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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三十年代(4)

四十年代初赵景深在一家小报上以短章形式写过系列的“文人印象”,其中有一则是《孙偯工》,文中说依工么旦时,曾个绍一个女生来读书,这女生名叫王年,面如满月,也就是王诲痕女士,其实就是他的殳人有一次旦同学各天游无饵,烺工与王年一同加,我也与妻子希同知夂,当时他们俩的恋愛还是半公开的:我浔到这消息,似闻之于六逸1我1象浔到一个坫密似的向恨工探询,他连忙向我摇手,叫我不要嚙,但夂他们《春游归朱以后丁、夂,这消息也就成为完全公斤的了赵景深所叙“浪工在复旦时”,当指孙恨工首次留学曰本1928年回国后第二年应陈望道之聘先作复旦大学教授,后升任该校中国文学系主任直至193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赵景深在当年事犮不久的追记是确实的1929年2月,孙浪工与王梅乐逬入热恋;1931年春;之交两人正式生活在一起,估计是正式宣布同居或登记结婚,随即双双赴日深造;“九一八”事变后归国。很快,这对夫妇已感到了现实生活压力之大,1933年2月1日孙偎工致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诉说一新城你是知道的,我底账是该的那么多,我的负担又是这样重,经济从未舒适半天。近来小孩又在长沙大病一次,几乎死去,用钱不少。现在王梅痕又有孕了,又要吃保胎药,怎么办呢?

孙良工自己想到的办法是工余大编字典和辞典,卖给中华书局换钱用£,同时,为减轻双方老家的生活负担,孙很工还托请舒新城为他们夫妇各自的弟弟在中华书局印刷厂联系学印刷上录孙偎工书信片断,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孙偎工这位当年巳近四十岁的人在湖南老家结过婚并生有孩子,他与王梅痕的结合是那个年代的风尚,类同于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等之师生恋;二是孙偎工与王悔痕同居后,悔痕女士曾有过身孕却不幸流产,所以这回加倍小心,信中说“我底账是该的那么多”,“该”系湖南、湖北相邻一些地区的方言,意思是欠款的欠。王梅痕女士根据王梅痕诗中一些表露和孙王师生恋关系,估计王梅痕比孙偎工年轻十五岁左右,即生于1910年前后再从两人的弟弟同时入城谋生来看,孙王是同乡;甚或原本就认识,否则,王梅痕也不可能直奔上海让孙偎工介绍入复旦读书。

从这本诗集所收诗作中还可以理出梅痕女士的情感发展脉络以及她与脊恨工的爱情萌生和长成的经过。由四十一题四十六首诗作构成的诗集《遗赠》,所辑篇什除个别几首外全标有写作年月曰,其中十六题还注明“病中作”、“梦中作”、“午睡醒来作”、“清丽的早晨作”、“晨风飘摇中作”、“在灿烂的日光下草地上作”、“苦雨之夕作”、“游吴淞归来作”、“游南京玄武湖归作”、“游西湖归作”等等,这对考察梅痕女士写诗时的心境大有参考价值“如诗尾标示”在灿烂的日光下草地上作”的《小诗》三首之三云:

我恍惚步入了蔷薇之国,

刚折采一朵鲜花欲吻时

猛不防枝上的黄鹂将我从春梦中唤醒,

诗境与诗尾标示完全互为映照,构成舒适飘逸、如梦如醉的氛围。

王梅痕的诗更多的是记录她与孙偎工的爱之旅况,

如《爱之力:

我见你时,

我底生命好似一朵玫瑰;

浴在溫暖香润底春光里!

我不见你时,

我底生命好似一朵梨花;

泣在凄凉冷寂的春雨里!

诗作于1931年4月17日,这是王梅痕与孙偎工两人最互相分离不得的热恋季节。更可能是诗人尝到了异性的温存之甜美,恋人因故暂别,于是便有了这首心灵吟唱。相信女性都会有这样的时段。

孙偎工不仅操持着《遗赠》的印刷,还担负了评论任务,他为诗集写的《前序》和《后序》是可以找见的当年所有的专文评述。《前序》只是泛泛而说,诸如“词情温润”、

“独树作风”、“痴于情而酣于梦”、“对于人生认识之深,自具有一种苦心深味这种苦心深味,已泪点斑斑血迹模糊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了”之类,均为不着边际之论。《前序》写于1930年12月15日,近三年之后的1933年9月2日孙假工又写了《后序》。不知何因,虽然诗集背脊上端特意标明“新式标点”,但这新写的《后序》却没有标点,只分开了段落

第一段交代了《遗赠》最初的书名为《梦痕》,本来交给神州国光社出版,不料刚排好的版子毁于上海闸北“一二八”之役。实属《梦痕》之增订本的《遗赠对原收诗篇进一步作了字句和意境方面的加工,并增收梅痕女士赴曰后所写新作十多首。先后两种集名,都是其中一首诗的篇名,与先一个集子同名的《梦痕》是近二百行的长诗。

《后序》自第二段起,是对诗集的具体评说,有其史料价值,试补加标点并全录如下:

