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后陪同参观南捕厅民俗博物馆及瞻园，傍晚去先锋书店看书复相约二十六日（周六）晨去朝天宫旧书市场淘书。届时相见，周晶先生颇失望，因书市景况巳大不如去年冬天。半年来的一再打击，使《大清太祖高皇帝圣训》书影南京丧失华东地区旧书集散中心的地位，各地书商移师合肥，又成一时之盛。南京书市之萧条自不可免。
于冷摊中拣得此种，书虽晚近，而刻印尚精，黄纸书皮，品相颇佳。内容亦非如后世之礼教宣谕，而多系时事之评判、人物之评语，即关于子孙教育、官员德行，亦多因事而发，非枯燥说教。天命、天聪、顺治三朝，正值明亡清兴，于明清更替之际政事，固可见出皇家视角；而其时为帝王者乾乾惕惕，严束臣下谨慎俭廉，重视民情，发展生产，笼络降臣，禁止邪教，亦可见此消彼长非无原因，足为后世从政者之鉴戒。
“圣训”的编刊，始于康熙二十五年，这位清圣祖认为：
帝王创业垂统，传之无穷，非独世德茂也，盖亦有典则之贻焉其运之一心，播为成宪，恒足以示道揆于子孙，昭法守于臣庶。
所以命人编辑出清太祖的“圣训”九十二条。次年又编辑出清太宗“圣训”一百一十条，清世祖“圣训”一百十三条。
书前有钦文书局《重刻十朝圣训函册价目》，有趣的是各朝“圣训”分量的变化，天命朝仅四卷二册，天聪、顺治两朝各六卷三册，康熙朝增至六十卷十二册，雍正朝三十六卷十册，乾隆朝竟多达三百卷七十二册，大大超过了他同样亨位长久的祖父；此后嘉庆朝一百十卷四十册，道光朝一百三十卷三十六册，咸丰朝一百十卷二十四册，同治朝一百六十卷四十八册。十朝“圣训”共二百五十册，嘉、道、咸、同四朝就占了五分之三《偏是治国无能的皇帝，会有那么多的训谕要传布天下，这大约也是始作俑的清圣祖所未料及的吧。
《辞源（改编本）》
商务印书馆1950年12月缩印本初版，价十元。
近来旧书市场难得佳本，重要原因之一，是南京私营旧书店猛增至六七家，主要进货渠道就是朝天宫。旧书摊主每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占地布摊，店主们即打着电筒看守在旁，略有价值之书均被随手掠去，且有聘邀淘书能手代其收书者，有开面包车来满载而归者，竞争激烈也致使书价抬升。待我辈天亮到场，各摊点已被爬梳数过，即有漏网之鱼，也多是因价格过高使店主认为无升值空间之书。
六月十六曰早于昆剧院门前得此书，大三十二开本布面精装一厚册。书前有“商务印书馆编审部启事”，言《辞源》出版情况甚明晰：
“本馆辞源于一九〇七年着手编辑，一九一五年出版；一九三〇年进行校正增补，出版辞源续编；一九三九年再行增补，出版辞源正续编合订本。”这里所记的时间，与1979年版《辞源》书前的《出版说明》所记不同，后者以为“《辞源》的编纂开始于1908年”’“1931年出版《辞源》綠煸”这可算第一阶段。至抗战胜利后，该馆鉴于新词曰增，遂决定将旧词删繁就简，增入新词，至1948年底结束。可是1949年中国政治局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名词又有大量增加，经续行搜集，至一九四九年底止，列于篇末，作为补遗”，并且表示“正计划彻底改编”。
这一种“改编本正是新旧交替时期的过渡性版本。最有意思的在“补遗”部分，虽然只有九页，从当时之“新名词”，却可看出社会风貌之一斑。
一些新词确实刚刚产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大宪章”、“中苏友好协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人民币”、“毛泽东思想”。
相当一批新词属于原解放区传来的缩略语，如“一野”、“七一”、“三三制”、“三査”、“三风”、“匪特”、“反霸”、“支前”。
还有一些词语，在此前或此后的辞典中，恐怕都不会收录，即使收录，也决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如：
‘匀饭吃”即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之简称6，在革命及在建国初期时政困难阶段中，为照顾旧有员工，给以教育，培养成为新中S！建设人村之措置”；
牲口养人指利用骡马，负担及开展农村运销事业，以达充实人民经济之目的”；
“折实单位”，“为折实储蓄之单位。每单位牌价，根据各地來、油、煤、布四项日用必需品之隔市价算出，以上四项必需品之计算单位为米一升，油一两、煤球一斤、尼头细布一尺，四数相加，即为垒折实单位”；四面八方”为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绞济建设路残之指示。四面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与内外交流；八方即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而言”；
“半知识分子”，指仅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知识之知识分子、
低级趣味”广指庸俗、卑劣”、堕落性之趣味而言。普通尤指色情而言。彺没落过栈中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艺术以诉诸低級趣味为主”；
”坦白即作诚实无所隐讳之陈述，为自我检讨方式之一”，
由某些词语的释意中，已经隐隐可以看到后来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状况的苗头了。
《中国历史文物陈列陈列计划说明书》
南京博物院1957年12月编制，刻写油印本，价五元。此与前书同日所得，扉页题“南京博物院陈列工作编次第十六号”，十六开本，红漆布面精装，二百余页，尾附展室平面图八幅。虽内页曾受水，尚可完好揭开。此类冷僻读物，其意义不易引起关注，非爱收油印本者多不留意，故能廉价得之。
