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杀平民百姓的暴行，魏特林深感这场战争给无辜百姓所带来的伤害程度竟如此巨大，她沿着学校围墙察看了校外不断升级的血腥场面，和人们向她求助的愿望，魏特林那颗善良的心被震动了，她立即会同留在南京城内的欧美人士决定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城里划出一个以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地为中心的3.86平方公里辖地为“安全区”。她当即带领留守员工打开学校大门，接纳收容近万名妇女、儿童来此避难。
但魏特林等欧美人士的正义行动，遭到日军蛮横无理的阻挠，日本鬼子甚至要闯进学校抓走来校避难的妇女儿童。此时的魏特林已经责无旁贷，她挺身而出以强硬的态度与日军交涉，终于让日军作出让步，由此，有多少妇女免遭了日本兵的强暴，有多少儿童躲过了日本兵的枪杀。
在这段避难的日子里，魏特林鼓励难民们不要气馁，要坚强起来。她觉得还应该为难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她根据留守下来的人员的教学专长，开设了女子中学，为无处读书的女青年讲授初高中文化知识，最初招生数为149人，后来增加到171人。另又办日校，学生80人，儿童保育学校学生20人。这些文化知识课的开办，博得了所有难民的赞赏。魏特林又为无家可归的贫苦妇女开办职业训练班，特地聘请技师来校讲授自谋生活的技能课程，许多妇女在此学会了织毛巾、织袜子的技术，在后来走出难民营后，走上了自己动手，养活自己的自立道路。
魏特林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1940年5月，她带着一颗热爱中国的心，带着对中国眷眷不舍的感情，回国治疗疾病。在治病的一年间，她真希望能治好病，真希望在治好病后再回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服务。因为魏特林曾说过，假如她能再生一次，她还要为中国人民服务。1941年5月24日，魏特林终于走完了她55年辉煌的日子，家乡人为她修建了一个墓”墓碑上刻着“金陵永生”。
14.震惊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
1939年6月10日，南京城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毒酒事件”。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天举行的宴会上，不知是什么人在酒里下了毒，参加宴会的南京维新政府政要！大汉奸梁鸿志等汪伪要员全部中毒，两名贪杯的日本书记官当场毙命。当晚，日军迅速封锁了设在南京鼓楼附近的日本总领事馆（北京西路1号和3号，旧址现为南京消防大楼）。搜査发现在总领事馆工作的两名仆人问时失踪。
潜伏日本领事馆
日本总领事馆斜对面黄泥岗薛家巷1号，住着一户姓詹的人家，长年靠织绸缎为生。家中有两位年轻人，弟弟詹长麟1914年生，哥哥詹长炳1913年生。这两位热血兄弟，后来成为在日本总领事馆投毒的义士。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逐步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此起彼伏。詹氏兄弟耳闻目睹袓国大好河山不断沦丧，同胞姊妹被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心中不断燃烧着仇日的怒火。
1934年，一位从事织绸缎的同行来到詹家对詹氏兄弟说，他的儿子在日本总领事馆做事，工资颇丰，现在那里急缺人手，询问兄弟俩愿不愿意去。两兄弟开始谁也不愿意去侍候日本人，哥哥詹长炳更不愿意。但考虑到家中生活困难，经全家商量决定还是让弟弟詹长麟去试试。
日本总领事馆仆人的工资是每月10块银圆，这对于当时生活贫困的詹长麟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当时招用中国仆人有四个条件，一要不懂日语；二要有家小，便于控制；三要忠厚老实，手脚勤快；四要相貌端正。经过面试考察，詹长麟很快被日本总领事馆录用了。詹长麟强忍着心中的仇恨，开始在日本总领事馆干活了。
在日本领事馆工作不久’一个神秘的人找到了詹长麟。这个人名叫赵世瑞”他是国民党抗日组织的成员。赵世瑞与詹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他希望詹能成为抗日组织的一员”在日本总领事馆长期潜伏下来”为抗日组织收集情报。詹长麟虽然知道加入抗日组织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要冒杀头的危险’经认真思考’詹长麟答应了赵的要求。他化名为袁露，代号是65）负责每天将日本人来往的信件信息抄送给抗日组织。
詹长麟每天照常上下班，对家里守口如瓶。不久，他将自己的哥哥也介绍进日本总领事馆当仆人，帮助他一起搜集情报。后因工作需要，他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妻子，希望妻子能帮助自己做好秘密工作，共同为抗日组织效力。
南京沦陷时，詹长麟才20多岁。目睹日军的残暴，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根据抗日组织的安排，他们没有离开南京，继续搜集情报。有一次，一个抗日组织的特工被日本人发现后抓了起来。日本人追问詹长麟认识不认识，拼命地抽打他，詹长麟佯装害怕，什么听不懂。就这个不明白，使他在总领事馆里安全地潜伏下来。
舍命毒某侵略者
