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龙榆生先生的处境比較安定，除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精神紧张，“有些神经失常”外，工作、生活均得到保障，甚至能在1956年“特遂列席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当场賦颂词，“喜得傍太阳，身心俱暖”。龙榆生又一次努力表现自己的感恩之情。因为听陈毅说过，毛泽东对宋词，于苏东坡、辛弃疾之外独好秦少游，所以尽管他自己“词宗清真、梦窗，兼嗜苏辛”，而有校点《淮海居士长短句》之作，并以秦为婉约派的先锋。因为听陈毅说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看过《词学季刊》，便将全份《词学季刊》合订本托陈毅转呈毛泽东。直到1965年，龙掄生还于“盛暑中两度梦见毛主席，醒后颂毛主席诗词，敬赋”一阙《念奴娇》。此虽亦是未能免俗之举，但也可见他的政治头脑十分清醒。
然而在文化界中，其“历史旧嫌，至今不恕于人口”（《年谱》一七五页），以至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社拟请龙榆生与夏承焘二先生合编词选，而夏先生在别人一再劝告下放弃了合作，由龙先生一人去做那一阶段中，出版龙榆生先生的作品，也不能署真名，只能用化名这也是一种很使人糊涂的奇怪作法，既巳对其人恩宠有加，却又要将其名隐去。若其人当废，则不应予以荣宠；若其学不当废，则不必隐去其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龙氏在出狱以后，直到临终，对于汪伪时期的经历，坦然而不避讳，与当年同样“落水”的友朋仍过从甚密，吟咏唱和，并不怕重新勾起当年的“苦痛”他始终保存着汪精卫的手札、词稿、照片；甚至去监狱探望陈璧君，还要做了诗去送同是汉奸的曾仲鸣的老婆方君璧，
对于龙揄生的这段历史，我以为宜从两方面作平心论。一方面，无论有何种原因、何种理由，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一系列日伪政权职务，总是大节有亏，无可辩解。另一方面，在任伪职期间是否有祸国殃民的恶迹，是否有悔过图新的表现，则当作为衡罪量刑的根据。对于龙氏沦为汉奸的谴责，不能称之为“苛责”，这一点是不容含糊的。《年谱》著者因为年轻，缺少人生历练，被龙氏自己所描述的“痛苦抉择”所迷惑，有此误解，尚可原谅；但作为著者导师的张宏生先生，对此也持模糊认识，就不大应该了。
1937年5月，龙榆生先生在注本《曾国藩家书选》前的《导言》中说，曾氏的“功罪虽然还待论定可是他的坚毅不拔的精神，好学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洁的人格，谦逊诚笃的态度，知人善任的气量，总不愧为近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值得做青年们的模范！”龙氏其人已盖棺，其罪也可说已有定谳，其对词学的贡献，尊师重道的美德，整理出版前辈学人遗作的功劳等，也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他的重要著述，可以说都已出版，并且恢复了他的署名权；研究他的作品如《年谱》，也得以顺利问世。只是他毕竟大节有亏，不能与坚守民族气节的学者等量齐观。即使对于在文化史上地位当高于龙榆生的周作人，清醒的研究者也只是提出“不以人废言”而巳。
“不以人废言”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不论学者品格高下而存其学术成就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的传承和发展；然而，因其学术成就较高，就无视或遮饰其历史过恶，姑不论目的，我相信无论大张先生或小张先生，都不会有学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当汉奸的意思，但效果会是什么呢？
朱彊邨先生《鹧鸪天》词中，有“泡露事，水云身》任抛心力作词人”之句，被认为是朱先生的绝笔。然而对于一向被视为朱先生衣钵传人的龙榆生，这何尝不是一种预言呢。龙榆生先生如果真的能够不涉“泡露事”，一心“作词人”，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的评价，与现在当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读过这一切之后，不禁希望龙榆生先生真的是一位“古人”。
程千帆先生印象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龄上说，完全应该有机会接受二十世纪前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师的教导。然而由于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浩劫，一方面使大批学界精英惨遭迫害，过早地终止学术生涯甚至离开人世；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求学后推了十几年，以致无可挽回地错过了那个还算大师林立的时代。这一种“错过”，决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损失，它所造成的中国学术史、中国文明史的断层，即使能够弥补，代价也将十分巨大。
到了我们懂得而且能够求学的年代，中国学界的大师已经寥若展星。
1980年代初，我参加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常有作家和教授来给我们讲课。那时候在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心目里，是与作家的距离较近而与教授的距离较远的。不久我被调进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工作，“联络”的对象中，有相当一批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仅就南京而言，段熙仲、唐圭璋、孙望、阵白尘、陈瘦竹等先生都是我们的会员，常要同他们联系，为他们服务，也就有着接近的机缘。遗憾的是其时我的学识过于浅薄，兴趣又全在小说创作上，对于他们的学问，就感到相当陌生，因而体悟到的多是前辈学者人品的高尚，而甚少学术上的收获。
