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杭州解放，经过一个短期的军事代表管理以后，新任的学校领导来校，很快就招收新生，开始新的教学秩序，我被分配教新生第三班素描。一个月后，党委书记江丰检查教学成果，对三班的进步甚为满意，把四名突出的学生破格升到二年级，并调我去教第一班。学期结束，第一班成绩进步也较显著，领导让我在总结大会上发言，介绍教学经验。
暑假过后，我被提升为讲师，同时，调往苏州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0年初学习结业，调往青岛山东大学艺术系任教。这是山大新近才建立起来的系科，全系分美术、戏剧、音乐三科，学员都是老区调来的文工团员，美术科有三十多人，一个班级。我负责基础主课素描的教学，我在国立艺专刻苦学习所摸索出的经验，使我比较容易理解初学者所遭遇的难题。每次课题结束，我把所有作品排列起来比较，讲解其优劣所在，很容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颇受欢迎。
1952年院系调整，山东大学艺术系与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合并为华东艺专，设址于无锡。我经常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或和教师结组下去体验生活，每年都有两个多月。我调整了我的作画方式，我好像又回到了抗日战争时在剧团画海报的年代，当时我曾画过许多演员的肖像。有一次画了个很漂亮的女配角，贴出去时特意不贴牢，想过后可揭回来，不想当天夜里就给人剪走了。那时候，只是想要画得像，画得美，是用普通人所习惯的眼光来观看的。
1953年我受命下乡选点，以便师生体验生活，进行教学。我发现了太湖，走进了它的半岛东山和湖中小岛西山，我第一次看到了在雾气迷蒙中草长莺飞的江南，迷人的景色仿佛使我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其后我不断地重访，几乎已是我的第二故乡。这种大自然所触发的情绪激动，越来越成为我的艺术行为中的主要动力。即使在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构思中，也无法撇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我已无法再进人我画《黑衣女像》时期的那种任凭情绪的指引，作画一气呵成的亢奋状态。我得强求理性的制约，有时一张草图在到达成品的过程中，由于不断的理性质疑，到头来只剩下一个躯壳！
1958年学校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我随校迁往南京。
“文革”后期恢复招生，我又开始带领学生下乡，那时能放胆人画的范围还很小，我为公社的先进人物画像，被用在公社橱窗作为表彰先进的宣示。用过后我要回了一些，因为这是我在近十年间仅有的作品。在这些画里我试图进人人物的内心，当然，那只是偶然相遇者从外部特征所得到的一些感觉。
改革开放终于拨去阴霾，1979年，我带领第一批研究生赴浙南写生，在富春江边，
我对着开阔的江面捕猎那早春景色，画着画着，突然，一种沉睡了多年的感觉苏醒了。早在1945年我刚开始受教于林风眠时，对他建议我们在画上多使用线的用意不很理解。那时我执著地认为，真实的形体并没有线，画中轮廓的线只是转过去的面。有一天我得到几个刚采下来的广柑，我想用它们画一组静物，于是找来一块黑布垫底，放上广柑，后面衬一块灰布，并在其间放上一个墨绿色的酱油瓶。我一边摆着，一边就为果子的新鲜芳香所怡悦，不觉心窍大开，只觉其香气越来越强烈，阵阵袭来都从橙黄墨绿中逸出。我迫不及待地涂抹，最快最直接的表达手段就是使用色块和线条，它不仅表达了物体形状，还传达了芬芳。这种感觉我巳失去很久了。现在我面对大江，又感到一种表达上的自由。隐隐中仿佛传来石涛题画的诗句：吾写此纸时，心人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
《黑衣女像》于1997年应邀参加了《中国油画肖像画百年展》，这是它第一次公开展出。
进人80年代以来，如果没有旁的事情干扰每到春天我都要到太湖去生活一段时间，或一个月，或半个月，在那里有在三十多年前就接待过我的老房东，也有近年才熟识起来的朋友。不论故旧还是新交，给予我的都和那里的山山水水同样的亲切。然而这一切又并非依旧，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些山村、小镇正在渐渐地失去了往日那种浓郁的江南风情。好在大自然就是大自然，它能包容一切，生生不巳。当那些粉墙小楼代替了黑沉沉的老屋，当那些苗条的新枝换去了参天的巨木，昔日的风姿消失了，却在这湖光山色中添上了另一种韵味。万物的更替中自有一种永恒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律动。我在大自然中炫目于它的闪烁，体味那无尽的绵延，在作画中享受那情绪表达的快乐。
