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七日清晨，在江苏昆剧院门前，见《盖山书影》第二辑上、下二册，然已为齐康捷足先登，价二百七十元，似尚不贵。时遇徐雷，告巳于太平北路长江路口之五元书店中，设一旧版书柜，约去看书一二十曰上午，周瑞玉来电话，谈华章旧书店倒闭事，店主戴某一度兴致极高，宣称要办成南京最大最好的旧书店，然几经挫折，顿失雄心，日前又因邻居失火被烧去万余册书，遂至心灰意冷，决计金盆洗手，退出竞争。因告周徐雷新开旧版书柜信息。周立刻要去看书，邀我同行。至则果有值得购读之书，惟标价极高，竟超过拍卖价。仍选购了《复兴后的首都》、《黔游心影》）、
《红毛长谈》及这一本《文史选刊》。
此书版权页署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安徽学院史地学会主编，毛边纸印，三十二本。书前有《卷头语》，说明此书编辑由来。当抗战期间，大别山抗战游击根据地中出版的《安徽日报》，自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开辟《文史》副刊，开始“只有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那时还叫安徽省史料徵辑委员会）和安徽学院几位爱好从事文史研究的教授和同志经常写稿，后来越刊越久，外来的稿件就愈多，有的来自遥远之后方，有的来自本游击区的各地，不觉逐渐引起广泛的共鸣作用”。到了抗战胜利，1946年4月，这份《安徽日报》休刊，编者们“为了要把以前的工作作一个结束，并且把各期的重要作品保存起来，藉供阅者的参考”，于是从前后四十八期副刊所载二十五万字的文稿中，选取五分之三，“编成这一部选刊本”。
选刊中除了纯学术性的作品，也选载了一些有关学会活动和副刊工作的文章，如《文史》副刊的《发刊词》，《本刊周年纪念》和《本刊第二周年》，《我们的工作》，《安徽省文献委员会第一次史料展览会速写》等，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一块抗0根据地中，文史研究和学术活动，居然能够搞得有声有色；安徽学院的史地研究会，分成阅读组、专题研究组、现代文献组、乡土调查组、史地教育组、史学辞典组，由此可以肴出其工作的对象，以当代为重点，这个方向的选择当然是明智的。
在那祥一种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的这份学术副刊，以及作为一种总结的这本选刊，是值得珍视的。
《水云楼词续》
《水云楼词续》牌记及首页书影
同治七年雕版线装本，价十元，
十一月二十四日晨得于仓巷书摊，毛边纸本，薄薄一册，刻印俱不算精；书面无签条，书名以墨笔题于书皮上，书尾亦有同样字迹墨笔跋识一行：“此水云楼词续一卷，系上元宗湘文先生辑刊”。蒋春霖为清季著名词人，时称与纳兰性德、项鸿祚鼎足为三。此集中多关涉宗氏之作，宗氏辑刊，自当较为可靠，且事涉乡邦，遂购之回。
归査有关资料，《叛书偶记》未著录此本。唐圭璋先生《蒋鹿澤评传》中说，蒋死后，“他的朋友于汉卿，搜集他的未刻之词，合之宗湘文所藏的未刻词，共四十九首，刻于严州。”龙榆生先生《水云楼词》（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箝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则说，“鹿潭死后，于汉鄉裒其未刻之词，以畀源翰之弟，合之源翰所藏手稿，都四十九首，厘为《水云楼词续》一卷，刻于严州。”《中国文学大辞典》列《水云楼词》条，言“同治十二年（1873）宗源翰补刻《水云楼词续集》一卷，收词四十余首”。
各家所言，均以《水云楼词续》刊行为蒋氏身后之事按蒋氏同治七年冬往衢州访宗源翰，道经吴江，船泊垂虹桥，自杀身亡。此中故事，颇足玩味，龙榆生先生文中所载甚详，兹不赘言。而此本牌记明署“同治戊辰季秋开雕”，收词亦正是四十九首，戊辰正当同治七年（1868）。据此，或则蒋氏之死，不在冬季；或者此书之刻，不在蒋氏死后。而上述诸家似均未见此本。
《近代词钞》中收蒋氏词作，录于《水云楼词续》者七首，经与此本对勘，有数处相异。如《钞》本《扬州慢》上阙“占箩径”，《续》本作“占萝径”；《钞》本《玲珑四犯》下此与前书同日所得。
问价时，摊主伸出三根手指，心中疑为索三百元，颇沮丧，及问明是三十元，遂不敢犹豫，稍还价印付款。
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第一次以《可爱的中国》
为书名结集出版，也是惟一一次以烈士的手迹影印出版。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时就开始读《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书彩，其中《清贫》一文，并且收入了中学的教科书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版本，正文红栏黑字，宛如真迹；蓝缎封面，书名烫金，朴素而又庄重，这大约也是当时中国影印出版的最髙水准了“送君江上水《续》本作“送君江水上”；《钞》本《琵琶仙》上阙一舸青琴”，下阙“恁柰银甲秋声”，《续》本分别作“一舸青斑怎奈银甲秋声”；《钞》本《庆春宫》上阙广弥望秋”，下阙“谁知彳于”续》本分别作“弥望秋怜”，“谁知踯躅相较而言，多以《续》本为胜。
书前有冯雪峰先生的《说明》，详细地介绍了烈士遗稿的来历和保存、出版情况，以及正在进行中的搜集烈士遗稿工作。方志敏烈士的遗稿，是一位朋友从狱中带出，经鲁迅先生转冯雪峰先生，后又请已经保存着瞿秋白烈士遗稿的谢澹如先生保管到上海解放，才由冯先生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值得一提的是，不但这位朋友在这里没有留下姓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就连谢、冯二先生的姓名也从这一过程中消失了。冯先生还“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抗战期间，谢先生担心烈士遗稿散失，曾以《方志敏自传》的题目在上海铅印出版过一次，但“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凶险，“而谢先生的用意又是好的”，所以“我们是能够谅解的”。“谅解”两个字，用在这里分量是很重的；“不谅解”会怎么样，冯先生没有说，但他的自身经历可以说为此做了注脚。