这集底体我大体是抒情诗,关于抒情诗底祌类,原有触兴感境及瞑想三种;但梅痕这集所包含的题材只限于感棟,这是少年诗人常有的倾向,尤其是女作家如果对于某种境地有所深迷时,就会发为吟咏,其感情底倾泻,有如山洪之暴支,又如河水之奔流,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几乎不可收拾,

感境诗底可责原也在此,

梅痕底诗在这一点可算是到了极处质言之,就是关于感情底倾泻,可算是奔放到了极点,可算是尽了抒情诗底能事了,

至于说到古风技巧,原因作者个性不同,不可一概掩之以规法6惟梅痕为人率性真挚,故其作风拾如其人:浓厚的溫暖的色彩之中,稍带一种细小的心灵之感。其中如《生命之花、”《刹那》、《遗赠》等篇,含有一种深纯的异国情调,实是这集子底生命所在、灵魂所在;置之现代的抒情诗中,实无愧色哩。

我深觉着人生枯燥、感情贫乏的现代中国,梅痕这集子底出版很有必要。故为之郑重详说于斯,以作为这集子底《后序》《

孙偎工对《遗赠》诗集和梅痕女士创作风格的评说,更多地体现了师长对学生的鼓励。这本薄薄的诗集印得很艰难:1930年底首次编竣却毁于战火,1933年9月再次编定却又拖延至1935年3月才出版。前后长达五年!

王梅痕这时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吧……王梅痕后来不见写诗,倒是编了几本书,如均为中华书局1935年3月初版印行的《中华现代文学选》第二册“诗歌”和《中国现代文学选》第四册“抒情文’%均为“初中学生文库”,分别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3月和6月初版印行的《注释现代戏剧选》和《注释现代诗歌选》收编。显然这四本书都是“稻粱之谋”,也是丈夫孙偯工联系好后王梅痕方动手的,当时这类孙氏书信被中华书局保存至今。

虽说王梅痕编书是“稻粱之谋”,但她的劳缋仍给后来的学者带来益处。黄俊东在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猎书小记》第一百四十二页上说王梅痕编的《中华现代文学选》(中华版),一共四册,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抒情文,最初买到的是二、三、四册,后来又买到第一册,配齐一套,真是乐事。”

诚然,文学史和多种有关辞书忘掉悔痕女士及其创作,也有理由。她后来为人妻、为人母,忙于家事和职业,再也顾不上文学。孙偎工1962年去世,这一年他六十八岁;王梅痕的卒年找不到线索,丈夫去世时她年巳半百,她熬得过那些年头的折腾吗?

出版《遗赠》的大达图书供应社,名声不太好,这本诗集由于装版失误,导致两种版本的出现。原先的一个版本,把《前序》第三页和诗集正文的第三页互相颠倒,在《前序》末页空白页上画了一株花草,在第一百〇二页即诗集最后一页空白页上不伦不类地放上一幅孙中山的画像。可能样书到手,孙偎工夫妇要求重印重印的版子将错装的两页调整了顺序,去掉了花草插图和孙中山画像;但目录苧漏列的第九十三页《小诗》却忘了补上。

1935年单个诗人出版诗集也就三四十本,梅痕女士的《遗赠》仍有其存留的诗歌史料价值。作为女诗人的“梅痕女士应该进入中国新诗人行列,中国新文学人名工具书不该拒载她。而且,“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十年间并没有多少夫妻作家。像陈西滢、凌叔华一样,孙恨工、王悔痕两人各自都能创作、研究,是不太多见的现象。至少,编一本《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夫妻作家》,孙偎工、王梅痕该列为一章来述说。

《梅痕女士的《遗赠》》成稿后曾寄请孙偎工、王梅痕的哲嗣孙长祝审读,孙长祝2000年8月17曰从北京寄来信函和他提供的王梅痕生平简介,至为珍贵,特将孙长祝信函和王梅痕小传全文录存,以订补拙文。

龚明德先生:您好!

大作《梅痕女士的(遗赠》已收到并拜读。遵嘱将我母亲王荠(王梅痕)的一生主要经历写成材料供您参考》母亲与父亲的相识是在1928年夏,父亲1924年留学曰本(自费在上智大学研究德国文学,1928年毕业归国,住在杭州西湖广化寺,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正在西湖艺术院学习的女生王齐,二人不是同乡,原来也不认识。

我父亲上中学时在老家湖南隆田娶妻欧阳复生,生一女夭折,欧阳先生(我父母均如此称她〕后受伤致残,不能生育。1930年两人离婚,父亲为她买了田地(在老家)并时常资助其生活,直至抗战时期欧阳先生病逝。

我写的材料中,罗列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人的出生年月,以及父母相识、结婚的年月,也许可使您对我母亲王荠的诗作研究增添一价想象空间。

我是个教书的人,教的又是工程类,对文学没有研究,您对我父母的评价和对我母亲诗作的研评,使我(和弟妹们)感到兴奋和感激,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孙很工的子、孙)对您和其他有关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

不多写了,有什么事可直接和我联系,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孙长祝2000年8月17日。

