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诞生于斯的泥墙小屋，就在山下往西不足半里处。此处当年为绿荫所掩映，屋后一片竹林，终年迎风摇曳。屋前一片草地，还有一个清冽的小池塘。草地边上是一段古老的城墙，越过城墙便到了山边。这里丛林茂密，榕荫横亘宽达数亩。我很小的时候，就常爱在傍晚时分坐在门槛上纳凉，凝神探索不远处城墙边下隐约出没的野兔，它既诱人，又神秘。稍大后这一带就成了我的乐园，我熟悉它每个角落。我永不会忘却春天来临时所带给我的喜悦。阳江地处广东省南部海湾，温暖而潮湿，植物终年常绿，但每到春天，大自然仍然要显示其变幻莫测的神奇。那些高大的木棉，嵯峨的枝干长满长草，直指苍穹，宛然睁嵘的巨人；此时却绽开了满树火红的花朵，好像挂满了节日的灯笼。一场骤雨过后，走过樟树下面会突然发现暗绿色的老叶早巳尽脱，换上了一树新芽，满目星星点点，在湛蓝的晴空下闪烁出一片辉煌。于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就会涌上心头，这是一种触及生命深处的体验。它不会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减，而是不断地增深积聚而成为我艺术涌动的潜流。最早出现在我的作品上面的景色就是这座小山。我六岁时，父亲要我跟着比我大十岁的大哥去读私塾。一个老塾师教十几个小孩，分大小两个班，大班讲读《四书》时，小班就在后面两排温课，静候，只要不吵，也不多管。时间久了，我就带上一本《杨家将》的绣图，用纸笔按图描摹那些杨八姐，焦赞，孟良……小同学都央着要，画腻了，我就忆画我门前的那座金字形的小山，画上簪形的石塔，满天的风筝，下方画上我的父亲。他穿着黑色的绸上衣，敞开胸怀，牵着风筝在奔跑，重阳节放风筝是我们那个小城悠久而文化气息甚浓的风俗。那一天，几乎全城的人都要登临比试。我父亲是当时的放风筝能手，这一天我们享尽节日的欢乐。
我在私塾读书半年后，趁家里翻盖房子管教松弛之机逃学，整天消磨在这座小山附近玩耍。又过了半年，父亲送我上小学，插班在二年级，我在图画课余作业里一个五角图形中画上小山和石塔，以及塔下方的大树和古庙，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对景写生。我的两个哥哥对我的画颇为赞赏，常给予鼓励和支持。我在广州求学的二哥还给我寄来水彩画册和有关资料，我的大哥按图样仿造了可以伸缩支架的写生画架，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野外写生。那时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
我也按照画报上的画刊临摹过一些国画，记得起的其中有溥心畲的山水，但我总觉得那里面的都不是实在的景物。上中学时我的图画老师是学岭南画派的，曾就学于高剑父的门下。我们上课时就临摹他带来的小幅作品，它们与我过去所画的不同，要求有一定的程式，不免觉得有点乏味。此时我的兴趣已转移于课余阅读文艺作品，那是另一个促人思索的世界。当时我很用功，二年级时学习成绩为全校之冠，校长免去了我全部的学杂费用，那时我父亲已亡故，家政为大哥主持。为了奖励我，大哥把应缴的费用全部交给我，让我自己处理。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到书店去买来我觊觎已久的两本新文艺作品：鲁迅的《野草》和冰心的《春水》，那都是毛边的第一版的新书，放在书店里巳很有时日了。当时我读《野草》，其实并没有全懂，只是从中感受到一种向愚昧和邪恶挑战的气息，获得一种精神向上追求的激励。我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的文艺藏书，有《爱的教育》、《简·爱》、《忏悔录》……以及歌德、莫伯桑、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只有托尔斯泰的看得较少，那时他的几部长篇巨著还没有见到译本。
此后有颇长一段时期，我对自己将来究竟朝哪方面发展？——文学，还是艺术？我拿不定主意。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
我的大哥是个很好的青年，因难违父命不得不綴学从商。父亲早逝后又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但求知求善之赤心不减，他订了许多书刊，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良友》等等，在他周围也凝聚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常到他店里聚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县立民众教育馆迅速发动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班青年就是其中的骨干，我也被吸收进去，此时我已考人省立两阳中学高中部。校址在离城近十里的山瑚里，学生都是寄宿的，我为了要参加宣传工作，申请走读，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我参加了所有项目的宣传工作：歌咏队、街头读报、出墙报、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我到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此后，战争使我高中期间的学习时断时续。
