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冬，章衣萍出生在安徽绩溪一个山区小村庄的一户有点富裕的农家，父亲在乡镇做着小生意。八岁时，随父到离家百里外的乡镇小学读书。十二岁时，父亲的店铺折本，请不起人了，章衣萍中止学业，在父亲的店铺当了两年“小伙计”。十四岁时，入县师范就学，两年后因“新思想”被校长开除。十七岁时，向人借五十块大洋，去南京一所学校“打工”，晚上补习英文十九岁时，又借钱去北京大学，充任胡适私人秘书，旁听北大课程二十三岁时，与北大同学蒋圭贞恋爱，即章衣萍在《槽糕的《国语文学史》》文首所谓“蒋君同我做‘好朋友，”。章衣萍本想带恋人去胡适家里神气神气的，不料被胡适内弟勾走了蒋圭贞，章衣萍只剩下一堆写给恋人的肉麻的“情诗”，这就是1925年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深誓》，1928年11月更名为《种树集》仍由北新书局出版。
失恋后的章衣萍，告别胡适的家，搬进一座古庙，以帮着抄经书代替租金。“打工”之余章衣萍写了一批优秀的散文随笔，这就是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古：
庙集》，自此加盟鲁迅为首的
“语丝社”，成为文章强手。二十四岁时，与吴曙天相恋，诞生《情书一束》这部小说名著。
二十七岁时，与吴曙天结婚，
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章衣萍以教书为职业，与定居此城的鲁迅仍有往来。再接下来，便是入川。
章衣萍一生只有四十六个春秋，他的文化人生涯也只有不足二十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京沪阶段，一句记录别人的话“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去摸了”，导致他成了人人都唾骂的“摸屁股”的下流文人；成都阶段，虽无显眼之定论，但一顶“投靠封建军阀”的帽子，至少也是“无聊文人”之称谓，是章衣萍不接受也得照戴照呼的。
“误读章衣萍”在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巳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连一些根本没读过章衣萍作品的人也一开口便斥章衣萍为“摸屁役诗人”、“专写‘摸女人屁股’文章的”等等，举不胜举。其实，章衣萍的原本面貌却是另一番风景。
他的散文随笔最被提及的是《枕上随笔》，因为书中有“名句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去摸了’”。此“名句”是记录别人的语言，在《枕上随笔》中是打了引号的，与章衣萍同时代的人曹聚仁曾费心查考此话究竟是谁说的，当时说这话的只涉嫌三个人，即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但曹聚仁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案倒是被章铁民、汪静之“大骂”为“像写‘黑幕的章衣萍长篇小说《友情》中有此“名句”的出处，是小说中人物“黄诗人”讲的众口一词栽赃在章衣萍头上的“摸屁股”名言决不是章衣萍说的！而且《枕上随笔》的“枕上”更不是妓院床头之“枕上而是医院病床之“枕上”。除了《枕上随笔》，章衣萍还写有《倚枕日记》，也是卧床养病时的作品。
一般读者望文生义也就罢了，偏偏是做“學问”的“学者”、大学里的“教授”他们手中的如刀之笔和如剑之舌，太易导向了，章衣萍生前受气，死后又一直蒙冤……更蒙冤的是章衣萍的小说代表作《情书一束》，这本来是与“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创作奠基好书，却也被几代人误为“黄色作品”，或说成是以低级庸俗情趣写青年男女三角四角“乱爱”的小说。总之，又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否定。散布这类言论的，都是没读过或没认真读过《情书一束》的人！《情书一束》，还有后续的《情书二束》，全是写青年生活的，一共有十一篇小说。我反复读了几遍，悟到此书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是：章衣萍一点也不做假，他用生动的艺术文笔真切抒写青年的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在完全认同这些回避不了的现实之后，最终以上进的方向诱导读者进步。这比空洞的说教有力得多，难怪章衣萍的书总是畅销。除了《情书一束》、《情书二束》，章衣萍还有长篇小说《友情》、小说集《小娇娘》等。
