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言之凌杂浮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一之深，因取前哲惟言授之，俾典于学……诚能养为渑准，以进窺文术之全，庶乎有怆有脊虽不中不远矣。
联想到现今“短书”之“累害”，较当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有几人能如程先生这样力挽颓风？
适逢时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徐雁先生来访，我遂托他将这两册书带回南京大学，请程先生题签。当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电话告诉我，说程先生看到这书很开心，并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起，我曾经陪程先生等作家学者沿南运河采风的旧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没想到程先生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做服务工作的后生小辈。
不久，徐雁先生就携来了程先生作了题签的《文学发凡》。程先生用毛笔，在两册书的封面上，满满地写下了题记，说明此书的版本源流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夂凡》、《文论要诠》、《文论十》，在金陵大学、斤明书店、大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接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大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
九五年春千帆
文末押了“闲堂老人”的篆文朱印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遭港台出版社盗印，还曾被校方作为程先生“里通外国”的罪证，严加追查，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程先生还赠我一册武汉大学出版社新版的《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在扉页上，程先生写完赠言之后，
《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系程先生的弟子陆耀东所编，书末附有程先生所撰《沈祖棻小传》和编者所撰的程先生小传，及两先生著作目录。此书及程先生八十寿辰纪念集中，均将1948年开明书店版《文论要诠作为该书的最早版本，未提及金陵大学版《文学发凡》，可见此书碎实不多见了。
我也由这部《新诗集》，得以进一步了解沈先生和程先生，以及1930年代的新诗社团“土星笔会”和新诗期刊又风趣地加了一句：“误书尊名，真老胡涂也”。因为程先生两处都将我的名字写成了“兵”。其实程先生并没有错我的本名正是这个字，为了避免重名的误会，才用了“薛冰”作笔名。大约程先生也看到了我那些不成气候的文字，方有此一默《诗帆》。在我原先的印象中，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上，没想到于新诗也有如此之高的造诣！书中附了1940年辑刊沈先生《微波辞》的徐仲年先生所作《微波辞·序》，不但细致地分析了沈先生新诗的特色，而且注出了不少本事，使读者可以由诗及人，更深切地领略那个时代的文人情操。
1996年秋，我被江苏省委宣传部调去筹办《东方文化周刊》，后来主持编辑工作，至今仍为朋友们所忆念的一个举措，就是辟“东方文曲星”专栏，以当世学者文人为封面人物”，在现今“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别具一格。1997年第二十四期的“封面人物”，就是鹤发童颜的程千帆先生，并配发了厚华先生以《继古开今滋兰树蕙》为题的专文。文章紧扣一个“书”字，从程先生藏书的“散”，谈到“藏”，谈到“读”，谈到“借”，以“程先生所奉献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学者永远年轻的心”作结。
在组织这一期专栏文章时，我曾与徐雁先生一起去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谈到，他早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等文献资料捐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程先生说，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車情。
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我在南京的旧书摊上，常常见到南京的文化世家和老文化人的藏书，总觉得任其零落不应该；但真想都收下来，也有困难，一者自己未必用得着，二者索价往往不菲，有时只好忍痛割舍了。近年来又见到少数老教授，在托旧书商代售自己的藏书，这当然也是乘着自己尚“清醒”时的一种善后方式，经济上的收益自然好得多，但结果则同样是散失。
这一期刊物当于六月二十曰出版，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谈到这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即将到来，程先生欣然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五个大字，并为徐雁书写了自己的诗作《题静海寺》：
靜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虽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新篁古勋名日月鲜。凭栏望台岛慊汝尚孤悬。
1999年的春节，我与徐雁先生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我把上初中的女儿也带去了。我觉得应该让她们这一代人，也能有亲近前辈学者的机会。