日军占领南京后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南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由于是领事馆的仆人，詹长麟和他哥哥免遭涂炭。日本总领事馆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写着“维持会使用人”的白袖章，他们带这个袖章骑着自行车为领事馆办事，由于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随处可见的残暴景象更让他们义愤填膺，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詹长麟和哥哥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小心翼翼地出入于戒备森严的日本总领事馆，了解新动向，坚持将搜集来的情报及时提供给抗日组织。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他们顺从地听着日本人的使唤，什么脏活！重活都不露半点怨言。
1939年6月10日，日本总领事馆要举行宴会，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和一些汪伪高层官员包括梁鸿志等将悉数到场。根据詹氏兄弟的情报，抗日组织决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过詹长麟兄弟俩在酒中下毒杀死这些要员，打击日军和汪伪的嚣张气焰，造成他们内部的混乱和恐慌，借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为防止意外发生，在行动前一天，抗日组织即为詹长麟兄弟精心安排好逃亡路线，并按计划提前一天将他们的父辈全部送到苏北抗日游击区。
6月10日上午，詹长麟上班时，他哥哥交给他一个写着“USA”的小瓶。这是一瓶美国产的氰化钾。其作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只要沾上一点，便立即去见阎王。由于詹氏兄弟已在总领事馆工作五年，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因而深得日本人信任，所有吃的喝的都交由詹长麟来管。下午点，詹长麟把氰化钾放在一个温酒的瓶子里，倒了一点点黄酒晃匀，然后放在不太引人注意的过道底下。
开席之前，詹长麟烫好20多瓶绍兴老酒，每瓶里兑一点毒酒，再把酒瓶塞好，端到餐桌上，一个一个给他们倒酒。得手后，詹长麟佯装肚子疼，与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说去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然后，詹氏兄弟把c褂子一脱，从后门溜了出去。在傳厚岗路口，他们与事先等候在那里的抗日组织接上头。
日本总领事馆的宴会厅里，明灯高悬，酒菜飘香。宾客频频举杯，正在大呼小叫地相互吹捧。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个有的捂着肚子，有的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嘴角抽搐。一个叫宫下和一个叫船山的日本官员当场毙命。还有的日本官员倒在地上，狂叫肚子疼，就势打起滚来。领事馆里一片狼藉，混乱不堪。
顺利脱逃
在南京燕子矶笆斗山江边，国民党抗日组织用提前准备好的船只将詹长麟兄弟接过长江与家人相聚，并佯装他们已到了上海，b出了署名信。
当晚，日本宪兵迅速封锁了领事馆。在检査中发现詹氏兄弟失踪，立即前往詹氏家中进行搜捕。然而，詹家已人去屋空。第二天，日军在南京城内开始大肆搜捕。一周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
不久，日本总领事馆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署名詹长麟、詹长炳。信上称：“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和我哥哥是日本领事馆的仆人，我们个人与日本人无冤无仇，但我们的国家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毒酒案是我们做的，我们是为中国人报仇，有种的你们就来抓我们，不要伤及无辜。”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中外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报道，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载文说：“敌总领事馆宴请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南京敌总领事馆中毒事件中，领馆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
詹长麟此后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间走过浙、闽、湘三省，最小的女儿在途中病死。历经磨难，终于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令人惊喜的是，当年的投毒义士之一詹长麟还健在！现住在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镇长营村。虽已92岁高龄，对往事仍记忆犹新。而他的哥哥詹长炳在1952年因病去世了。
15.陈布雷自尽湖南路
1948年11月14日清晨，南京城内爆出一条惊人消息：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中央日报》第11月18日，中央社又发布了一条消息：陈布雷以死报国，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消息称，十七日下午八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七时左右。本月十三日至上午十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