此书的意义，在于作为文物工作的历史记录，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从一件件展品的排列和文字说明，熟悉中国历史文物的人，《中国历史文物陈列陈列已能大致复原出展览 计划说明书》书影的规模和概貌。
同时，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水准，如对于中原和西北的彩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未定名；如良渚文化遗址只发现了黑陶器，尚来发现玉器；对于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陈列也很零砗；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还处于初始阶段。
它也反映出当时历史研究工作的状况，如春秋战国的断代，划在公元前403年；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排列混乱，完全没有断代的研究，甚至对于汉代和王莽的货币，也还没有系统介绍，宋代钱币中竟还有“太平兴国”钱；如对于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尚未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
此外，一些在当时引起重视的材料，以后逐渐被新出的更为典型的材料所取代，但在这里还保存着对它们的介绍如南京阴阳营遗址出土的石器和玉饰品；如西北汉代古烽燧亭遗物；如河北钜鹿古城市民生活遗物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展品，基本上是文物原件，而不像现在，用于展览陈列的仿制品越来越多，有时甚至都不说明是仿制品，参观者巳很难看到几件真东西了。
《史料与史学》
独立出版社印行，存第一本上册，价十元。
此亦六月十七日所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之二”，惜未见下册。书前有傅斯年《发刊词》，尾署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当应即在此际，是典型的四川土纸本。
上册所收有全汉升《元代的纸币》及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补注》（未完，至宣宗）二文，书前有下册目录，知下册除续完岑氏此文外，另有岑氏所著五种及谷霁光《辽金料與史學：钆军史试释》一文。我因正在写《钱神意蕴》，对于纸币方面资料，自不会错过。
傅氏《发刊词》中，筒单介绍了史语所十种刊物的出版情况，知“集刊外编”之一是《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当于1933年出版。
傅氏着重诉说了当时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广自抗战军兴，因印刷技术关系，仍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然该馆工潮迭起，每年出书之数锐减矣。至太平洋战事起，未印之稿数百万言，连同图表，均在沪港沦陷，于是不得不在后方谋刊印之道。惟本所经费已极艰难，而印工纸价飞腾不巳，兼以各种印刷术，如影印、铜版、珂罗版、国际音符及表格等，在后方不易办理”，以至“所有语言考古之论文专著，能付印者希矣”。
在此情况下，傅氏仍竭力谋求出版之途径，终于“与独立出版社潘公展、卢逮曾两先生商妥，由彼社代为刊行史学论文之一部分，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补助费有限，而独立出版社肯于此时印此类书，其盛意甚可感也”“肯于此时印此类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强敌当前，国势危艰，而中华民族文化学术事业的薪传不绝，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精神然而若干年后，因为政治的原因，“此类书”无人肯印；又若干年后，因为经济的原因，“此类书”无人肯印。长此以往，学脉断绝，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将何往？《弘扬”之说，如何落实？
傅氏还说到这本刊物命名的意义：
木所同人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岘”为急图，乃纯就吏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則可因约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則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轨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冋题今姑不置签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奚。
“姑不置答”是一种态度，从“问题与主义”到“不争论”，都证明着这种态度对于想做实事的人，是卓有成效的。
《怎样研究文学》
北平人文书店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初版，价十二元。