程先生很喜欢孩子，听说女儿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兴，说到他的外孙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作有长歌《早早诗》，风趣中颇见辛酸。程先生的外孙女得此名是因为八月而生；妻子为女儿取这个小名，则是因为孩子生得晚，我们夫妻俩都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问她学习的情况，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礼物作纪念，后来就将茶几上的一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铜质包金工艺品送给了孩子，托架上的圆章，正面的浮雕是总理的半身像，背面是总理的手迹，“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谈话时，女儿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对这位银发老爷爷的风华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这件礼物，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右角上。
沈祖柒小说
马嵬骑
徐仲年先生的《微波辞·序》和程先生的《沈祖棻小传》中，都提到沈先生“三十年代中叶曾发表过一系列的短篇历史小说”。1999年11月28日，我和徐雁先生等去拜访程先生，恰巧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新版《马嵬驿》样书，是该社虹彩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收齐了现在能见到的沈先生的九篇小说程先生见我喜爱，遂赠我一册。
我最感兴趣的是集中《辩才禅师》一篇。因为箫翼嗛兰亭的故事，也曾经打动过我，我以它为题材写过中篇小说《嗛得兰亭》。我的着眼点放在了世俗的机心上，现在读到沈先生的大作，那一种诗意的抒写，是我所望尘莫及的。辩才禅师赞颂《兰亭序》之美的一系列排比，如长河如飞瀑，不但比喻新颖，想象丰富，而且富于韵律感，今天的作家巳经很少有这样写小说的了。
2000年5月中旬，程千帆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华大典·文学典》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和《文学理论分典》样搞专家论证会在南京举行，程先生出席会议并作了精彩发言。不幸的是，会后程先生即感身体不适，不久入院，六月三日竟与世长辞。
半年前与程先生的相聚，竟成永诀！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体还是那样康健，情绪又是那样开朗，谈笑风生，反应敏捷，嗓音洪亮，让人完全没有先生暮年之感。一个多小时中，程先生说得多，我们听得多。程先生谈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谈到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他谦虚地说，他的老师中，有研究东方校雠学的，也有研究西方校雠学的，他的工作，只是将东西方的校雠学融会贯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段话，程先生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因为读得书少，是很敢写文章的；可是到五十岁以后，就不大敢写了，因为书读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写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虽也巳年过五十，艰于生计，有时还不得不写得很急，读书的时间则太少，结果每一本新书问世，几乎都会有遗憾的地方。也许真是因为被文化革命耽搁了十年吧，看来我要到六十岁后才能轻松一点，才能做到少写而多读。
六月五曰，程先生的弟子们在南京大学为程先生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我与徐雁先生一起前去参加了悼唁活动。看着照片上笑意葸霭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从未见过的沈先生。他们都将骸骨留在了对方的家乡。出生于江苏的沈先生，将骸骨留在了不能單待她的武汉，似乎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出生于武汉的程先生，将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苏，则似乎是要让人们记住，中国文化史上终于回归的光明？
张惠衣与南京
在中央大学前辈学人中，张惠衣先生的名声并不大，当其时好像连教授都还不是；只是因为他与南京的缘分，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
1980年代中期，文学界“寻根热”正浓，我对于南京地方史料的搜寻，也正是入迷的时候。其时在苏州古旧书店，以三元人民币买到了一册《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作者署名张惠衣，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书前吴世昌先生《序》中写道：
吾友张惠衣（任政）先生曩者任教中大，放迹于大小长干之间者亦既有年，访废寺之遗址，披逊朝之文献博采傍搜，成《金歧大报恩寺塔志》十卷。
末署“同邑吴世昌序于国立北平研究院”。