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为章衣萍又一贡献，他前后有儿童文学作品集《寄儿童们》《给小萍的二十封信》，还有专门编著的历史故事如小册子《郑和》等。
章衣萍文学创作始终是副业，他的主业是教书，他为青少年先后编写了《作文讲话》、《儿童作文讲话》等生动活泼的教材，深受欢迎。
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章衣萍也做出了成绩，他是五四后中国第一代学术研究者中卓越的人，
1983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中，收录了刘海粟的《欧游随笔》，此书初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海粟在《新版前记》中提及“章衣萍为之编集出版”的旧谊，还完整保留了章衣萍1933年秋写的序，章衣萍在序中赞扬“刘海粟先生，他是以学术为生命，以研究学术为毕生事业的一人”之前，有一节“宏观”议说一我们觉得，一个民族的前途的生命，不在“兵多将广而在少数以学术为生命的人我们现察西洋几百年来的灿烂文明，要是除去伽利略（Gaiileo）、牛顿（Newon）、达尔文CDarwin、巴斯德（Paeur、马克思（Marx）、愛迪生（Edion）、达文西（DaVinci）、罗丹（o：din）、來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梵高（VanGogh）：流的名字，西洋文化史上当发生如何影响？他们哪里有近代的灿烂文明。仅仅读这一节话，章衣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可以有个大致了解。
萧乾是目睹过章衣萍仪表的著名作家，他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细长身材、总穿着府绸大褂的章衣萍”。萧乾逝世前在医院卧床治病时，因读到我研究章衣萍的文章，他于1997年3月中旬写信给我，信中忆及章衣萍。萧乾说：
章衣萍比我要大上三十岁，我只是1920年在北新书局时见过他，那时我是个小徒弟，但我读过他的《情书束》曾很佩服他的坦诚。
一个作家死后半世纪，还有成力著的人赞扬他“坦诚”，这是难锝的好印象，我细细研读过章衣萍的全部作品，包括他在成都写的旧体诗词集《磨刀集》。可以讲：章衣萍不愧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辈文化名人之一。作为后人，我们面对历史，应该稍稍认真一点。在没有精心考察之前，千万莫人云亦云地瞎起哄。
在章衣萍冥诞百年之际，谨以此文抚慰他的在天之灵……
沈旭和《黎明前奏曲》
沈旭《黎明前奏曲第一集》是一小本装帧极朴素（封面为白底红字）的长十六点六厘米，宽九厘米，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八开的诗集，封面标明“出版者当代诗歌社1936”，版权页上印的“初版出期”更加具体，为“1936年2月8日”。据作者自己写的《后记》中讲，除了一百0五行的《春曲》为旧稿外，集子中三十六题三十七首长短诗篇仅仅“用了月把的工夫写成”。当时，沈旭的生活“极端窘迫劳碌致使“没有闲心一句一句的把它雕琢成了狐狸的外套”，他自信他的“血是沸腾的，笔是雄浑的”。在不足三百字的《后记》里，诗人高呼怒吼啊！大时代的歌手战士。
沈旭相信“大时代的潮水会刷洗”这本“小册子”，所以他觉得既“不必自己吹嘘”，也同时用不着“拉上几位名流学者来捧场”光读这短短的《后记》，刚满二十三岁的青年诗人就已展示了他的“倔强的”个性。出版此书的“当代诗歌社”在有关辞书上都找不到，估计是作者临时私拟的，诗集当然属于自费印行。版权页上没有出版地点，沈旭抗战前在青岛住了五年，诗集印行于青岛，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沈旭的这本诗集在书名后之所以还有“第一集”，是因为他还准备印行《黎明前奏曲》的“第二集”和“第三集”。附在诗集后面的三页《作者创作出版预告》中头两页是诗集：《黎明前奏曲第二集》为“太阳之歌”，可能是四首长诗，篇目为《进行曲》、《长城曲》、《流亡曲》、《怒》
1936年2月8曰，当代诗歌社出版的《黎明前奏曲》第一集后的预告。
潮》，集首是《献诗》；《黎明前奏曲第三集》是“长篇故事”《死亡线外》十个月后，1936年年底，沈旭改变了计划，把预告中的第二、第三两集合为一册并补入新作出了：本诗集，书名就叫《死亡线外》，共收长诗短诗二十三首。第二集预告中的《流亡曲》改为《流亡之歌》，《怒潮》改为《我们要驰骋咆哮》。仅读诗集《死亡线外》的篇名，就感受得到与《黎明前奏曲第一集》完全相同的时代鼓点在敲击，如《走啊！被射击的伙伴们》、《生活箍不着我的腿呀》；诗人仍然在为受苦受难甚至惨死的穷人们说话，如《大众喘不过气了啊》、《悼百五十一名灾尸》。