1987年1月，我受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派遣，到巴黎考察艺术，就居于巴黎国际艺术城吕霞光画室。吕霞光先生曾是国立艺专教授，旅法多年，在巴黎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晚年以他强烈的爱国心向祖国捐赠了这套画室，给国内艺术家来巴黎考察研究提供了方便。我们在到达的当天就得到好的照料，很顺利地开始研究和工作。我在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就去罗浮宫，迫不及待地走遍每个展厅，察看每件展品，匆匆看上一圈，一连6个钟头，弄得精疲力竭。我是想先要知道究竟有些什么，然后就可以像一头老牛一样地去反刍，去细细咀嚼。随后我逐个去遍访各个艺术博物馆，反复流连。巴黎的魅力不在于它曾诞生过多少艺术家和传世之作，而在于它汇集了一个艺术的海洋，把艺术领域的空间（广袤）和时间（历史）压缩在一个城市里。这个海洋可以任由泅泳，我遍访它的海湾、河口，溯流而上，去寻找它的源头。当我们从东方眺望这些西方艺术的高峰时，觉得遥不可及，经过细细寻找，始辨认出来都是人类心迹的延伸。它们所达到的高度都是有迹可寻的；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一样。它们相距，其实并不遥远。
此后又有10年过去了，我又走访了好几个国家，看了不少艺术博物馆。我在消减对广袤的无知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艺术空间的广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它促我延伸，不要停留。
该文刊《第三代中国油画家研究——苏天赐》广西美术出版社，002年。原题为《我的历程》，现按苏先生当时所拟题目刊出。
我的回顾
我在40年代创作的两幅作品于今年4月在《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中于北京展出，这是它们在国内第一次公开展出，离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时间还差一两年就是半个世纪。
那年我应聘为杭州国立艺专助教，协助林风眠先生所主持的画室的教学工作。我所需要负责的工作是每隔一天到教室中去辅导，余下的时间很多，可以尽情作画。林风眠先生鼓励我在油画艺术上做深人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当时，我到杭州巳近两年——在1947年秋，我辞去广东省立艺专的教席，专程到杭州，寄居于郭庄（国立艺专教师宿舍）就近求教于林风眠先生。这段时间成为我的艺术生涯中极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在林先生的启发下，我已掌握了在素描中运用线条的表现力度，于是我进而尝试运用到油画中去。为了研究线条的造型，除了在油画写生中尝试以外，我还用毛笔勾勒来临摹波提切利和拉斐尔的作品。我研究其作品中处理形体边缘和内部结构关系的方法，以线条的轻重、徐疾的互相转换来表达形体的空间，颇有心得。正在此时，我偶然从画报中看到一幅汉墓壁画的画页。此画通幅灵动，笔意洒脱粗放，寥寥几笔，便觉人物神采飞扬，虽然语言简单，只有线条和色块，加上壁面剥落造成的肌理感觉，便呈强烈的感染效果，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引发出甚多的思考。我在人体写生和人物肖像上作了一系列的试作，只是，经历了历史的风沙，幸存已是甚少。此次展出的《蓝衣女青年像》（作于1948年）和《黑衣女青年像》（作于1949年）就是其中的两幅。
出于我对用线和形体的理解，使我在作画时较少受对象细节的拘泥。在画黑衣女像时，我想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那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在描绘时要参照两个影像：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如此反复十多次以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像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融成一气。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正是我所要表达的。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但一切都已联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不可作部分的移易。
这是我的艺术历程中那个阶段最后的一幅作品。那个阶段过早结束，是因为不合时宜。又经过了这么些年，我看到它们能被接受不免感到欣慰。因为这是对另一种艺术方法的认同，开放使人们的心胸更宽、更广，互相更能理解。理解不是宽容，而是精神世界的共有。
自序——我想和我所画的
自从我进人这个绘画世界，就不能自拔！天地之宽广无垠比我所能感受到的超出太多，而我所能画出的比之于我所感受的又实在太少，于是我总是忙忙碌碌，长路漫漫，老走不完。
