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先生向来极端反对庆寿，我们也不懕提倡世俗庆寿的仪式”，所以中国学术界的三位领袖人物，“提议一个简单而富有意义的祝寿方法，就是徵集几十篇有价值的论文，刊行一本纪念册，献给这一位学者与学术界功臣，作为他七十岁生B的一点寿礼”
其实商务印书馆作为庆寿纪念的还有一项决定，就是将正编印中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献于张先生，以志纪念”。
张先生对于这种纪念方式是同意的，次年的二月，即纪念集出版后，曾分别向倡议者和部分撰稿者表示谢意。收入纪念集的论文，确实当得上“有价值”这一评语。
论文共分八类，“总类”两篇，“哲学”四篇，“社会科学”六篇，“语文学”一篇，“自然科学”两篇，“艺术”两篇，“文学”一篇，“历史”四篇。三位倡议人以身作则，都有作品编入。胡适先生是哲学类，《述陆贾的思想这是他当年与张先生做邻居时的著作，他认为陆贾“圣人不空言，贤者不虚生”的人生观，最接近于张先生积极的处世态度；蔡元培先生是文学类，《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也是以札中涉及人物，无非年高而德劭”者，“以之介寿，较为适宜”王云五先生是历史类，《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蓁出版的来龙去脉，此文提供了最切实的研究资料。为这本纪念集撰稿的，还有张君劢、叶恭绰、蒋维乔、唐钺、张东荪、陶希圣、张天泽、马寅初、吴经熊、孟森、谢国桢、吴其昌、傅运森、周昌寿、马衡、滕固、黄炎培、朱希祖、韦悫等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风洗人物。叶先生的《历代藏经考略》，滕先生的《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孟先生的《己未词科录外录》，周先生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马先生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等，都是我所爱读的内容。
张先生的诞辰是1867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曰），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七十寿辰在1936年10月，所以前文有“限期很短”之说。这本纪念册还是没有赶得上寿辰，在次年一月印出。版权页上列出的校对者多达七人，可见慎重之程度；初版后不久即再版，亦可见其受文化学术界欢迎的程度。
此书未见版权页，封面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出版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字右起左行，
书脊破损，而古籍书店标价竟亦达八十元，后以六折售。
前有郑振铎先生序，开篇即说：
雁北文物勘嗒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觇模较大的一个关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体，它的这个报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出版的关于这一方面的科学的调查报告，：
两个“第一”，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
书尾有斐文中先生总结，其中列出了勘察团的成员和组织情况：
团长：裴文中（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副团长：刘致平（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陈梦家（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总务：王守中、王树林文物局总务科考古组：组长：陈梦家。（兼）副组长：傅振伦（北京历史博物馆设计员。
阎文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
组员：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
宿白（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建组组长：刘致平（兼副组长：赵正之（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组长及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组员：朱畅中（清华大学营建系胡尤敬清华大学营建系）。
汪国瑜（清华大学营建系）。
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只有在人民政权的时代，方能有这样的工作团组织起来，才能这样的得到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不过换个角度看，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着这样集结专家学者的可能。此后同样在郑先生主持下进行的对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考查，也有着同样的专家背景。倘若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的存在，单凭“组织”能力是无济于事的。郑先生怀着诗人般的激情与浪漫写道：