这一次由冯先生主持的影印出版，则是“得到党中央宣传部的同意”的。
从狱中带出方志敏同志遗稿的，不是“一位朋友”，而是两位朋友。1981年第2期《文教资料简报》（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编）中，刊载了高家骏、程全昭口迷、黄中海整理的《方志敏的遗稿是怎样送交鲁迅的？》高家骏叙述了他在南昌行营军法处看守所担任文书期间，与方志敏接触，为方写作提供方便，以及约其女友程全昭至南昌取走方志敏遗稿并送上海的经过，时间是1935年的7月初；并说到7月底他辞职去上海为方志敏送出第二批信件的事。程全昭的叙述与高述相吻合，并详述了她到上海后去宋庆龄家送信，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先生不遇，托书店转交文稿和信件，到中华职业学校送信给李公朴的经过，并说到1961年方志敏烈士的夫人缪敏与她及高家骏联系的事。
1980年第6期《鲁迅研究资料》（鲁迅博物馆鲁研室编）中，刊载了胡风所述方志敏给鲁迅先生信送达后的一些情况，据说信上的内容，是“请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胡风“把此信送给吴奚如同志看，他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留下，并说方志敏来信中的意见，请鲁迅先生研究处理”。鲁迅先生的意见是社会营救未必对方的处境有利，后由吴奚如将此意见转告了方志敏。
这与高家駿所述他去上海送第二批信件时，内山书店转达鲁迅先生交代的四个字“以逸待劳”，是相吻合的。
方志敏比瞿秋白幸运，牺牲后没有再遭丑类们泼脏水，《可爱的中国》也得以不断重印并陆续增补，从最初的三篇文章到1982年第四版时的诗文十七篇，总印数至少有数百万册了吧。但这一种影印本的数量，则只有三千册，好像也没看到有人介绍过。时隔半个世纪，此册书品仍属上佳，堪称淘书幸遇。
冯先生曾说到，这一影印本的出版，“是为了今后整理烈士遗著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他的战友、亲属和同志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这种可贵的纪念品”。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没有标出定价，大约当时主要是用作纪念品，不知道是不是也出售过。
太湖书店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初版，价六十元。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去九中为女儿开家长会，因时间尚早，复去太平路口看徐雷之旧版书专柜，又挑出旧书三种，即《吴风集》、《无铴导游》（大铴报社1948年3月版，盖绍周编）及此书。
购下此书与《无铴导游》，一半是因为书中所记游历之地，皆江南风光名胜，一半也是因为王稼句先生托我代觅旧年无锡景观散文；所以书到手后，即将《东南环游记》中的无锡部份复印出来，与中有插图若干的《无铴导游》，都寄给了稼句，
此书著者芮麟，无锡人，当年大约在从事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工作，然可谓性情中人，且文字亦清丽。在《自序》中，他坦率地说：
予尝蓄大愿三：尽交天下好男人，一也；尽读天下好文章，二也；尽游夭下好山水，三也好男儿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惟好山水则可恣吾性而游之，故一以放乎山水为乐。
“好男儿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从来如此，然而一语道破，是要有些英雄气的如今，是连好山水也难得一见了。
书中共收游记八篇，《三百里间春似海》，记1934年春自无锡出发游杭州，登莫干山，复经湖州过宜兴，无锡。文中间有旧诗，也杂有新诗，时见妙语。《扬州纪游》将扬州写得如天堂一般，大约是很能让刚被《闲话扬州》觖了霉头的扬州人扬眉吐气的。《马迹山游记》中，也写到了庄俞先生在《我一游记》中提出的“避暑合作社”的计划。《京镇春游小记》中，写到南京的几个景点，“明孝陵是一首沉雄的诗，中山陵是一篇豪放的散文漳雄伟虽不及中山陵，而秀丽实过之”；牛首山“林菁茂密，削壁百仞，禅宇僧寮，掩映朱藤绿树间，景色清幽欲绝”……这些评语，都可谓“深得我心”的。
《旧书笔谭》代序
旧书都是从新书而来的。
正如每一位老人都曾年轻过，每一本旧书也都曾有过簇新时的挺刮与帅气。然而，也正如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活到古稀耄耋的高寿，不是每一本新书都能有幸成为旧书的。
有的人活着，就已经死了；有的书还新着，也就已经“死”了。经常看到整捆的新书被卖到废品收购站，等着送往造纸厂化纸浆，最初也曾经为之惋叹，后来才懂得，那已经是它们最好的去处了。记得六十年代末，某些人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印特印所谓的《读报手册》，曾经被毛泽东讥评为“一批蠭人，一堆废纸”。时过境迁，“废纸”的产生不但源源不绝，且花样翻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能不感慨“人”的进化！对于这样的文字垃圾，人们等不到它旧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要毁之弃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苛刻地说，一本书，如果已经到了韶华褪尽、蔫头蔫脑，甚至创伤累累、肢残体缺的程度，还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它才可以被称为旧书。