王荠(王梅痕)生于1907年4月15日(丁未年三月初三),卒于1997年1月25日(丙子年腊月十七)。浙江杭州人。出身书香门第。父王瘦峰(勤斋)为清末文人,擅长书画,尤擅画梅,颇有名气。受家庭影响,王荠亦喜好绘画及诗歌、文学青年时原就读于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夏,王与孙偎工相识后,1930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肄业。1931年2月与孙偎工结婚。1931年秋随孙偎工赴日留学,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同年10月回国,归长沙61932年1月长子长湘出生。1932年3月随孙偯工赴南京。1933年7月、1935年10月次子长宁、三子长祝相继在南京出生P1936年1月孙偎工入川任教,举家迁至成都。1936年,12月四子长嵩出生,1938年11月长女长蓉出生。1940年迁居重庆。1942年5月次女长瑜出生,1945年7月幼子长圣出生1950年孙恨工返湘任教,定居长沙。

王荠性情温和,乐观开朗,聪慧善感,爱好文学艺术。在杭州艺专及上海复旦学习期间即开始写作诗歌及散文,发表于报刊。与孙偯工相识和结婚后,更受到孙的指导和帮助,出版了诗集《遗赠》。后来忙于家务,未能继续创作,只编了几本文学方面的书,并协助孙傻工编纂辞典。1943年在重庆中正中学任国文教员,直至解放后的1949年冬。1950年返长沙后,王荠曾参加“革命大学”学习,1952年分配到湖南湘潭二中任语文教师。王每周来往于长沙、湘潭,生活颇为不便,孙偎工又年老有病,1956年王辞职返回长沙,照顾家庭,并协助孙偎工编著《毛泽东文艺辞典》,直至1962年3月孙病逝。1962年后王荠在次子长宁(福州、厦门)家居住生活。1965年王到广西柳州次女长瑜家居住生活。1997年1月25日在柳州去世,享年九十岁。

方玮德史实补订二则

闻一多参加送丧仪式厚达一千一百多页的《闻一多年谱长编》1994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等编的。虽说编者中有谱主后人,但是毕竟隔代,免不了遗漏。在1925年5月项下,就仅仅从当年次月5日出版的第四十三期《清华周刊》过录了21日这一天的记事。那么其余三十天闻一多在干什么呢?细读由“北平晨报承印部”出版的《玮德纪念专刊》,可以大体确认这个月上旬,闻一多公务之余几乎全在忙着探视和照顾病危的年仅二十七岁的“新月派”后起之秀青年诗人方玮德《琦德纪念专刊》载录1935年5月方玮德丧事时写道:“5月10日入殓,11日,”下午二时用马车载灵到法:源寺暂厝,是日风雨如晦,状至凄惨。送丧者孙大雨,吴宓,闻一多,巫宝三,孙毓棠,章靳以,孙洵侯,卢寿楠,潘家麟,郝昭宓,林庚,曹葆华,瞿冰森,琦德,珂德,宪初,六姑,佛同,梦家等二十余人。”名单中的“琦德”和“珂德”是方玮德的堂弟、“宪初”是方玮德的恋人黎宪初、“六姑”即方孝佶、“梦家”即陈梦家,“佛同”不知道是谁。

闻一多为《玮德纪念专刊》写了一千五百宇的《悼玮德》,从文章中得知:闻一多和方玮德在师生关系(闻一多任教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时方玮德求学于此)之外,还有“私交的情谊”。此文未署写作日期,根据陈梦家《后记》的写作曰期亦即截稿日期“6月7曰”可确定闻一多《悼玮德》写于6月7日前方玮德生前出版的诗集。

199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方玮德”条目说在陈梦家编1936年3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玮德诗文集》之前,方玮德还“出版过《玮德诗集》、《秋夜荡歌》(诗集)、《丁香花诗集》,出版地点时间不详”。《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本来应该不出史实差错的,因为该馆是国家级大型专业图书馆,拥有相当丰富的作家资料。然而,通读了《玮德纪念专刊》之后,可以确定此处所写有误。

宗白华《晏花一现》写道:“可惜现在还没有有识的书店肯将他自订的诗集本出版,然而他的诗之可以长存是无可疑的。”闻一多《悼玮德》也说“在作品的产出上既不曾以量胜人”的方玮德,对于自我推销“又不像操过一次心,结果,他受着社会的漠视”。宗白华和闻一多所说的,都是指方玮德生前没有正规出版过诗集一事。

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所写还是有一点点影子的。孙毓棠在《玮德的诗》一文中写道:“玮德死后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二三十首短的抒情诗,这些诗篇几年来分散在各杂志上发表。单独刊印的只有1932年所印《丁香花的歌》,书仅五页,包括诗两首,最足以代表玮德的作风果然,在阵梦家编的《玮德著作年表》中《二十一年以后》栏下《丁香花的歌》、《告诉Dimim》之后载有:“右二首合订一小册,题名《丁香花的歌》,二十一年十一月在北平印二百册《丁香花的歌》四十二行、《告诉Dimiri》二十四行,在三十二开的纸上排字,连同题目最多占用八面,封底全空,封面上排书名,名副其实的“一小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个“仅五页”也就是十面的私印品,算不上“诗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