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狐相恋的神话外，人鱼相恋、人璋相恋、人蛇相恋的神话，也很流行。蒲松龄的《白秋练》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人鱼相恋神话。小说中的白秋练，本是洞庭湖下龙宫中的一个女官的女儿，因在武昌听到商人之子慕生吟诗，对慕生顿生爱恋之意，以至以身相许，不料慕生之父嫌白秋练出身微贱，对儿子与白秋练的爱情横加干涉，慕生性情软弱，对父亲一向唯命是从，不敢同父亲据理力争，可是他心里又实在放不下白秋练。他的处境极其狼狈。白秋练很快就用她的智慧使情人摆脱了狼狈之境。她对慕生说，凡是商人，都不过想获利罢了。她有办法能使他父亲获利。
一当他父亲因此而赚了大钱，’就会认她这个媳妇了。她把获利的方法告诉了慕生，慕生再转告父亲。这位商人果然赚了大钱。白秋练也果真成为慕生的媳妇了。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获得理想的男人的爱，白秋练真是费尽心机，机关算尽。可是慕生到底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呢？无论是品、是貌，还是才，他似乎都没有出奇之处。在待人处事方面，他甚至有些窝囊。而白秋练呢？既美丽，又贤慧，而且足智多谋。令人不解的是，白秋练却偏偏死乞白赖地要嫁给这么个窝囊废。从这里，我们很可以看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们是多么渴望一种突如其来的如暴风骤雨般猛烈的温馨的爱情。他们需要一种惊心动魄的爱情来摇撼他们枯涸冷寂的灵魂。他们幻想一种守株待兔式的攻势凌厉而难以排拒的爱的奇迹。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他们心中最隐秘的一隅：既想品尝爱情的美味，又不愿主动出击，大胆追求，于是便在虚构的现实中获得精神的补偿。
白秋练是一个鱼精。美人鱼，不管怎么说，比狐狸精、美女蛇的名声要好得多。有趣的是，尽管美女蛇名誉不佳，可是，无论中外，有关人蛇的爱情故事却很多。如克什米尔不仅有蛇公主与人类结合的故事，也有蛇王子与人类结合的故事。我国的《白蛇传》，更是家喻户晓的人蛇恋型的浪漫传奇。许仙(也作许先)与白娘子(白素贞)相恋的故事，同中国其它一些民间故事一样，首先以口头讲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甚久，然后才被文人收集整理出来。明田妆成《西湖游览志余》就说过：“杭州男女警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卞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事所拟作者也。“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就是这样一篇近似《雷峰塔》故事的“拟作”。在这篇故事中，尽管作者的目的并非歌颂白蛇与许仙的爱情，而是为了“奉劝世人休爱色，”宣扬正统的封建思想。但是，由于作者在客观上表现了白娘子许多优秀品质以及为爱情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悲剧不仅没有成为阻碍青年男女们追求自由幸福的警钟，反而成为鼓励青年们前进的号角少白蛇成了青年男女心中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情的榜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后来被明陈六龙，清黄国秘、方成培等人改编成戏剧(传奇)，白娘子与许仙的蛇人恋故事以及白娘子同法海和尚的斗争被搬上了舞台。白娘子的热情、温柔，以及她那带有原始野性的泼辣、反叛精神，在舞台上得到了更加突出的表现。白娘子与作为封建势力象征的法海之间的斗争也更紧张而具有戏剧性。从这一系列由原型故事而改编的戏剧故事中，我们尽管也常常会同夹杂于其间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封建观念相遇，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感到了人们对于婚姻与爱情的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态度。从香港拍摄的《新白娘子传奇》电影在大陆所引起的反响可以看出，有关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白娘子作为一个美丽、善良、坚贞不屈的情人男人心头的幻念中的情人形象，永远活在了汉民族的记忆之中。
从我们上面所讲的三类爱情故事人神恋、人鬼恋、人妖、恋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几乎所有的女性在男女关系中都扮演着主动者或进攻者的角色；第二，几乎所有的女性对她所倾心的男人都能做到忠贞不渝，无论她们所爱的男人在爱情上是否作出对等的回报；第三，神女、仙女大都由出身高贵的人类美妇化身而来，她们雍容华贵、气度不凡；鬼和妖却大都出身贫寒，美丽、温柔以及野性的坚强是她们最突出的特征。
从上述这些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性爱神话中所包含的文化涵义。在两性活动中，女性扮演主动者或进攻者的角色，‘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绝对地缺少普遍意义的。尽管我们很难明确地指出，在什么年代中国就有一整套用封建礼教来规约女子的言行举止f律条。但是，可以肯定，中国女子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受压迫受屈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晏子春秋·天瑞》篇说：“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一这种野蛮的风俗，到周末时虽有了改变，但男尊女卑的观念却依然如故。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礼记·曲礼》特别地规定女子“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皆，不苟笑，言必正方，不倾听，毋激应，毋淫视，毋怠慢”。