吴世昌先生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曾买到过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初版的《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书中有吴先生的自传，知道他是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出身贫苦，八岁丧母，十岁丧父，边学徒边自学，后靠工读和奖学金完成学业，成为文史专家，也担任过中央大学的教投。吴先生为此书作《序》的1937年3月，正应顾颉刚先生之约，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而此书也正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据此可知，张惠衣先生当也是海宁人，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为了完成这部《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张先生不但认真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拍摄下遗址和遗物的照片多帧，复制出旧时塔图三幅，附列卷首，而且采摭了九十余种古今中外书籍，将所得资料，析为纪载、古迹、梵宇、联额、碑记、寺僧、集文、集诗、杂缀诸卷，并编制了大事记；后又增补遗一卷，录出营建、赡产、公费等项重要数据。其间记寺之兴替，囊括正史野史，广及诗文传说；记塔之制度，详列规模饰用，细至铢两寸分。全书约九万字，对于大报恩寺塔的来龙去脉，表叙极其详尽，凡有异说者则并存，所有资料均注明出处。即此可《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书影见当时学者治学态度之严谨。
九级八面五彩琉璃的南京大报恩寺塔，建成之际便号称“第一塔”，明末的张宗子风趣地称它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近世更被与长城、罗马大剧场、比萨斜塔等并列，誉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此塔的成与毁，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最令人感慨的，是它很冤枉地被毁于太平天国内讧，百余年来遗址遗物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不断遭到毁弃。吴世昌先生《序》中提到，1937年春，他经过中华门外雨花台小学时，
见“大报恩寺”石额橫豆校门墙下；时值流潦，溅泥盈石；经金睃兵工，见所谓风磨铜者，优覆厂前广场中积绣跃久，镂文莫辨，行路之人，熟视殆无睹也时仅隔数月，南京沦陷，重达数吨的风磨铜承露盘，竟被侵华日军盗运回国，至今下落不明。
古人曾有记载，说造塔之际曾将两套备用构件编号埋藏在地下，后人在聚宝山琉璃窑窑址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记载。然而到了1950年代，为了“大炼钢铁”，竟以琉璃窑窑址发现的大量大报恩寺塔五彩琉璃构件作为耐火材料，去砌“土高炉”；此后窑址无人过问，琉璃构件历年毁损不计其数。直到1992年，琉璃窑窑址才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若干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利用尚存琉璃构件择地重建大报恩寺塔，有关部门却宁可一再耗巨资炮制与南京毫不相干的假古董，也无意及此。近年终于听到了重”建大报恩寺塔的说法，我衷心地希望这“第一塔”的重建，不要画虎成犬。
因为知道张惠衣先生是海宁人，我便留心于海宁文史资料，后来果然在1985年海宁县政协文史委和文联合编的《海宁人物资料》中，看到了张惠衣先生的小传。
张先生名任政，字惠衣，号苇伊，斋名灵琐阁生于1898年，1960年逝世。他“襁褓丧父，赖母针黹度日。幼年时刻苦勤学，不敢懈怠”。在他后来为纪念母亲而绘的《北堂夜课图》上，陈三立先生有“缝刺劬劳白发新，灯旁学诵起骚人”的题词张惠衣十来岁时曾与徐志摩同学，都在硖石最早的新式学校开智学堂读书。出身富家的徐志摩十五岁上由沈钧儒介绍进了杭州府中，张惠衣则十八岁就在莫干山补习中学当教员，“省吃俭用，积款去北京大学学习。当时由于家境清贫，只能边读书，边写作，
以补家用”。
他1922年在浙江国学专修馆任职，1927年在中央大学任教，其间曾追随吴瞿安先生入潜社，有不少佳作，后编入《灵琐阁诗》集中。1930年他复入北京大学中文研究所深造，1932年应章太炎先生邀赴苏州振华中学任教；1936年应叶恭绰先生请担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同时兼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39年任无锡国专教授，1941年迁杭州，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博物馆馆长；1949年后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由这一份简历，可以看出张先生在学界所受重视的程度。日寇侵华期间，他虽留在了沦陷区，但大约只担任了教学工作。
据此，则张先生撰《金陵大报恩塔志》，当是在1927年后的几年中而此书扉页有叶公绰和陈衍二先生分别题写的书名，也就不奇怪了。
插一句题外的话，中大的前辈学人中，少孤的好像不少。就我所知，吴安先生，三岁丧父、十岁丧母；黄季刚先生，十三岁丧父；唐圭瑋先生，十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前述吴世昌先生也是一位。还有南京大学的钱南扬先生，也是自幼父母双亡，由姨母扶育成人。他们的求学之路，肯定会比别人有更多的艰难。然而他们竟都成功了，这首先当然是他们天赋超群、努力向学，又得名师指导的结果，但那时的求学环境，是不是也有更适合人才成长的地方？
据小传所载，张先生的著述，已出版的，除了上述两种，还有《纳兰成德年谱》一种及编籑的《历代平民诗集》。未出版的，还有记述故乡风物掌故的《寿梓篇》（又名《谈梓》）和记述各地见闻掌故的《冰灯庵笔记》；他曾应叶恭绰先生之约参与搜集编写《浙江近代学者象传》，因患病未能完稿；晚年曾撰《唐诗选注》三卷，临终前将书稿托付时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的同乡宋云彬先生，也因社会动荡未能问世。稿本不说了，《纳兰成德年谱》927年9月编成，刊于1930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二卷四号，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我至今无缘得见。陈玉堂先生《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咢大词典》中，另提到张著有《声韵十二表》、《汉魏乐府研究》和《冰灯庵诗词》三种，都是我未得见的。但我颇怀疑《冰灯庵诗词》就是《冰灯庵笔记》，因仅存手稿，难免传误。
我所有幸读到的，一是《灵琐阁诗》，1998年5月在苏州古旧书店淘得；一是《历代平民诗集》，同年十月觅得于西安古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