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前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经历，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司徒雷登，时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沃尔顿·巴特沃斯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说“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司徒雷登都处于“教师的地位”。这也使司徒雷登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他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教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但是，沃尔顿·巴特沃斯错了，司徒雷登也处于茫然之中。中共已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但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中国共产党，不免许再对中国人民说三道四了。
5月13日晚上，黄华以他曾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身份拜访了司徒雷登校长。老校长对学生的来访，显得很高兴，他觉得黄华的到访，是经过中共上层同意的，而且肯定会把谈话向上面汇报。于是他谈了许多个人的和平愿望。司徒雷登认为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和猜疑引起的，通过坦诚相见是可以消除的。
黄华在来之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指示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于是他静听这位校长的声音。
司徒雷登诚恳地表示：“我愿意多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幸福的关注；我希望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多少有助于恢复这些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我的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他告诉黄华，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移交新政权，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他相信美国能同新政权友好相处。
黄华指出，粮食和棉花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驻青岛等地的舰只和海军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司徒雷登答应转告美有关方面。第一次会晤，司徒雷登感受到了这个学生的持重和外交方面的才能。
不久，黄华经请示中央后，于6月6日请司徒雷登到外事处喝茶，在场的还有傳泾波和另一位燕大校友林克。
这一次会晤，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黄华在引导谈话。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然而，美国国务院不希望与中共的关系发展过快。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对英法等国表态，强烈反对任何主要国家迅速承k中共。艾奇逊是外交家，他所实施的每一重大决策，都包含了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司徒雷登也只能依从美国政府的决定行事。
他对黄华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言外之意，就是想要中共继续承认美国与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司徒雷登还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国民党仍占据着一部分地区，因此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他还提醒说，中共军队渡江之后，各国使节并未离开南京，这应该看作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在谈话已公开表露’中共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使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并声明’他以个人身份，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
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安排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黄华的信念和态度已让燕京大学的这位老校长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
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傳泾波会见了黄华，流露出想见周恩来的想法，了解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以便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作些积极的努力。黄华随后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但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因司徒雷登等不及黄华明确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说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免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陆志韦于6月16日写信给司徒雷登，告知已会见周恩来，周已同意司徒雷登来北京的要求。可是司徒雷登还是不放心，6月27日派傳泾波去找黄求证，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方面，问个清清楚楚。
第二天，黄华来到司徒雷登的居所，明确告诉他，周恩来欢迎他去燕京大学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之事也有可能。黄华带来的消息，使司徒雷登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淡淡地说道虽然我乐于返回燕京大学，但今年看来却不行；我比原定回华盛顿的时间已经推迟了很长时间。”又说什么“在没有完全恢复的铁路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可能是个负担”，等等。言行之间流露出要乘专机去北平的想法，在司徒雷登看来，只有坐专机，才能显示出他和美国方面的高规格待遇和是中共的主动邀请。黄华说，现在乘火车三天之内就可到达北平，当然，如果有必要也可坐飞机去。司徒雷登对此又闪烁其词，表示等他向国务卿艾奇逊请示之后再作决定。
6月29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他向国务卿撒了个谎”说并不是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而是傳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就积极主动地邀请他到北平去。司徒雷登向艾奇逊陈述了将要北平之行的利和弊。积极的意义是，能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面陈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对艾奇逊说，这种接触还可以增强中共党内自由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他说，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也谈到不利的一面，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也可能被南京的外交使团产生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之接触，并有可能为使团团长们以种种借口前往北平。而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抵消这种不利的后果，司徒雷登还设想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边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政，很可能激怒共产党，这样又抵消了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司徒雷登想来想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想到这里，他干脆把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美国国务院对此也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最高一级”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反复思考，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月2日，傳泾波来见黄华，告知艾奇逊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他回国作短暂停留后即返中国，届时可去北平。黄华神色十分平静，当即表示，北平之行系司徒雷登自己提出要求的，去与不去司徒雷登自己决定。傳泾波问，司徒雷登返美后如何保持联系？黄华淡淡地回答道”现在还考虑不到联系的需要。
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计划因华盛顿的否定而落空’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无能为力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美关系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司徒雷登的能力，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8月2日上午，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当他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缓缓登上飞机的旋梯，颇有绅士风度地向中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无限的遗憾飞回美国，离开了生活55年的中国，在随身所带的行李中，他也带走了周恩来送给他的那只瓷花瓶。
三天之后，美国政府发表了长达1054页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一1949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这篇很大程度带有片面性的“白皮书”，激怒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于是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予以还击。毛泽东在文中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看，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图，当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而是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迟疑不决、三心二意的对华政策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浪潮，也使司徒雷登本人成了众矢之的。
“白皮书”的发表，“使司徒雷登感到不安，不久，这种不安成了惊愕和愤怒。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本身就是一件闻听未闻的事情，何况‘白皮书’里面公开了许多绝密文件，暴露了他和一些中国朋友之间的秘密谈话”美国使馆和他自己的主张、计划和建议，使他非常尴尬。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感到被美国政府出卖了，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屈辱和悲伤之中……”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司徒雷登生前曾对傳泾波说过，他去世后，设法把周恩来送给他的那只瓷花瓶物归原主。1988年5月，傳泾波病重期间，委派小女儿傳海澜专程将花瓶送还中国，现在这只花瓶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