崖铭》就是三体摩崖,每字都是先大篆,次小篆,最后为隶书。摩崖主要用来记事,因其气魄大,影响广泛。浙江省绍兴市跳山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大吉买山记》摩崖,湖南省祁阳县浯溪摩崖记的是平安禄山之乱事,河北省兴隆县雾灵山大淸凉界摩崖是明朝边防蓟镇守边将领修筑长城的备忘录。

摩崖除石刻文字外,还有造像和绘画。我国最早的摩崖画为江苏省连云港市龙洞上的《东海摩崖造像》,据说比敦煌石刻还早200多年。摩崖画的分布面很广,内地、边疆均有,其中以边疆居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江苏徐州云龙山摩崖画为唐代刻的佛像;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西崖画像为一竹笠短衫,腰挎鱼篓,摇橹靠崖的渔夫;广西左江流域的摩崖壁画为令人费解的作青蛙状的人物;甘肃成县《西狭颂》摩崖刻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五种瑞相;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多有1100多年前吐蕃时的摩崖大日如来佛像;四川泸州市弥阮镇长江北岸有宋理宗时(公元1225—1264年)渔州路安抚使兼知沪州刘整向元世祖忽必烈投降的摩崖造像;新疆呼图壁县、阿尔泰山等处有生殖崇拜的摩崖壁画;云南沧源的崖画有人物785个、动物187只、房屋25间、道路13条……。另外,更为稀罕的是,云南麻栗坡县大王岩和邱北县狮子山的摩崖画还是黑、白、’红彩色的呢!

位于湖北的龟山,也有一块刻绘龟蛇二神将的摩崖,为清代康熙四年民间集资所造。据传当年江水连年泛滥成灾,由于有了“龟蛇锁大江”,竟然三年洪水不上岸。但是第四年发生百年未有大灾,造成上千人死亡,从此摩崖被百姓视为“魔崖”。为怕龟蛇二将再走火入魔,当年端午节,群起用钉耙、锄头、刀斧将其铲除。清代作家蒲松龄还将此摩崖移植到《聊斋志异》中,描绘了“魔崖”的形体和其“魔力”。

现今黄鹤楼亦有仿古“摩崖”,但是毕竟是仿,不可和古物相比较了。

毁碑

许多的碑石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除了它的书法艺术、补史证史等作用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碑石能保持至今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汉书·艺文志》曰:“纸寿千年,碑刻万代,罕也!”的确如此,再坚硬的石头,又怎禁得住千百年的风吹日晒,雷打雨蚀?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所以大千世界上毁碑现象颇为严重。宋朝黄庭坚曾慨叹:“孔庙庚碑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可见唐代碑刻,在宋代就已千金难买,更不要说唐代以前的刻石了。

毁碑的原因主要是两种:一是自然界客观因素造成,一是人为损坏。

自然因素包括:

1.风化。秦《瑯琊台刻石》本四面刻字,经风吹雨打,碑上的字巳一片模糊。刻于唐朝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的《李宝臣纪功碑》,现存河北省正定县,碑高约二丈,宽八尺有余,风天中,常见微微晃动,当地人称为“风动碑”,那是因年久碑基老化而造成的。

2.雷火。江苏省江宁县的《天发神请碑》在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八月毁于一场大火,因而断为三段,所以又名《三段碑》。著名的秦代?《泰山刻石》、东汉《熹平石经》也是被大火烧毁的。

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李玄静碑》,更是历尽坎坷,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被飕风所折,明嘉靖三年为雷火所焚,淸咸丰年间又遭乱兵所砍,所以至今只剩下几块碎片。

3.地震。东汉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立的《西岳华山庙碑》和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刻的《夏承碑》均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2年)大地震;现存西安碑林的唐朝《皇甫诞碑》和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刻的的《顺陵残碑》均在明朝万历年间地震时断缺;江苏省镇江市焦山上著名的摩崖刻石《瘗鹤铭》也是因地震引起山崩而堕入长江之中。

碑被人为损坏的现象也很严重,战火兵灾中固然毁了不少碑,但最多的还是由于当权当事者政治倾轧,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所造成。西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实行复古改制,改国号为“新”,凡汉朝刻石,均令砸毁;唐朝会昌六年)公元841年)武宗居然下旨清除民间佛寺,与佛教有关的碑石大都被凿;宋代令人咋舌的党禁,苏东坡所立碑石都被拽倒;近代在陕西长安出土的三国魏大将军大司马曹真的《颂德碑》中“贼诸葛亮”四字已被剜去,这肯定是诸葛孔明的崇拜者所为;元朝金主完颜钦定亲王以下只封爵第,不可称王,凡世间碑刻中有“王”字者皆被凿毁。唐太宗李世民为魏征立碑,后来倒碑再立碑更可说明问题。魏征直谏,太宗纳谏,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唐太宗十分看重魏征,魏征临死,太宗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征逝世后,太宗痛哭流涕:“魏征没,朕亡一鉴矣!”并亲撰碑文,书写刻石。但魏征死后才半年,太子承乾谋反,大将侯君集参与其事,而魏征生前曾荐誉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太宗因而迁怒于魏征,下令推倒自己所手书的魏征碑,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的婚事。但是,事隔两年,唐太宗亲征髙丽失败,这时才又记起魏征谏浄的重要,于是又重立了魏征碑。

毁碑还有其它种种因素。如汉代《刘平国治路颂碑》原在龟兹深山里,因拓碑人多,居民不胜骚扰,干脆就将碑铲毁了。唐武德九年(公元629年)虞世南撰书的《孔子庙堂碑》,据淸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载:碑刻成之后,因“车马填集碑下,捶拓无虚月”,所以不久即毁。有的碑是后人“为我所用”,而磨掉原碑。据《旧唐书.姜行本传》: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刻的《姜行本纪功碑》(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是因“其地有《班超纪功碑K行本磨去古刻,更刊此碑。”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刻的广西桂林虞山《舜庙碑》,至明朝嘉靖年间被当地官绅杨铨磨去一片,并刻其诗于上。有的是因避讳,而凿去碑文中的某些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