相比之下，旧书便比新书多了点什么。
一本书能“活”到几十岁、几百岁、上千岁，成为名副其实的旧书以至古书，甚至化身千万，不断再生，自然不会没有原因。还是用人来作比喻吧，一个人的耐看度，其实与年龄、与外貌、与地位、与包装并无太大的关系，或者准确地说，一个人的风度、气质，一个人的生命力，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内在质量，取决于他自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素养。所以报刊上有时登出文化老人的照片，总是比正当的影星、模特更能赢得读者的敬意；所以有的书越是饱经沧桑，越是被世人视如拱璧！
古旧书，该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检验的书。
当然，这还只是古旧书中的一个层面，或许也可以说是古旧书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层面。如果旧书的构成就是这样单纯，那么也就少却了许多趣味，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和藏书家对古旧书情有独钟，为古旧书一掷万金！
金庸先生在一部武侠小说中，写过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她为对手所伤后，隐身世外数十年，练成一套绝世神功，然而待她出山寻仇时才发现，所有的仇家都巳经死了，于是她悟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只要活得够长，就足以“打败”所有的对手。？一个人只要活得够长，就有可能成为人中龙凤。
一本书如果存在得够久，也就能够成为书中瑰宝！毋庸讳言，由于各各不同的原因，有一些平常的书，以至平庸的书，没有什么阅读价值的书，也侥幸地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后世的人们在追寻那些确有使用价值的古旧书而不得时，往往也会对它们没出息的同辈书加以青眼，以聊补自己失望的情怀。这些书的价值完全得自于它的“古”与“旧”！只有真正的学问家，才会关注这其间的差别，次一层的读书人，尤其是只奉“物以稀为贵”为绝对真理的收藏家，便心满意足地为囊括得的宋版元刻而津津乐道、嘌喋不休了。
一如货币史上的优币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劣币，天长曰久，古旧书的定义也就难免渐渐趋于世俗化《
在今天，重新追求古旧书概念的纯洁化，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前面说过，古旧书的珍贵最初由于它的使用价值，或者因为其保存了某一历史时间或历史空间的真实信息，或者因为它更接近于作者原稿的本来面目。然而，由于印刷出版手段的大进步，古旧书的上述优势已完全可能被后出的版本所包容。除了宝塔尖上的少数研究者，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新版本的使用价值肯定高于古旧书。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古旧书已经取得的历史文化地位和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同样，这也不会影响人们寻访古旧书的兴致和热情。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个闲暇的夜晚，邀上几位所见略同的朗友，怀揣数册旧书，手捧一杯清茶，叙一叙访书途中的轶闻逸事、酸甜苦辣。
《止水轩书影》自序
书而有序言，好像也属古已有之。但没有序言的书，一定更古。所以，并不是任何一本书都需要序言的。比如小说。小说就是小说，就是由其中不移的篇章字句构筑而成，没法以别种的文字概括或取代，也无须说明为什么写和怎样写。所以我的几部长篇小说，就都没有序言。我相信读者无论翻开哪一页，应该都会有某种东西吸引他读下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非得靠序言甚至“炒作”去诱引读者上钩，我就觉得那样的小说可以不写。
书话当然不是小说，但书话同样要有某种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东西这种东西，严格地说，就是一篇书话的生命力之所在。近年来书话作品能够异军突起，从散文以至小说那里夺取大批读者，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言之有物，言必有据。一篇好书话，应该能够让人读后确有所得，能够为读者提供某些新知识、新信息、新视点、新方法。
书话结集似乎多是有序言的这套“华夏书香丛书”要求前缀著者自序也很自然。不过，在这篇序言中，我同样不想对结集的百余篇文字说长道短，反正白纸黑字俱在，“是非自有公论”。这里只想说一点题外的话，说说自己读书、藏书的经历和我的书斋“止水轩”。对此没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翻过去不看。
我会从写小说发展到写书话，现在想来，或许正是出于对“言之有物”和“言必有据”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