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贝的大多数德国同胞早在日军到达南京之前就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却选择留在中国，即使在日本大使馆官员约见他并强烈地要求他离开中国时，他仍然坚持留下。他坚持留在中国的理由极其简单而又十分感人。他说：“我在中国已经生活30多年了，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在这里生活愉快，事业有成。中国人民待我很友好，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而拉贝留下不走尚有他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可见，拉贝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浓厚感情和富有强烈的使命感、高度责任感的德国公民和朋友。
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继攻陷上海之后，挥师西进，兵锋直指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为了解决南京战事爆发后的难民问题，由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发起，参照上海设立难民区的先例，邀约部分驻京外侨代表，研究成立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的有关事宜，并拟设置难民区（又称“安全区”）。这样，“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1937年11月19日，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11月22日，南京的空袭警报一个接一个，弄得人心惶惶，精神紧张。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即“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大学选举德国西门子洋行的约翰·拉贝担任主席，因推辞不掉，为了做好事，他让步了，“恭敬不如从命”。拉贝表示“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斯迈思博士任秘书，成员有美国人梅奇牧师（美国圣公会）、毕戈林美孚煤油公司）、贝德斯博士金陵大学）、密尔士牧师美国长老会）、德利谟鼓楼医院）、李格斯金陵大学），英国人福娄（亚细亚火油公司）、希尔滋（和记洋行）、麦寇太古公司）、里恩（亚细亚火油公司），德国人潘亭（兴明贸易公司，、史波林（上海保险公司），丹麦人汉森（德士古火油公司）等。后来，杭立武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该委员会总干事即由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斯博士担任，另一名美国人被聘为该委员会副总干事兼难民区副主任，主持难民区的实际工作。难民区的地域，在城区西北部，以美国大使馆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占地约3.85平方公里。
据）拉贝日记》记载，德国大使同意国际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并获得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电台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
中国方面积极支持、配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和要求。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将宁海路5号私宅，提供给国际委员会作总办公处。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应国际委员会的要求，拆除了难民区范围内的一切军事设施。南京市长马超俊于11月30日致函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先后拨给大米3万担，面粉2万袋，以及食盐和10万美元现金，并把难民区的行政权交给了国际委员会。由于运输、贮存等条件限制，在南京沦陷前，该委员会实际领取大米9，75袋，合11345担及面粉1，0，袋，8万美元现金。
在拉贝主席的主持、领导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2月1日起，在宁海路5号设立事务局，开始接纳难民！2月8日，难民区内首次悬挂起具有特殊标志的旗帜一白色旗子上圈以红圆圈的红十字。
不可避免的灾难即将降临。日军已兵临南京城下。
12月12日晚8时，拉贝在自己的住宅小粉桥1号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这时，他听到有人砰砰地疯狂敲着两扇院门：一群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干脆从德国学校翻过墙头到他的花园里来，寻求保护。难民们又往院中防空洞里挤，有的甚至躲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这面旗子是拉贝为防止日机轰炸他的房子而支在地上的。哭喊声和敲门声越来越大，拉贝再也听不下去了，于是，他索性飞速地把两扇大门打开，把想要进来的难民全放进来……炮弹和炸弹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嘈杂声越来越厉害了。拉贝和他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都戴上了钢盔。拉贝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他的话，安静下来了。在这座住宅花园里，拉贝先后收留、保护了600多名中国难民，真正成为南京人心目中的“保护神”。
13日清晨，拉贝再次被空袭惊醒。炸弹又一次冰雹般落下。他听说日本人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抵进城内。
早饭后，拉贝来到了国际委员会总部宁海路5号。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拉贝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兵正从南京南部向北部推进，所以，拉贝他们绕过日本人的部队，驱车向北开往南京主要街道中山北路，把车停在外交部内的临时红十字医院。沿途，拉贝的心中升起了一股“人道主义冲动”。拉贝告诉那些中国士兵，日本部队正经新街口向北挺进，建议他们扔掉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一番商议，这批中国士兵约600人同意进入安全区。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同样要求并协助他们放下武器，把他们安排到安全区内不同的房子里。许多士兵趁混乱之机脱下军装，混入到难民当中。
翌日，拉贝给日军指挥官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情况。他恳求日本人宽待这些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根据国际法准则’以人道主义精神宽待他们。一个日本军官向他承诺’他们不会伤害这些士兵的性命，这使拉贝松了一口气。然而’拉贝的轻松感很快变成了恐怖。14日晚，从工作人员会议上，拉贝和委员会其他成员获悉，日本人已把抓到的1300名中国人聚集到靠近日军司令部的安全区内一个难民营里枪毙，这批人中就有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随后的几天里，拉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内抓走并杀死成千中国士兵。日本人还抓走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他们刚好在手指上！前额上和脚上有些老茧——这些人中有的是拉黄包车的苦力，有的是手工劳动者，有的是警官……现在，拉贝和他们的同事已明白无误地看出日本人要干什么了。
拉贝又亲眼目睹南京的几个池塘已被死尸填满，更是悲愤已极，忍无可忍！他想到，自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德国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这种地位，对日本当局确实还有一定分量。于是，他就利用这种社会地位，一封接一封地给日本大使写信。拉贝每封信的口气总是很有礼貌，对日本大使馆进行私人访问时也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姿态。然而，结果都令拉贝大失所望。日本外交官对拉贝表面上也是以礼相待，接待来访时笑容可掬，处理信件时不失官场礼节。但是，拉贝得到的答复都是千篇一律：“我们将会通知军部。”几天过去了，每天带来的都是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12月17日，拉贝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件中，对日军暴行的愤怒跃然纸上：
—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竟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无法养活22万中国平民，也无法不分昼夜地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本是日本当局的责任。如果你方能够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可以协助养活他们……