七月七日早于建邺路口见此书。用了这样一个书名，倘在1980年代初，一定是很为文学青年所欢迎的，
我就曾读过当时某些“文坛导师”所编撰的几种，初时尚算严谨，后来越编越滥，成了纯属误人子弟的牟利商品。
怎样研究文学，依我的经验，
可以有一千条道路，而肯定走不通的一条，就是听信那些创作不成改业“指导创作”
者的混扯。
半个多世纪之前，华北文艺社所编的这一本书，应该说态度是比较严肃的，所选收的文章，也多系大家手笔。
编者的编辑功夫很不差，倘从目录上看，简直就是一时俊彦专门为他们合写了这一本书，孙席珍谈《怎样研究文学》，郑振铎、汪倜然谈《怎样研究中国文学》，邱韵铎、张采真谈《怎样研究西洋文学》，鲁迅、茅盾谈《怎样创作孙偯工谈《怎样写诗》，谢六逸谈《怎样做小说》，熊佛西谈《怎样编剧》，钱耕莘谈《怎样作小品文》，郁达夫谈《怎样批评》。
其实这些文章，都是从各种杂志上选出来，改换了一个标题。如鲁迅先生的《怎祥创作》，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北斗杂志社问》。
书前有编者的一篇识语，说明“本书供中等以上学校国文科参考以及爱好文学青年自修之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说“阅毕此书后，当可窥得文学研究及创作之门径，而免却许多关于文学的谬误见解”，便是广告词了。依我之见，“免却谬误”或有可能窺得门径”则未必有望。
《增图校正诗经读本》
上海龙文书局宣统元年精缙石印本，价三十元。
七月二十八日得此书，一部四册。其正文仍是朱熹的《诗集传》八卷，宋以后的诗学正统，学诗者必读，属常见书；但首册前附印了日本冈元凤所著《毛诗品物图考》，有图十三页半，页十六幅，共二百余幅，图旁附有说明文字，虽经缩印，印刷尚清晰。此图不多见，几年前曾于南京古籍书店见日本雕版本，价在千元之上。
冈氏之作，刊于天明五年，相当于中国的乾隆五十年（1785）。有西播那波师曾序，浪速木孔跋识，大意都是论述图形有助于理解诗经的意义欲知其义者，先求于其性，欲求于其性者，先求于其物，欲求于其物者，先求于其形，其形不可常得，
图解其庶几乎”。值得注意的是，冈元凤所绘的这些图，多属写实之作，而不像《山海经》的附图，纯属忘文生义的图解，稀奇古怪，只能去哄小孩子。
此书前朱熹序后，又有光绪十二年戴兆春序，在说了一番“毛诗三百篇，备兴《增图校E诗经读本》插图书彩欢群怨之旨，賅政治风化之全，原不徒沾沾于一名一物之细”的大道理后，话锋一转，圣学高深，不遗识小，慊生考订，历有专家”，而冈氏此作：
”采择则汇集诸说，考订则折衷先贤，不特标其名，且为图其象，俾阅者开卷了然，绵见见闻闻之类，极形形色色之奇”“者学者，由是而扩乞之，则溯流穷源，顿名思义，因形象而求意理因意理而得指归，茧欲贯通手全诗不难这个道理，中国的读书人早就应该慊得的一孔子在说到《诗》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以事父，远以事君”之后，也没有忘记莫“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然而到了汉代以后，重文轻图，放弃了图文并茂的传统，一些书籍原有的附围也渐渐佚亡后人《毛诗名物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多识录》之类的著述，不下数十种，试图以文字说明形象，结果是事倍功半，越说越让人糊涂结果反而由日本人来做了这一项工近年来一些出版社钟情于经典名著的“插图本”，倘认真去做，当是件好事。
2001年秋，山东画报出版社社长刘传喜先生来宁，谈及该社插图本《山海经》颇受读者欢迎，因建议可重印此书，刘先生回济南后一时找不到样本，曾将此书寄其参考。
《纪元通谱》和《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
七月初即于地摊见《纪元通谱》一册，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初版，十八开本，五百余页，索价五十元，曾出价二十元而不应，遂至无人问津。八月四日上午，摊主主动招呼我，欲以十元售。
然先时书品如新，今已疲软，
边际磨损，大失风采，终以八元成交。
此实中国历史纪年表之一种，编者之一的史襄哉，时任东吴大学教授，据说“是一个极有整理材料能力的人”。
书前有梁启超、顾颉刚二先生序。梁先生的序颇简约，然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未列目，或竟为梁氏佚文，故全文转录如下：
文君襄哉拟作《纪元通谱》成，上自黄帝下迄近代，将出版矣：来微序于予。余观其弁言，参其例，作而叹曰，史君之嘉惠后学，何其厚也！盖帝帝相承，年号屡易，筆其端者，溯自汉武以后，每立一朝，連元必更，史君兹编之作一费时三我，博來群书，参列中外纪元便于稽括，意至善也！遵斯志也，岂惟《通谱》，以年为技，以事为绰，历代大事年表之作，吾将于史君焉有望也！是为序。
戈长忡秋梁启超扶病名
戍辰是1928年，梁氏于当年七月因肾病致多病并发，至次年一月逝世，这一期间著作已极少，而仍扶病为此书作序，足见重视。
实则此书之编幕，大旨尚不在于历史纪元，而正在历代大事年表”。编者在《弁言》中说，他们有感于“环地球种种事物，种种学理，载诸中外书籍者；或创见于一国，或传播于一洲，或盛行于数世学者搜罗而包栝之，毎苦于无系统”，所以“拟将中外古今之文物典摩，编年叙载，汇集成册，俾后学者得所统系，而S有所知月无能忘也。独是手续浩繁，徵集亦非易易，故先幕此《纪元通谱》一书，广求海内外同志随时将各科要旨，填入分年线格中，他日汇而辑之，成一《学术大观》，此则最所希望于环球诸名士者也颍颉刚先生的序作于1929年春，对于二位编者这一过于理想化的计划，做了高度的评价3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