在南京的前辈学者中，我有幸交往较多，一再面聆教诲的，只有程千帆先生。
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给我们提供的必读书中，就有沈祖棻和程千帆两先生选注的《古诗今选》那时古典文学的选注本出版尚少，像沈、
程两先生这样的学者兼诗人动手，在选、注、解题诸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的就更少了；然而程先生仍十分慎重，先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在1979年印行了“征求意见稿”，几年后才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所得到的就是这种“征求意见稿”，上册先出，在下册出版时，书尾就已附上了一份《勘误表》，其中多是校对问题，也有先生自己的订补。
程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的題目是谈抒情诗，但程先生深入浅出，所论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谈到诗歌形式在近百年间的变化，以为诗歌的形式应适合民族传统，适合中国语言的声调节奏特点；新诗的形式尚未固定，有待探索，还可以开创新形式；古诗的固定形式是生活筛选的结果，新诗同样面临着生活的筛选。他还由诗创作谈到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以为题材是没有限制的，创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个性化；我今天不一定比你写得好，但我多多少少要与你有些不同；没有独特的风格，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于当年风靡一时的“形象思维”说，程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有情、有事、有理，诗人下笔之际，恐怕不会做得到停止大脑的某一种思维功能；在创作时，也不要以为是在写抒情诗，就排斥应有的叙事和说理，抒情、叙事、说理应该允许同时存在。在当时能说这些话，是不但需要学养，更需要胆魄的。
因为程先生曾谈到自己1928年初到南京和1978年再到南京，相隔半个世纪的今昔之异，沧桑之感，熟悉程先生的人，在课后谈到了程先生几近二十年的不幸遵际。
抗战胜利后，程先生即在武汉大学任教，一度担任武大中文系主任；但五十年代初，曾被鲁迅先生谥为“奴隶总管”的某同志在管理武大的七八年中，严重破坏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程先生就是在此期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程先生在承受难堪侮辱的同时，还要从車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而几乎是同时，程先生和沈祖棻先生就都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被迫离开自已坚守了一生的教育岗位，以每月四十九元的待遇，变为街道居民，住在江边小渔村旁的破屋中。
更雪上加霜的是，时隔一年，沈先生又不幸遭车祸身亡，患难夫妻再不能白首相伴，落得程先生形单影只。幸得殷孟伦、徐复1洪诚等先生在1978年夏天向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推荐，匡老慧眼识真才，当即决定聘请程先生为南京大学教授，这一年，程先生巳是六十五岁了。时任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先生亲去武汉，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程先生偏僻的住处，但他问程先生到南京工作有什么条件时，程先生激动地说：
我要工作，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条件！
程先生由此得以重返南京，我们也才有了聆听程先生讲学的机会。1996年12月匡老逝世，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会上，程千帆先生深情地说起当年匡老力拯他于危难之中的经过，老泪纵撗，令听者唏嘘后来程先生又以《匡老！是您，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为题，记下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收入《匡亚明纪念文集》。
我也才明白这部完成于1977年4月的《古诗今选》，对于沈先生和程先生的意义，因为仅仅两个月后，沈先生就永远离开了人世。这大约是沈先生最后的学术成果了，
但真正了解沈先生的学术地位，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直到1980年代初，我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诗坛，仍是只知有新诗而不知有旧体诗词的，即新诗也只限于少数“革命”诗人。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新文学运动开始以后，写作旧体诗词即被视为遗老遗少的顽固不化；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八十年代，除了毛泽东、鲁迅等极少数特殊人物之外，其他人的旧体诗词是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些文学史家和理论家，甚至迄今仍抱着那种极其狭隘的观念，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旧体诗词视而不见。
实则在大动荡、大变革、大悲大喜的那半个世纪中，中国的诗词，无论新体还是旧体，都不乏佳作，都曾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人学者，
