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画布面則
我站在画布面前，信笔涂鸦。人老了，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只是，当年我想揽尽人间春色，现在我只想约会大自然的魂魄。
我受惠于大自然的太多，对于她，我永远珍藏着感激，我生命中存储的最为久远的记忆就是故居门前那一片葱绿。那时，我父亲养家还很艰辛，全家住在一间非常狭小的泥墙小屋里，阴暗、潮湿、闷热如蒸锅，除了晚上睡觉，我的天地就是门前的草坪，即便到了薄暮时分，我也要坐在门槛上望着前方出神。门前很空旷，草坪过去是池塘，晨昏之际常有水汽弥漫，好像薄纱轻轻拉起，若隐若现地露出那半截城墙，还有那夜空衬托得如同剪影一样的小山和石塔，而池塘边上的几棵古老的木棉，总是纵横舒展着那豪气十足的枝柯，有时还慢慢地托起那或圆或缺的一轮半轮明月。
大自然给我爱抚，教我感受她的多姿，却藏起神秘。于是，稍为长大，我的天地就扩展到那正对着我家门前的那座小山，坐在石塔的阴影里俯瞰着我那不远处的家门，随着云影的灼烁追移，我的视线直到天际，那里一片蔚蓝，隐约着山影，山那边是大海，海那边呢我心潮涌动，朦胧着的心灵深处只感到一种激励——我必须有所作为。
大自然把大门拉开，展示她斑斓的胸怀，滋润我的感官直到血液中的点点滴滴，使之与生命同增，与心灵同在。我很庆幸此事能从我幼小的时候开始，她促使我学会了绘画，我从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快乐，它单纯而质朴，足以让我享受终生。
学龄前我随处涂鸦，人小学后我从老师学会水彩画的临摹，其后是对景写生。中学时一位岭南画派的老师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临摹他的示范作品。程式的单一竟让我第一次对绘画开始有了点厌倦。那个年代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为那时的新鲜而强劲的思潮所吸引，爱上了更为广义的文艺，而把精力全部倾注于中外古典文学的阅读，以至有一两年的时间，我竟放下了心爱的画笔；就在此时，我走进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的年代。连年在敌机空袭之下，故乡两度沦陷。在新思潮与青年的热血的高度烧灼中我又拿起了画笔，这次是为宣传抗敌而工作，从中我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共鸣，获得了另一种不同以往的精神体验。它所给予我的不是乐趣，而是自重和尊严。
于是，我得到了兄长的支持，只身奔赴重庆，走进了国立艺专的大门。
于是，我进人了另一方天地。它看似平川，却陆离奇诡，一旦进人，我就管不住脚步。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油画布的面前，它是我自裂床单，刷上胶水自制而成。我激动得把画笔如擂鼓一样在上面敲打，以我少年意气，一心只想跨越高峰，却发现道路崎岖，迂回曲折，又纵横交错，扑朔迷离。
时在重庆的国立艺专是战前的杭州国立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而成，虽经战乱流离，仍然浓浓地保留着杭州时期所建立的学风传统：兼收并蓄，学术自由。”这让人舒心，又给人以困惑。当时在沦陷前夕从杭州仓促撤离时带出的教具虽然不可能太多，但也包容颇广，中外古今倒也略见规模。而一些近期归国的教授从国外带回来的精印画片或画册，让我们这些从来未见过原作的学子们大开眼界，始知经过人类心灵的创造，竟可以和大自然的造物比美。它们唤起了我们心灵中隐隐作动的某种东西。我不知应如何调整我的追求，只觉得我的作业既重复，又缺少生气。
迷惘而徘徊中我际遇了恩师林风眠先生。得以师从于他是我一生的大幸，他引领我去深察这个世界上那两条最伟大、最悠久的文化长流。它们同样喷涌自人类的心灵深处，却分流于东西两方。因条件不同，取道各异而冲积成不同的沃野和高峰。可是它们又太古老，资源的反复使用巳缺少生气，惟有引流互补才能培育新的沃野，积聚高峰。他用简单、中肯的语言给我以鼓励：艺术，应该引导人类的精神永远向上。”“爱好自然，忠实自己。”
时隔多年，巳很难记清当年最为鲜活的原始用语。先生自己正在奋力于调和中西创造的实验，他并不以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只是睿智地启导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脚力，谆谆告诫：只要有那些为人为艺的基本原则长留胸间，路可以大胆地闯。