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敌机开始骚扰沿海城市，两阳中学被炸毁，学校停课，我参加了一个救亡的群众组织“大中文化社”，被聘为干事，驻社工作，专门画墙报、壁画、刻蜡版。有时也参加话剧演出，只半年，社址被炸。我又参加了一个“江流剧团”，这个团有十几个团员，聘请了一个从广州来的话剧导演，在城乡巡回演出抗战短剧。其中《原野》和《蜕变》，很受欢迎。但遭某些人忌恨。在又一次排演《雷雨》时，县长突然把我们叫去，简短地下一条命令：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剧团就解散了吧！”那时是1939年底，正值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初，我到已经暂迁于邻县山区的两阳中学复学。但此时我已无心学习，在从事了两年多的文艺宣传工作后，我发现我已离不开绘画了，我看到了它的感染力量。也在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中初步体味到成功的满足，我认定了要把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学期结束后，我又停了学，跟随一位朋友到远离县城的乡村小镇上的一间小学去教书。只为了想多画画，准备去重庆投考艺术学校，那时我听说国内著名的画家都在重庆教书，我二哥正在重庆工作，我想得到他的支持。
不久，我的二哥来信说，投考艺术学校必须高中毕业，要我先完成学业再说，于是我在教了一个学期之后便又转学到另一个邻县的一所省立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又在一所乡村小学度过了一个学期的教学生活，以作好各种准备。
我终于得到二哥的允许，只身前往重庆。我于1943年5月初起程，取道广西、贵州，沿途常遇空袭，难民又多，常要在路边候车。到6月中旬始达重庆郭家沱。
一个多月以后，我考进了国立艺专，我非常珍惜这终于获得的学习机会。一开始上课就非常兴奋，在我看来画一张石膏头像素描，易如反掌，一个上午就完成一张。但几个星期下来，劲好像就使完了。看了那些重复再三的作品，顿觉乏味厌倦，继而彷徨。自从进人这个专门属于艺术的领地，耳濡目染的不再只是自然景物，而是一片人类文化的积累。我吸取的养分使我有一种渴求蜕变的感觉，但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用心钻研。战时物资缺乏，绘画用材甚少，土黄色的嘉乐纸（一种土纸）只能画速写，画素描则难以深人。进口纸很少，很贵，我实在买不起。我幸而有一个从广东带来的法国制的双座油壶，十分精美。我用它向一位富有的高班同学换了五张进口纸，这种纸细密而坚韧。木炭画上去可以擦出细腻的调子，画完了可以擦掉，用馒头、橡皮，甚至用刷子蘸上肥皂水洗，这样反复使用，正反两面我可以画十次。上素描课时，每天上午都可以领到一小块馒头以充作橡皮，星期天和假日就没有。但此时最安静，可以潜心研究。我便到厨房去向老厨师要一小撮面粉，与水和好后裹以湿透的草纸，放在油灯上烤熟，就够一天之用的了。但是，进步还不是很快。我在这种状态下苦恼了很久。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对国画重又发生了兴趣。我在来重庆的旅途中，看到了许多崇峻的大山、飞瀑、奇树，那都是地处亚热带的故乡所未曾见到过的。从此才知过去认为国画不真实是见识所限，而我旅途所见到的境界，又是我在西方绘画里所无法领略的。我便常到国画科同学的画室中去玩，到图书馆去借阅《南画大成》，还借来石涛的《画语录》，并且在油灯下全部抄录下来。我还精读了《罗丹艺术论》，并按他所说的办法，在夜晚拿着蜡烛，观察米罗的维纳斯，看光与影，观察它们如何在雕像的起伏上游移，使冰冷的石膏显现出生命的流动。我在油画领地里既佩服于古典的细腻和深沉，又倾倒于近代的鲜活与璀璨。我涉猎得越多，下笔却反而犹豫。我看到的艺术世界变得广阔了，看到了各别的旖旎，却迷离于它们的终极。
我在艺专学习的最后一年，非常幸运地等到了我盼望已久的林风眠先生。1945年秋，他受聘来校开设画室授课。我选了他的画室，对于我，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恩师。这并不在他教了我多少绘画技巧，而在于他给予我的是一把宝贵的钥匙，让我能拾级而上地追寻艺术的奥秘。
我还在广东的时候就熟悉林风眠这个名字，当时我想到重庆来求学时，心目中要找的教师就是他。我对他的印象来自画报上他的作品《人道》和《吹箫女》。《人道》的粗旷和豪放，那种强烈的撼人力度曾启发我画过一幅壁画《日军暴行》。那是在1940年初，我在山区复学时，在老旧的祠堂两面对峙的高墙所作的两幅壁画之一。另一幅《吹箫女》总使我想起故乡的月夜。阳江夏日炎热，我们常在屋顶的天棚上纳凉，月下一片朦胧，偶有一曲竹笛在夜空下扬起，顿觉万籁俱静，惟余此缕天外之音。我常想：同是一个人的作品，怎么会这样的不同？现在我每天受教，并不只限于作画的方法、技巧，有时似乎也与绘画无关，却总关联到很多问题。如：文化的“源”与“流”，“表面”和“本质”，“理性”与“情感”……他告诫我们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他像是在撒布多种基因的种子，让我们各自领去培育、滋长。他对我们所作的心智上的启迪，要另立专题才能说得分明。