“我翻阅着，再翻阅着这末一衣报告，心里涌现出新中国科学界的光荣的远景，和光明灿烂的将来。“正象徵着新中国的专家、学者们的无限光明的将来”
他自然无法预见到几年以后中国文物所面临的浩劫，更无法预见到几年后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浩劫。仅仅一年之后，郑先生就不得不将自己的爱书藏书“反省”为“一大恶癖等于积财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全面清算胡适思想”，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都使郑先生不得不努力加强《思想改造”；1957年夏天，郑先生身边的一大批老朋友、老间事成了右派，仅上述名单中，据我所知，就有陈梦家与傅振伦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郑先生只能把这看成是“父母”管教犯了错误的“儿女”，并且寄希望子“父母”“会照样地疼爱犯了错误而要决心改正的儿女”；到1958年，郑先生终于也沦为批判对象，甚至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脱胎換骨”的全面否定。
这个话题未免太沉重了。
雁北勘察活动自1950年7月21日到8月底，在四十天的时间里，调查了大同云岗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应县和朔县的古建筑，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囯铜器遗址、阳高古域堡和广武的古墓群、五台山的唐代木建筑佛光寺等，“加以细密的测绘、摄影、记录，并做些小规模的发掘工作”，以及文物保护政策法令方靣的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这本书里不但留下了专家们的考察报告，而且以道林纸印出了二百余帧照片和数十幅插围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珍贵文物遭劫掠、破坏的历史资料，如云岗石窟佛像旧日被盗凿，当时更危险的则是“自然的风化剥削”水分侵蚀”；如浑源李峪出土铜器被盗卖流散的经过；五台山镇诲寺在土改中遭到的毁灭性破坏等。
从考古组和古建组的工作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家们在雁北地区的交通工具，主要还是大车，有时且只能步行，遇到下雨就被堵在村里，工作与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他们的工作效率却非常之高这固然有专家们“不辞劳瘁的通力合作”精神因素，而那一代专家的学识与经验，不能说不是更重要的因素。
《游日鸟瞰》书影九月七日早去朝天宫，市民广场已大致完工，书摊杂处于广场行道间，人不少，书不多。仅拣得书品较差之旧版书三种，除此书外，尚有上海出版公司民国三十五年初版《果园城记》与上海南强书局1931年1月初版、9月再版《语体写景文作法》《游日鸟瞰》列入“《生活》海外通讯之二”，前有韬奋弁言，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起兴，以为“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却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最直接的方法是自己跑到各处去看看”，“其次的方法殆莫善于阅览良好的各国通讯”，所以“《生活周刊》向来注重各国通讯”，并且将其整理编印成单行本出版。
收在这一集中的，是十余位作者的0本游记六十九篇，涉及社会文化各方面，每位作者一般只有一二篇，只有一位徐玉文女士”，共收其四十六篇，真正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另一位署名“绮芳”，或许也是一位女士，收了她九篇一但是这两位女士的视角相去甚远。借用1980年代初的一个名词，徐女士要算是0本文化的“歌德派”，绮芳女士的立场则正与其相反。
徐玉文女士自述是江阴人，当时在日本留学，好像还是《生活周刊》的记者或通讯员，她被“江阴的匪徒猖獗”，闹得不敢回家，“后来到了上海，看到马路上的瘪三，盗贼式的车夫，还有报纸上天天载满的綁票和暗杀的寧情，顿使我怦怦心跳，深痛感国内没有一处安乐土”；待到东渡日本，“凡像江阴的匪类，上海的瘪三綁票等均没有鲁到”，“生活的环境竟可以说是非常舒适，提心吊胆的事完全没有”。
尽管徐女士严正声明，“我绝对不是存心为对我国虎视眈眈的日本捧场，不过就吾观察所及，老实报告”，以求警醒国人的意思：然而她能将亲身经历的每一件小事，动辄归结到民族精神与文化习惯上去，裸体沐浴，妇女就业，儿童发育，城市建设，路不拾遗，法制清明，军事外交，
以致于小到一场音乐会，一张电车票，都情不自禁地大加褒扬，甚至日本人打麻将，也是一种智力训练，并且时时举出中国的反面例子来作比较，给人的印象，恐殊非其本意。
同样的观察对象，绮芳女士眼中所见，便可能与徐女士完全不同。比如对中国留学生，徐玉文只看到他们中间个别人的“领津贴吃吃困困”，甚至连前清留学生的笑话，也要翻出来再取笑一回；绮芳却看到中国留学生在曰本从学习上到生活上所受的种种歧视，甚至横遭逮捕，惨遭从肉体到精神的侮辱，这种“处处要受压迫，处处要遭白眼的生活”，“实使我不堪回首”。比如对曰本的妇女就业，徐女士看到的是劳资平等、管理温和、食宿卫生、休假娛乐；绮芳看到的却是妇女新职业的“内幕”，“有的虽号称职业，实不免亵渎职业的神圣”。徐女士观看日本的军事演习，以及日本小学生的军事训练，“从我的目光看来，处此时代，武力自卫在事实上却也无可如何”；绮芳看到的却是曰本靖国神社中陈列的甲午海战时被掠去的中国大炮，和日本陆军将日俄战争中占领奉天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日。如对于蚕丝生产，徐女士看到的是日本新发明的“放电杀蛹法”的“完美”，绮芳看到的则是曰本出于竞争对中国蚕丝业的技术封锁，甚至蚕丝学枝都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学。对于曰本人的健康状况，徐女士看到的是国家“强盛之基”；绮芳看到的则是日本政府对人口激增的恐慌。