即使不能写作旧体诗词，欣赏旧体诗词的人应当不会比欣赏新诗的人少旧体诗词的衰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一则践踏了诗人，一则践踏了诗，共同的是践踏了欣赏诗的眼睛，此后二十年中国可说无诗可读，当然，也包栝新诗。
是在1986年，我买到齐魯书社影印出版的 沈祖棻先《沈尹默手书词搞四种》，所收四种词稿，是沈先生自作的《念远词》、《松墊词》各一卷，汪东先生的《寄庵词》三卷，再就是沈祖棻先生的《涉江词》一卷。这使我大为惊讶，没想到沈祖棻先生的词作地位有如此之高。
沈尹默先生的诗名和书名我是知道的，汪东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章太炎先生高足，在1920年代已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又是沈先生的多年好友，沈先生应他之请抄其词作不足为奇；而沈先生不但选抄了学生辈的沈祖棻的作品，且有一词五诗題咏，可见激赏之情。沈尹默先生在題《涉江词》诗中，直以沈祖棻比李清照、朱淑真，一咏再咏：
“昔时赵李今程沈，总与吴兴结胜缘。我共寄巷同一笑，此中法自关天一乡里沐夸断肠集，吾宗不栉一书生王吴秦贺终非远，肯与前朝作后尘”
沈先生还特别提到《薄幸》一词中“便明朝真有书来，还应只是闲言语”之句，以为“极平凡而极生动感人，真词家当行语也”。沈尹默先生所抄录的自作词及《寄庵词》，又都是交沈祖棻和程千钒夫妇收藏的，亦可见寄望之厚。
《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书后，有程千帆先生的两篇跋语。由此可以得知裎先生的初衷，只是影印沈尹默和汪旭初两先生的词作，一则因为“抗日军兴，东南名德违难入蜀，每假吟咏以摅家国之思”，而汪、沈两先生的词作“尤世所宗仰”；一则因为“其时沈先生方致力于楷书，此数十番皆其得意之作，风骨道劲，韵高而势远”，不愧为书法名篇，足供世人欣赏。后来齐鲁书社“复以新得尹默先生所书《涉江词》若干首见示，欲以附诸二老词集之末”，程先生“既不克辞，辄益以先生旧题诗词六篇，用彰前辈陶甄之雅”并卫谦虚地引了司马迁“附骥尾而行益显”的话，表示“斯亦亡室之幸也夫”。
又八年后，我读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沈祖棻诗词集》，收《涉江词稿》五卷，《涉江词外集》一卷，《涉江诗稿》四卷。书前《诸家题咏》中，章士钊先生有“词流又见步清真”之誉，朱光潜先生有“易安而后见斯人”之誉，姚鹤雏先生有“短章神韵，直欲胜蓝”之誉，施蛰存先生有“十年家国感兴亡，一编珠玉存文献”之誉。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都以沈先生为“地替星一丈青扈三娘”：
一点近世诗坛女将，沈祖棻临去之秋波矣。涉江诗稿，近体多绝代销魂之作广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销魂“临去秋波”，语出《西厢记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自被金圣叹拈出，遂成千古绝唱，以沈先生之作为旧体诗词的“临去秋波”，赞誉之外，实有绝后之叹。
沈先生的业师汪旭初先生，为《涉江词稿》作序，分析了沈先生词风的“十年三变”；于其词作且并多有点评，对沈先生抗战时期词作的评语是诸作皆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更以沈祖棻直追冯延巳、韦庄。这部诗词集还有一个可赍之处，便是程千帆先生“就所知于其本車略加笺识，以为读者之助”，使读者藉以获知许多珍贵信息，特别是沈先生借香草美人作家国之咏的本事。
1987年9月，江苏省作协组织一批老作家老学者沿南运河参观采风，程千帆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游览了周庄、陈墓、盛泽、黎里、同里、桃源，直到乌镇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辈风采，领略尤多。
一个深刻印象是，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们能留下墨宝，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来。程先生也不推辞，当场挥毫，或旧诗或新作那一笔流丽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刚，清雅脱俗，足以令当今文坛群雄却步。近年来大众传煤上爆炒某几位当红作家的“书法”，我委实不敢恭维，说句煞风景的话，多属尚未入门的涂鸦。
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从前辈学者的随意谈笑中，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浅薄，这也是激励我发奋读书的动力之一。
1988年金陵中学百年校庆，在纪念册上，我意外地发现了程千帆先生的名字，原来我与程先生还是校友。然而，程先生是1932届毕业生，我是967届，其间的距离，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
1994年末，我在南京古旧书店的书架上，偶然发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系943年8月成都刊本，毛边纸排印，线装二册，列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书店的标价笺上写的是“章炳麟等著”，其实是程先生取章炳麟《文学总论》，章学诚《诗教》（上、下）、《文德》、《质性》、《古文十弊》，刘光汉《南北文学不同论》陆机《文赋》，刘知几《摸拟》、《叙事》等著述，详加笺疏诠释，洋洋二十万言，析为《概说》与《制作》二卷，作为教授文学的讲义书前有殷孟伦先生序，对此作给予很高评价：
取而约守一弗以夸目尚奢为也：所为疏通证明，条貫详核如恐有遗，足当先正之功輔而元愧：其文朗畅该洽犴机独具，非下士所敢望？程先生在书后说到此书的撰著之由，是因为他前后在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有感于学生的文学水准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