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切斯特顿先生有一次叹息着说，报纸争论的艺术在今天随着“坚定信念”衰落而衰落。切斯特顿先生认为，这就是“新旧报刊的主要分界线。现在关于政治、哲学或宗教问题的绝大多数讨论中很少有明确的判断，还只是一种互不牵涉的孤立研究——似乎作者在观察和描绘鸟的飞翔”。
他错误地以为坚定信念的缺乏是当今社会的弊端。这种对待真理的冷漠、游离态度，他比之为自然科学家对鸟飞的观察，其实用中国“蜻蜓点水”的比喻更为恰当，这种事在中国屡见不鲜。切斯特顿正确地把这种态度归因于“当代社会怀疑论的裂变”。然而，怀疑论跟古雅典一样陈旧，在中国，我们只会说这种当代思想病正是道教和庄子认识论的遗症。总之，庄子真理和杜威真理披着同样的外衣。例如，切斯特顿先生哀惋地追溯古代，“那时人们尚有些宗教或哲学的根据可参考”。现代帝国主义者说：“我认为你要推翻国王的企图是违反基督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会反驳：“我认为你要消灭黑人的政策是可鄙的。”如果庄子晚于1905年才出生，如果他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的那场舌战，他会嘲笑这些仁人君子的“坚定信念”，他会捧着脸来笑个不停，拉长的面庞犹如标出个大问号。
在此我不想为怀疑论辩护，不论它是时髦的还是陈旧的，我只想描述一下我心头的纷乱。这种纷乱盘根错节，常使我在许多事务中手足无措，举步维艰。我记得上大学时正值欧洲战争爆发，我很嫉妒同学们的信念，他们坚定地说，这次战争是德国人挑起的，唯德人须引其咎：后来俄国脱离协约国进行举世无双的社会政治试验，即所谓布尔什维克革命，我的同学甚至一些教师明确、坚定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十恶不赦，我对此印象尤深。我知道，如果我要对布尔什维克形成这样明确、坚定的看法，那得经过长期艰难、痛苦，我的困惑并不仅仅限于学院内关于社会或政治问题的讨论。不仅教授和大学生的坚定信念使我慑服，甚至商人也对我有同样的效力。这两个阶层的声调如此相像，以至于很难判断谁应受到切斯特顿先生更多的赞扬。有一天，我要为办公室添置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我倒并不是特别要买雷明顿牌，在我看来，安德伍也很好。我一生分不清安德伍和雷明顿两种牌号的特点有何不同。一句话，我对东西不抱任何信念。我去雷明顿牌的销售处而不往安德伍牌处，纯粹出于偶然。但我惊讶地听人说，雷明顿与安德伍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后者没有一个保护键的半圆弹簧。他说，嗬，两者简直无法相比，他们以为我应该听说过“大商人喜欢用雷明顿”。我坦白地对他说，我没有大商人的头脑，也不想有那样的头脑，我现在已过三十五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几年前有家大型的打字机公司因不善经营差点破产。这使我在纷乱的心理中比以前陷得更深，为了自拔，我默默地买下了他的机子。
选择香烟也是我心理纷乱的又一例证。我的神经非常敏感，烟瘾非常之大，总是信任雪茄或烟斗，不信任卷烟。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缺乏鉴赏家鉴别烟味的能力。但至今我仍说不清哪个品种最好。我接连试抽过绞盘牌、金叶牌、法蒂玛牌、威斯敏牌、三堡牌和懦夫牌“A”型烟，但我不能稍具信念地判断哪一种最好。我经常爱抽绞盘牌，那是因为它的烟味稳定不变，但抽绞盘牌者的正直道德观也刺激了我的神经。我一直认为，抽尼姑牌的纯然乐趣，既在烟味本身，也在抽烟人的情绪。有时我抽二十铜元一包的红仙女和抽高五倍价钱的绞盘牌感到的愉快是一样的。就抽烟来看，我是懦夫、变节者、机会主义分子，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固定的信念。我可能今天舍弃卧椅牌，下周的某个晚上心血来潮时又抽起“卧椅”，并突然觉得“它们令君销魂”。没有别的牌子，我也愿吸“骆驼”，但我决不“长途跋涉找骆驼”。
何必还要举例呢？从高深的哲学课题到琐细的厨子问题，庄子的认识论都使我困苦不堪。有一天，我含糊其辞地说出医院杂工该给小费但护士不该给的想法，一位女同胞蔑视着我，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那架势仿佛公理、习俗、尊严都在她身上。我妒嫉她清晰的思维和透彻的表述。孙中山博士无疑是一位比卡尔？马克思更伟大的经济哲学家。一位经济学教授逼视着我，向我阐述过他的这一观点时，慷慨激昂，唾沫四溅，我感到他有必要用防腐液或别的除臭剂之类嗽嗽口，可他不是没有向我这样保证吗？
中国有臭虫吗？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