到了汉代，对女子的规约就越来越严格了。班昭在《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形。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又说，“夫有再娶之义，女无再适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也，夫固不可违也”二故事夫如事天。”公然为男女在婚姻生活与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张目，并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为女性制订了严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唐代‘，宋若华更把她的异代姐妹班昭的t}女诫》作了变本再厉的发挥。她在《女论语·立身章》中说：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旁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撅唇；坐美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担奖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巍外璧；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昨眷属，莫与通名；女昨善淑，莫与相亲。
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更把女子推入无底深渊，使得她们不仅在婚姻和家庭中毫无自主权，甚至当他们的丈夫或未来的丈夫不幸死去时，她们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在这样一种严格到残酷程度的礼教制度熏陶下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是绝不可能突破时代和环境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限制的。在爱情与婚姻生活中，她们只可能是被男人猎取的猎物，或者说，只可能是被男人玩弄的玩物。她们对于生活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嫁个好男人，为这个男人生儿育女，并与这个男人白头偕老。
可是，男人却不同了。男人需要女人，而且需要不止一个女人，这女人还需要有质量貌美性贤。一个男人的身份，除了本身的地位、财富、才能之外，还要有娇妻美妾来作陪衬。这既是生理的需要、传宗接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以婚姻联络不同的政治势力)、也是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现实与文化上的悖反现象：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庸，处于社会最低层；另一方面，绝色美人又成为男性世界的偶像，男性与女性在原有的地位上角色互换。周幽王之于褒姐、唐玄宗之于杨贵妃，都可说是极好的例子因为他们都为女色所惑，女色所役，在精神上做了女性的奴隶。他们为女人而亡了国(此处姑从陋说)，却得了风流夭子的美名。因为正统的封建伦理反对女性“淫视”，却并不反对男人的“风流”，甚至把“风流”视为男子的美德。因此，风流就成为男人不可或缺的一层藻饰。连宋代名儒范仲掩、欧阳修在这方面不能免俗。
清人昭涟在《啸亭杂录》中对男人在“押妓”风流方面身体力行的事曾大加渲染：“自古忠臣义士皆不拘于小节，如苏子卿娶胡妇，胡忠间公押黎女，皆载在史策。近偶阅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欧阳文忠公诸集，皆有赠妓之诗。数公皆所谓夭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这种风流，既是一种享乐，也是封建时代男人们骄矜于人的一种资本。
因此，不可避免地，男人们对女性就采取了双重的标准：一方面，要她们美丽、贤淑、羞怯；另一方面，要她们热烈、大胆、风骚。既要有“弄玉捧琴至”，又要有“文君送酒来。”在男女间题上，既想有所节制，又想来点放纵。可是，天下的美女毕竟只是少数，而符合男人们的风流情怀的美女更是难寻难觅，因为女人们在礼教与妇道的长期熏陶之下，根本就不敢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了。子是，古时的男人们便把他们现实的欲望寄寓于他们再造的仙、鬼、神、妖的梦幻现实之中。而且，这梦幻世界中的女性都成了美与善的化身，她们的事业似乎就是为她们心爱的男人而活着，她们的生命、她们的价值都须通过她们心中的男人才能显现出来。在婚前或在同居前，她们往往比男人主动、大胆得多。其实，她们只不过是，些虚假的爱的操纵者。在很多故事中，她们或者被始乱终弃，或者是在被玩弄与被欺骗的无望的期待中度着艰难的日子。可是，那些被欺骗、被抛弃的女性们却往往一如既往地痴心地等待着那些负心汉们。这种男性的自我偶象化中所包含的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是容易体察出来的。
神、仙与妖、鬼，在地位上的悬殊，实际上也是现实社会中等级观念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神话中，神、仙与鬼、妖，从来是居于世界的两端，前者属于夭界(天堂)居民，后者属于地界(地狱)居民。在中国神话中，妖、鬼虽然比人类可怕得多，但他灯的地位却比人类低得多。因此，在较早的神话中，神女、仙女只是帝王的专宠，在唐之后，虽然也偶有平民巧遇神、仙之说，但大多神女、仙女仍只钟情于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在这种等级文化中，一般平民，既被上层社会视为鬼类，他们自己大约也认为自己活得艰难，不妖不鬼或似妖似鬼，便与妖鬼认同了、于是，在他们的神话世界中，女妖、女鬼都成了最美丽最贤慧的劳动妇女的化身，而贵族阶级神话中的神女、仙女则不过是些点缀帝王和贵族风流放荡的享乐生活的花瓶而已。前一类神话，着重于表现爱；后一种神话着重表现性。一种着重于正常的生活；一种着重于奢侈与放荡。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上述两类故事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倾向与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类故事的创造者一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我认为，代表着平民文化的妖鬼类故事与代表着贵族意识的神仙类故事，这两类故事的文化指向和生活趣味，之所以会有这么些差别，完全是由创造者自身的思想}f识和生活趣味所致，而非由他们的地位所致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创造者的地位对神话内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