我受教于风眠先生只一年便毕业离校，甚惜机缘之浅短。次年赴杭州，时国立艺专巳于战后复原旧址，我一时没找到工作，正好全部时间都可以和画布相对。国立艺专的传统一向极其欢迎老校友归校进修，我可以不用办备什么手续就到班上和老同学们一道作画。图书馆的图书杂志都可定期借阅。于是我可在老师的鼓励中得以集中精力作“拓荒”的探索。商周铜器、汉墓壁画、画像石、白描、敦煌——波提切利、拉斐尔、安格尔、马奈、凡·高、莫迪利亚尼——有如茫茫丛莽，我在其中穿行，若有所得；全凭直觉，如何出人于东、西方之间而又能融合在一起？我选择从线人手，从西方边线与形体的相依到东方借用笔以传神的韵味。我从人体写生的试验开始到人物肖像的制作，倒也兴味盎然。在1949年我完成《黑衣女像》之时，我觉得我到达了一个驿站。这是一个途程的结束，又正是一条道路的开始。我兴奋地瞻望前景，我看到我的大道就铺在眼前。可是我想错了。我的试验不合时宜，《黑衣女像》不只是一次试验的结束，却还是一次无奈的终结。
《黑衣女像》完成后不足一周时间，迎来了近代史上一次最为轰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这次变革为垂老的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生，然而新生政权需要政治第一，我的追求有悖于政治需要，必须改辕易辙。
进人20世纪50年代后，当我又回到画布面前时，胸间塞满了惶惑和苦恼。我必须放弃巳经开始并有了一些收获的攀登。并且同时还面临着是否还能保留于绘画队伍之中的选择，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巳被调离。绘画艺术巳经成为点燃我生命的火种，我只能选择适应，切不能放弃。只是，当年那种单纯的快乐巳经消失了。我站在画布面前，向西方的写实传统低头，试图以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古典风格的方式来练笔。画了一幅《拟古风的肖像》。画完以后，觉得此路不通，因为这是勉强而为，因为它巳有标准在，走下去是技术的完善和精湛的完美，但它没有生命。时代不对，心境不同。古典时期那种单纯地致力于艺术追求的专注，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坚强而崇高之感，是那个时代的灵魂，它巳走远了。
1953年，我任教于华东艺专，受命改教主课“创作”。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和另一位教师同到苏州农村选点，以便带领学生深人生活，同时也出于教学“示范”的目的画些工农形象。时值隆冬农闲，我巧遇上了土生土长的17岁农村姑娘“黑媛”，当她被邀请到那家我们寄居于其中的堂屋中坐定，在一片屋顶的亮瓦下照射出来的自然造物竟令我如同遭遇到故乡云影下闪烁的景物一样着迷。在那静穆的脸庞上我看到生命的流淌，饱含着青春的汁液，在眼睑下，在丰唇中。其上是水汽迷离的双眼。这一切够我细细研读。我又开始了迫不及待的捕捉，当我在兴奋的状态中收笔之时，我好似又重新找到了我的开始。
然而这样的机会竟不易得。我的作业要依靠对象的选得。较封闭的地区，人们意识较单纯，保留着自然的淳朴、浓郁，却不愿让人人画。较开化的地区就相反了。有一次我在画一个繁忙的、有名的渔港时，遇到一位刚从海上打鱼归来的渔民，神态庄严得如一柱久经海潮摧打的礁石，满脸是风雨刻痕，阳光的烤迹，那种难得的美，动人心魄。我很高兴，于是我说明本意，告诉他我想请他人画时，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可是，第二天他依约到来时，却令我大失所望。他巳经过理发、梳洗，崭新的干部服装，在他看来，既然人画，就得要显示时代的主人的样子。
我想，我真是不可救药，我能解读自然的人，却漠然无知于人心中的“阶级”属相。想起我50年代初期的创作，因为过于纵情挥写，而被指为“歪曲劳动人民”而遭猛烈批判，而我只能敛步而行。
不久，我的选点定在苏南太湖地区的山村。这次的生活体验使我找到了和自然神交的另一个故乡。因为她的安排，使我和巳经放弃的追求不期而遇。
这是太湖中的一个大岛，遍山草木葱茏，山村依山而聚，傍水而居。古木桑田，与民居迂回掩映，既得大自然之神趣，又若补自然之偶尔疏忽。在若晴若雨的迷蒙水汽中，一切都自然舒展，闪闪发光。在其中穿行，有似曾相识之感。感从何来呢？——来自董、倪、古琴、江南丝竹，或者书法，或诗歌的吟咏？然而都没有眼前所见具体、平凡却又生趣盎然，它让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文化之源。它与西方油画中所描绘的什么块面表现、光与影的对比全不相干。要画出它，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
然而我能站在画布面前的机会可不太多，教师的任务主要在教学。创作课的任务主要是要在工农兵的火热生活中改造思想，然后画出有教育意义的情节性绘画。无论画风景或人物，都只能是作为参考的素材。运动不断，敲打也不断。我常常为不能全心全意地尽职而自责，也常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而遗憾，浪费了不少可贵的时光。
我自嘲是一壶烧不开的水，它烧烧停停，总在盼望那炉火的再续。
再度迷茫中我走进了那史无前例的“十年”。
十年中，我能有机会站在画布面前，也是我之所幸。毕竟，在画布面前，我总会找到安宁。虽然，这又是一段与前迥异的行程。