林风眠画室人很多，他一个人很忙，赵无极就常来当他的助手。赵无极比我早人学好几年，此时已留校任讲师。他来辅导时很认真而具体，有一次为我改一张油画，一个裸体的男孩，为了使座下红色的衬布与人体协调，画了半个多钟头。他主教的是我们画室隔壁的应用美术科一年级的素描，有时太忙了就让我代他到隔壁辅导，这样就又给予了我一个实习的机会，从中领会到更多的问题。
1946年夏，我在国立艺专毕业，等不及随校南迁复原，便搭乘一辆便车赶回探望战后故乡。不久我和同画室毕业的同学谭雪生同时受聘为广东省立艺专助教。一年后，谭雪生因关注学生运动被解聘，我对学校的艺术气氛也感到失望，便辞去职务，两人一同去杭州。到达时巳是9月中旬，无法找到工作，幸得到几位老师的帮助，住到位于西湖北岸的教师宿舍。此处原为民宅，名郭庄，坐落于卧龙桥边。关良、胡善余、邓白等教授都住在那里，迎湖尚有一所木楼的第二层还空着，我们就在那里住下。室内甚为宽敞，可以充当画室之用。因为我们无工资收人，只能尽量节省开支，便买了两麻袋山芋以作长期的打算。
我在重庆三年，学习时间实在太短，现在到了杭州，离林风眠先生的住所不远，正好随时可以登门求教。这段时间成为我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我开头靠着我初到西湖时所得的新鲜之感画了一批风景，随后，受林风眠启发，致力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在融合东方和西方艺术精髓上开始探索，我按画片临摹贝利尼的圣母，研究其形体的朴实和单纯，又用毛笔勾勒来临摹波提切利和拉斐尔的作品，研究其作品中处理形体边线和内部结构的方法，以线条的轻重、徐疾的互相转换来表达形体和空间，颇有心得。正在此时，我偶然从画报中看到一幅汉墓壁画的画页，此画通幅灵动，笔意洒脱粗放，寥寥几笔，便觉人物神采飞扬。虽然语言简单，只有线条和色块，加上画面剥落所造成的肌理感觉的古朴，便呈现强烈的感染效果。使我很受启发，引发出很多思考。我在人体写生和人物肖像上作了一系列的尝试，得到林先生的鼓励。
没有工作，生活还得靠在上海的二哥接济。1948年夏，我接受了朋友的介绍，决定到浙南的江山县去教书。正当我打算起程时，林风眠先生突然找我到西泠印社的茶亭上去喝茶。坐定之后，他才告诉我，学校复聘他回去主持画室，想要我当他的助教，问我愿不愿意。这对我真是想也想不到的喜事。就这样，我又获得一个能在老师身边工作的难得的机会。
先生在教学上要我做的是隔天上午和他轮流到班上辅导，空余的时间很多，我得以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我常在先生家作客，有一次适逢他女儿蒂娜的生日，我想不出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为好。这时在座的还有另一位蒂娜的好友，她建议我为她画一幅肖像。我画得还颇为顺手，于是第二天，蒂娜又建议我为她父亲画一幅，先生欣然坐下给我当模特儿，这对于我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我越想表现得深人一些就越拘谨，结结巴巴画出来的只是外形的近似而巳，这年先生48岁。
1949年4月临近解放，国民党的溃兵常有滋事，当时我在卧龙桥边赁屋居住，这是一所独立的小楼，甚不安全，于是我便搬迁回孤山脚下校本部办公室楼上的单身宿舍。学校巳停课，成立了应变委员会以防不测。但那一段时期中间并没有什么事情，我便又开始为环如画像，这巳是我第二次为她画像。第一次是在半年前，那幅画后来题名为《穿蓝衣的女青年像》（蓝衣女像）。而这张后来我题名为《穿黑衣的女青年像》（黑衣女像）。它们是我至今仍保存着的为数不多的早期作品中的两幅。当时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画，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这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作画时要参照两个影像：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如此反复十多次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像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联成一气。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正是我所要表达的，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一切都已联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不可作部分的移易。这幅画成为我这一个探索时期的终结，因为随后这种试验便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