我爱画是因为我爱看，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曾失去一只心爱的小白鹭，那是在飓风过后于林下覆巢中捡到的一只雏鸟，我在池塘中抓小鱼把它饲养得如雪如玉，但当它羽毛丰满时竟飞走了！我伤心至极，为了能再看到它，我爬到屋顶上的天棚眺望，不远处有棵大榕树，一群啼鸟正在鸹噪，无数黑点忽聚忽散，我环顾周围，极目于更宽更远。我没看到白色的鸟，却感到眼前一片辉煌，这个城市很小，它簇拥于一片苍翠，夕阳把大大小小的房屋铸成碎金，在浓绿中闪烁，又撒向远方。我在天棚上坐了很久，说不清是为了等候我的鸟儿还是神迷于眼前的景色。景色在不断的变幻，由金碧而灰紫，最后融成一片青黑，却在远处闪烁一片一片的亮光：像镜子一样和天空相映，那是城边鱼塘，先前它们混同在斜晖的光彩里了，我感到既有趣又神奇。到我下来时，失去鸟儿的哀伤淡得可以承受了，因为我领略到了另一种乐趣。
当我稍为长大，每逢我感到忧伤，总爱登上家门前不远的小山去眺望流云。让它把哀伤带上太空，在远方幻化，更爱雨后的新林，在那里仿佛能与草木同长。
感谢我的老师们启迪了我用涂鸦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情感。当我发现我居然能在尺素之上释放出一片春天的欢乐之时，不禁一阵狂喜，然而艺术的道路并不铺就现成的鲜花，要获得便得寻找，常伴随的是徘徊和迷惘。我有幸生活在能广泛交流的时代，我得益于历代的——古的和今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大师们的昭示和得益于自然的感受是一样的多。我看到有高翔的云雀，也有啼血的杜鹃，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唱得撼人心灵，是因为它们的声音都是出于肺腑！
于是我在这个绘画的世界里看到一条永不枯竭的长河。它的波光折射出自然界的幻影，流动的却是人类的心灵，是人类的哀愁和欢乐。有时激越，有时沉凝。但绝无冷漠，他们熠熠生光，奔腾回荡地与人类的生存同在。
惟愿投身于长流，不计浮沉，不舍昼夜，不绝滔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地热切于艺术革新的青年艺术家们群趋巴黎，多聚居于蒙玛特和蒙巴纳斯一带。其中有一群外籍的青年画家，常聚会于蒙巴纳斯大道旁的杜姆和罗东特咖啡馆，展开热烈的艺术探讨和各种活动。他们不属于以马蒂斯为中心的野兽派或以毕加索和勃拉克为旗帜的立体派，不是集结于特定主张的艺术团体。他们怀着对艺术的狂热追求，崇尚的个人的自由精神，大都是贫困的浪子，且多是犹太人。对于这群远离祖国而艺术风格各别的异乡人，后来被总括地称为“巴黎派”。
一般认为可以列人这一群中的最为知名者，有莫迪利亚尼、苏丁、基斯林、夏格尔、藤田嗣治等，而莫迪利亚尼则可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有“蒙巴纳斯王子”之称的莫迪利亚尼，风度翩翩又形骸放浪；热情豪爽又多情善感。和他同时代的艺术评论家安特列·萨尔蒙对他曾有这样形象的回忆：为自己的才华舍命，饥寒交迫，连今晚睡觉的地方都使他难堪，生活实在无可奈何。其饮食的方式宛如乞丐或流浪者。莫迪利亚尼这个人即使在没有火的温暖及汤的香味之屋顶楼中，也不时以‘杜姆’‘罗东特’或‘瓦凡’的醇酒买醉。一只手提着酒杯，只令人感觉到格调高雅的贵人在吟咏的样子。”
他酗酒、吸毒，痼疾缠身，而从不停止对艺术精神昂扬地追求。他的双重人格如此之明显，他活着就想死。作画以求生！他曾说：我要过一种短暂而热烈的人生！”果然，他的生命旅程没有跨过三十六岁的生日。他像夜空里的一颗流星，耀眼的光芒来源于燃烧自我，于是倏忽而逝！
由于他生前少为人知，除了他珍贵的遗作之外，很少文字资料。若干年后，当他的女儿让妮·莫迪利亚尼在调查了所有关于他的事迹以后，才勉强地写道：当他第一次（1909年）回到里窝那以后，连续着的线索就被切断了。其事迹往往彼此矛盾……从190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缺乏资料……1912年到1914年则完全没有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确期……”又由于他死后身价极高，遂有许多关于他的神话连续出现。有人说：莫迪利亚尼死后出现的轶事若有一部分真实的话，那么他在画室中作画的时间就荡然无存了。”
由于这种局限，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只能了解到一个简括的轮廓。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1884年7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里窝那。这是面临地中海的一个沼泽小镇。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人口大约八万左右，几乎都是商人和船员，并不是一个富于艺术气氛的地方。从15世纪以来，这里的政治空气就比较自由，各个种族和宗教都能和平共处，因此，在欧洲其他地方备受迫害的犹太人把这里视为天堂。阿梅代奥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父亲弗拉米奥·莫迪利亚尼的家系来自罗马一个古老的家族，历代经营过相当的事业，先辈曾为罗马教皇御用的银行家，祖父是富商，由于种族的窘迫而不得不漂泊到里窝那，借此比较自由的小镇作为庇护之所。父亲经营薪炭和皮革，而到了阿梅代奥出生的时候，因事业失败而濒临破产，不久就去世。小莫迪利亚尼的成长和教养，便全由他母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