拉贝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自己是日本盟国官员的身份作为护身符，走了一步令人意想不到的险棋：他驱车开始在城内到处“打游击”，打算以个人的力量去阻止日军的暴行。
1938年元旦那天，一个漂亮姑娘的母亲出来叫拉贝，并跪在地上哭着恳求他帮她忙。拉贝一走进屋子就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正趴在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孩子身上”那女孩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拉贝向这只“蠢猪”高声叫喊’甚至连“新年快乐”都用上了。那个日本兵只得光着身子跑了，手里还提着裤子。
拉贝把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室腾出来，当作安置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他把数百名妇女安置在他后院里的小茅屋中，还和妇女们商定一套报警系统来保护她们不受日本兵的骚扰与蹂躏。只要日本兵一翻墙进院，妇女们就吹起哨子，这时拉贝就冲出来把日本兵赶走。拉贝还在自家后院的小茅屋里抓到一个正在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将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
在中国难民眼里，拉贝是救女儿免遭蹂躏！救儿子免遭枪杀的恩人。有一次，拉贝来到安全区，几千名妇女扑倒在地，在他面前哭着哀求他保护她们。她们声言，她们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出去受日本人的强暴和折磨。
对于整日提心吊胆的难民，拉贝不断地鼓励他们要坚持活下去的信心。住在他后院里的难民中有谁生了孩子，他就为新生儿举办个小小的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会收到拉贝爷爷的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他给孩子取名很有象征性：男孩就叫“拉贝”，女孩就叫“多拉”一他夫人的名字。
1938年新年这一天，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约翰·拉贝先生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难民们用中国传统礼节和朴素无华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拉贝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23日离开南京回国，拉贝在此期间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被南京人称为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
永远的样贝
1938年2月23日，拉贝携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片拷贝，应召到上海与夫人会合回国。在离开中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人保证，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他的袓国公之于众。一位中国医生曾要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人们，
愿意与其他国冢的人们和睦相处。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兽行。返回德国后的拉贝’因他的功绩而受到数次嘉奖。在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正式赞扬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并授予他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缓带玉石勋章。这年5月，拉贝在柏林到处进行演讲，并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5月2日至25日，他先后在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西门子城、国防部等，分别作了报告，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之于众。拉贝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他去见元首希特勒，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于是，他便于6月8日将他的报告寄给了希特勒，然后，发生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来到他家将其逮捕，将他连同他的6本日记也随车带走。到了阿尔布雷希特街的警察总局，他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拉贝要保持沉默，又恭敬地把他释放了，那是因为拉贝的雇主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出面为他的品行作了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或许为了保护拉贝，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在阿富汗帮助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免许拉贝作报告，不准他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1938年10月，拉贝收回了自己的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拉贝去世之前，留下一份记述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极为珍贵的文字遗产。那是一份长达2000多页的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他精心打印和装订而成的，甚至文件中所附的图片说明，也均出自拉贝之手。毫无疑义，拉贝确实认识到这份文件的历史价值，或许他甚至预见到这份文件会在未来出版。
在拉贝去世47年后，这部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日记，经历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之后，终于由拉贝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公之于世。52万多字的）拉贝日记》，1937—1938年）中文版于1997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在出版，这一年正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
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拉贝日记》，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作为一名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拉贝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其可贵的援助。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运往南京，安置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拉贝先生曾经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全力救助在日军铁蹄下的几十万中国难民，他虽然已经去世50多年了，但他依然活着，并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南京人民的心中，永远活在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13.魏特林——“金陵永生”的美国人
魏特林是美国人，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她到金陵女子大学时已经33岁，那时她除了承担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外，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回美国时，任代理校长。
魏特林1912年来华办学，
1919年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对中国怀有朴素的感情，除了承担学校的教学和行政之外，
她经常走访学校周围的市民家庭，乐于与劳动群众来往并体贴他们。她认为教育不宜轻视平民，因平民乃国家之中坚分子，于是她带领金陵女大的学生主办了半日制学校、妇子培训班，提高妇女儿童的文化水平。
1937年12月的南京，似乎特别的冷。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为躲避战争，已由吴贻芳校长带领迁到了四川成都办学。魏特林作为留守委员会的负责人，担负起金陵女大全部校产的保护工作。那时魏特林已经感觉到南京的不祥之兆，更加警惕防范可能发生的灾难。13日这一天，这场灾难终于降临了。日军侵略军攻进南京城，顿时南京城成了日本兵的屠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