急请总统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氐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十五日发现陈氏十一—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消息中虽然没有明说是“自杀”，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对陈布雷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感到这话是说透了，这是陈布雷的写照。不过，是陈布雷“油尽灯枯”呢，还是蒋家王朝“油尽灯枯”？
自杀呢？这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陈布雷（1890—I948）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以布雷闻名于世。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一个茶商家中。1904年后，陈布雷先后进慈溪县中学堂！
宁波府中学堂和浙江高等学校读书。
1911年新春，21岁的陈布雷到上海游览，住在由其堂兄陈屺怀任社长的）天铎报》报馆内。陈屺怀，1903年中举后，因反清逃往曰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参加同盟会，后回到上海开办）天铎报》并任社长，宣传反清革命。陈布雷因其堂兄的关系，在浙高读书时就曾向）天铎报》投稿，与报社的陈布雷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编辑戴季陶等人混得很熟。这时的戴季陶已任）天铎报》总编辑。他看陈布雷住在报馆，自己要结婚”就请陈布雷帮忙代他编辑稿子出版。陈布雷很想试一试身手，便以“布雷”为笔名，担任了）天铎报》的临时撰稿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在《天铎报》上，一连发表十篇“谈鄂”的述评文章，宣传辛亥武昌起义，一时轰动》沪杭一带。
1919年“五四”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求知欲甚切。1921年元旦，陈布雷在上海出任《商报》编辑主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商报》箸论哀悼，并刊登陈布雷撰写的《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的评论，对《时事新报》’中山先生之精神已死”的评论严加驳斥，受到国人的赞扬。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了这篇评论。中国共产党人萧楚女还致函《商报》，赞扬畏垒的革命精神，希望畏垒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可是陈布雷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争取，他投向了天津的《国闻周报》，以50元的月酬，为《国闻报》每周撰时评一则。
1926年春，邵力子自广州到达上海，宴请上海报界，说明北伐形势，他拿出一个大信封递交给陈布雷，说：“蒋总司令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受宠若惊，有心向往。这年冬天，陈布雷以记者的身份，与潘公展一起，乘船从上海到达南昌。到达南昌正好是1927年除夕夜，他们先拜会了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国名党元老”张静江，第二天正月初一，拜见了蒋介石。经过一番谈话后，陈布雷与潘公展当即由蒋介石和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陈布雷并被蒋介石挽留下来参赞政务。
蒋介石当时很迫切希望有一位能动笔头，能出主意，又有文采的幕僚长。当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文人可供他选择，但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又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确实不多，这是蒋介石倚重陈布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陈布雷并不愿意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多次提出辞呈希望回上海重操报人生活，终却未能如愿。193年后，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陈布雷则当上待从室二处的主任，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后来虽然侍从室撤销，陈布雷还是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还是一直给蒋介石在政治上！文字上出谋！执笔，直到死去。因为蒋介石一直对陈布雷恩宠有加，所以陈布雷一直对此感激涕零。在他心目中，不管主人如何他都要从一而终，认认真真行事，务求能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他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在蒋介石面前和同僚们面前，也恭敬有礼。他人前走路，绝不会昂首阔步，而是平心静气，轻手轻脚。在国民党内，他自诩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人士；他不附政学系；不靠孔、宋，也不投戴笠、郑介民。但他却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他自己也对人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