因为我在重庆国立艺专时，曾在素描上下过苦功，因而我对“形”的掌握，能抓住要点，迅速而准确。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此得到过赏识。杭州5月3日解放，隔了一两天，军事代表来接管学校，解聘了林风眠、潘天寿等六位教授。我是林风眠的助教，被指派到教务处等待重新分配工作。9月，中央委任的学校领导到校，学校的正常工作重新开始。时在建国前的频繁群众活动，包括庆祝解放及建国欢庆的盛大游行，都需要有大量的领袖画像。这个工作都分配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职员来承担，我也在列。其时随新班子带来一台幻灯机，用它来放大起稿，比以前打格子更加准确方便。一次大家在检查放出来的底稿时，发现我要画的一幅马克思像的头部比例太小，须待晚上才能用幻灯机重放大稿。我觉得不必那样麻烦，认为不用幻灯机也可以放稿。接着我就手描定稿。等最终画像完成后，得到了很满意的认可。这一“表现”，使新领导对我另眼看待。新生正式开课时，我被重新以助教职称任教于一年级的素描。一年后晋升为讲师。此后随着工作调动，我都有相似的机会“表现”。
1964年和1965年，是“文革”的前奏。我曾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社教，两次都不足一个月即奉命调回，为的都是因省里有这方面的任务交付。“文革”中常在“阶级斗争”的火烤一样的会场中忽然奉命撤出，得以有片刻安宁。安宁，使心灵可以专一，免却惶惑和纷扰。我站在画布面前，和以前有不一样的预期，却有同样的心境。这就是专一的安宁。有一次我在省委大礼堂空荡荡的大会场上独自一人画一幅巨幅主席像。傍晚收工时分，在楼上常常跑来观看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据我的观察和计算，你今天来回跑了约莫有二十华里。”
仿佛残冬将尽，“文革”后期开门办学，我得以带领工农兵学员再到苏北农村深人生活。正逢公社为改造沙田获得成功，开庆功大会，有人建议让我画“功臣”肖像人光荣榜。我用两天时间画了二十多人，有老支书、老裁缝、石匠、复员军人，还有劲如猛虎的村姑和朴拙可亲的老农。刻在他们脸上可见的历程我不及细读，但我能有区别地感知，新鲜而强烈。这又是一场追逐，为了留住这少有的体验，在公社大会开完后我要回了几幅，它们成为我那十年所留下的有数的几个足痕。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我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心境。概括地说，当我又站在画布面前时，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最后的一个春天，我带领几位研究生到浙江写生。我们沿着富春江溯流而上，在富阳，我面对着辽阔的江面，看那江风梳理着岸边的新枝，令我又想起当年在海风追逐下那片云影奔驰着的故乡大地。我还是我，可是此时我又忘了有我，我只想融人，借画笔的挥动把自我化成一片斑斓！
我的《黑衣女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被拿到工厂、农村几经批判后存放在“四旧室”中度过了十年，却忽在垃圾堆里被一位有心的学生捡回。它的出现曾得到画坛的关注，也促使我深思。
我可以继续那次中断了的行程；但在艺术的途程中，重复就是终结。时过境迁，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其实当时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画布面前的亢奋状态。我曾为理想的热情所燃烧，在画布上留下的是我生活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我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我不禁茫然。现实巳把我隔断得四分五裂，我必须再在现实中细加审视并重新开始。
于是我又回到太湖的山村。这次再度造访，巳和我第一次（那是1953年）相隔近三十年。我拜访了当年寄居的第一位老房东，当时是新上任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乡长，现在巳是六十出头了。我们相见的心情，竟如浪子重归故里。我在山村穿行，登临高地，看到了很多使我遗憾的变化。许多密林、古树、老屋都消失了，但我觉得她的灵魂还在。
当我登上缥渺峰顶，周环一片茫茫，万顷波光，引我与苍穹相接。那种天地悠悠而悲欣交集之感，竟不知其来由。
我之所感，是诗情还是画意，难解难分——因为她们共生于性情，同飞于联想。西方近代有些画家追求视觉艺术之纯粹，排斥一切有缘于文学的联想。而一个东方画者的观察方法却是乐于边走边看、边想，不论真知或是错觉，统统收人眼底，却只让那能触发激情的因子留下。待到情人之时，佳酿渐浓，画中意境，就是那种融人了个人性灵的有别于原生自然的另一种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