看来两位作者中，总会有一位说的不是事实，或者不是全面的事实。
因华商会在南京举行，
整顿市容更成为制龈们的急务，旧书市场一度销声匿迹，
至九月二十九日始渐复元气。于仓巷桥边见此书，书名为郑振铎先生题写，宣纸线装一册，所收为秀水金祖同于曰本所得二十五件唐代官文书的影印件，并金氏自作考释；文书以珂罗版印，考释则以仿宋字排印。惜品相较差，且未见版权页，索价八十元，后以三十元成交。
金氏早年从事殷墟甲骨之学，曾师事郭沫若，又与鲍扶九、卫聚贤等金石考古学家相交往，并担任卫氏主持的《说文月刊》编辑。想金氏去日本的时间，当在抗战爆发之前。
书前有张凤先生1939年6月序，此书出版当亦在彼时，其地则当在上海时值抗战期间，张氏序中大胆地表露了对于时局的感慨：
惟自遘难以来，市栈槁卧，不遣启处，丸国族之受侮，
文物之摧零，困心衡虑，持志矢贞，旦夕闻社宇之鸣，魂梦深旌旗之拜，张氏从近现代的出土文献研究说起，“知高文大册之研求，固自艰深，而吏书俗字之披览，亦非浅陋”；当年他在巴黎“与马伯禄教授共事汉晋西陲木简之名读”“当其未经抉剔，则每徵之记载，旁皇而无据；及其一为铀绎，则虽在佣保，亦熟习而能知，初不以俗书婀娜，而可等闲视也”。所以他对于金氏的考释工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常田部田之制，练白交易之市，画指为记之泰，胜斗假借之故，率皆信实有据，典赡近雅。”“金君此稿，可为研究此种古代官文书之红蓝本矣。”
作序的张凤先生，浙江嘉善人，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曾从事多项考古调查活动，据说还是南京石头城址的发现者。
《益智图》
是1995年的2月，在常州一家旧书店，买到过一函商务印书馆石印的《益智图》，全套六册，计《益智图》上、下册，《益智续图》上、下册，《益智燕几图》一册另《副本》一册，是崇明人童叶庚一家所创制的七巧板拼图游戏。后来写过一篇《从七巧扳到〈益智图》》，收在《旧书笔潭》里。但我所得的这一部，缺了《益智图》的上册，一直想配齐，都不能如愿。只有一次，朝天宫旧书市场摆出了两本《益智图》，还是光绪年间的雕版本，遗憾的是我又当面错过，被捷足先登的孔祥东先生买在手中。从此念念于心，而毕竟不能夺人所爱》
《益智图》书彩
事有凑巧，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外文书店买到朝华出版社版《钱松岩画集》，知孔先生正迷于搜集钱氏绘画，遂告孔尚有一本，如需可速去买。而孔去迟一步，空手而返，遂来舍下索此书，于是顺水推舟，请以《益智图》相易。
孔欣然答应，然直到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始携来此书却是《益智图》上册及《益智续图》下册，然正可补我之所缺。破镜得合，了一心愿。孔先生并在《益智续图》下册书尾，写下长篇跋语，记此一段书缘：
七月末，辉木尤告江苏省外文书店二捿册特价，其的得一木《线忪岩画集》（一九八七年，朝华出版社）。贫架上尚剩一本，问我是否有需，即去却寻孓见，正离去时，与上揍提书的张学成相遇，原来所剁表已为其购得，张为忾弟子，吾为伐画收藏迷，问薛冰要之何用？兄同意相让，遂去取为己有编、三编，却见我在朝天宫购去其正编上下二册，希望他藏之。即允。今从书堆中翻检出，过S一遍，优有不舍，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况薛冰兄对古书版本向有研究如此相易也是咎得其所也，岘兄之书架中尚有一呰书画方面的图书，不知还可再务乎？
末尾署的日期是八月五日，至此又迁延二月余，足见孔先生不舍此书之心。
《影印指海预约简章》
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价五元。
十一月十日早七时到朝天宫，制服们已在驱赶书摊。
卖书者只得移往仓巷道路两侧，据说“有关部门”终于网开一面，允准双休日于仓巷路边设摊售旧书一但旧书商们故土难离每每凌晨仍于市民广场附近出摊，七时后再转移至仓巷“合法”经营。淘书者亦因此得充裕时间细细看书。
此书系大东书局影印《指海》，发行前用于征订之样本，首载预约简章十款，续载董康、汤济沧、胡培翬序，后有《指海》二十集总目，并样本数页。董康的序写得最有诱惑力，他以傅增湘先生极想影印此书而不得、涵芬楼早拟订印行计划而终不果为例，证明此书的可贵与存世之罕，是很能打动读书人和藏书机构的心思的。
此类预约样本，历年来已收得数种，从中固可窥见该出版物的风貌，也可藉以了解当时的出版情况，特别是预约征订这一种运作方式。
编印出版重要的大部图书，在事前印出样本预约徒订，无疑可以有效地避免盲目出版与过量印刷。与此相类的，还有先抽印部分内容作为“活叶文选”发行的方式，也是取得市场反馈信息的好办法。说不清什么原因，这些办法在近二十年间极少应用，征求意见的样本偶或一见，征了样本直到近一二年才又有出现。与此相应的是，不少部头甚大的垃圾书，一出世就被经废品收购站转送回造纸厂；而盲目确定印数造成的大量压库书，导致的损失就更大了。只看近年余因售压库书竟能开出那么多“五元书店”，就可见一斑；甚至倒卖压库书而暴发的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也不是一个两个》
国家的损失，肯定比这些人的暴利要大得多多。
《文史选刊》
安徽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价五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