作为沈旭的处女诗集，《黎明前奏曲第一集》刚问世，就受到了当时极活跃的仅比沈旭大一岁的青年诗人兼诗评家蒲风的热情关注，把这本小册子同早三个月出版的田同《未明集》放在一起给予了高度评价。蒲风评论田间和沈旭的诗集之文章题曰《“黎明”和“未明”》，初载1936年5月25日出，板的第一卷第二期《东方文艺》上。该文1936年3月1E1写于日本东京，这时蒲风在东京神田东亚补习学校进修日文巳有四五个月，他一收到沈旭寄来的诗集就立即阅读，并很快写了一篇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评论。蒲风把田间和沈旭在诗坛上的出现视为一种崭新的诗歌现象：…两位代表“前夜的新兴诗人”的风格和写作的内容“具有栢当的意义”。下面只略述论及沈旭的部分。
在“没有把血溃满地的现实忘记”、“进一步抓紧了现实”、“用热情去歌唱政治事变，直接把大时代下的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的职责担起”的沈旭之诗里“找得出水灾兵祸的活景，尤其不乏那些‘卖菜的’，‘老头儿’，‘村妇’，‘疯婆子’，‘煤矿夫’，‘排字工’等等：灰色生活里的一群”，在对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抒写中表现了“新生的力”，具有“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热情”。读沈旭的作品“看得出他的情感的浪漫的豪放，它是一往直前而毫无感伤。他多写奔放的慨歌，以歌唱自己，歌唱生活，也歌唱暴风雨”，“他没有旧形骸的影响，他只浪漫地奔流，奔流，纵是有时内容是稍有空虚，也有涛声嘹亮”对沈旭的创作才华，蒲风亦颇有欣喜，他认为“沈旭的想象的丰富却为现今的新诗界中所难得”说长的同时，蒲文也道短沈旭的辞句欠修饰，有时不免有些生硬，晦涩”；他尤其叮嘱沈旭要牢记前车之鉴，力争“不使作品流于前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的毛病”。此处“毛病”指王独清、蒋光赤们那一类前代诗人的不足末了，蒲风重重地来了一通师长式的训导。他严厉地耳提面命沈旭“不能不对艺术更进一步地虚心，决不能轻视技术上的修饰，翻造，不要以为好的作品会产生在极短时间的工作上”。蒲风所言系针对沈旭在《后记》中说的此诗集中三十七首诗“用了月把的工夫写成”；这种批量生产的“创作”现象在当年一群提倡大众诗歌、街头诗、红色鼓动诗等的中青年诗人中不是个别现象，如蒲风本人1937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就有“希望讽刺诗能突增到三十首以上，短诗亦能陆续增加”以便年内出版自己的“两册集子”尽管蒲风的作品免不了粗糙，但当沈旭于1936年12月推出第二部集子《死亡线外》后，他仍以批评家的苛刻眼光写了《评《死亡线外》。该文未收入1985年6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厚厚的两卷本《蒲风选集》，在蒲风1937年5月24曰的日记中可找见文章大意：
《评《死亡线外）》今天方始写好约有二千字，笔锋颇为严厉，已另抄一份寄沈旭了，在信上我这样说：“虽然不太客气，写好了后却不曾再加改造了，因为我想对于你的将来更加有利。”
很可能是沈旭读了蒲风“颇为严厉”的批评文章后受了刺激，他不再写诗了。很快，沈旭告别了他把青春热血贡献给新诗写作乃至文艺活动的青岛和济南，随即奔赴延安，踏上了一条从政为官的路途：先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教员，不久赴马列学院就读、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他去世的1983年年底，先后任鄺县警一旅政治部《进步报》主编、中央党校教员、旅大市邮电管理局局长和区委书记、中南贸易管理局局长、湖北工商厅副厅长、武汉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商务局副局长和视察员等。
沈旭，原名沈玉成，河北省玉田县人他的诗人生涯只有1933年至1937年这四年时间。步入诗坛之前，他八岁至十六岁在辽宁读小学和中学，在沈阳文会高中求学期间于1927年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的从政为官，种因在这儿就埋下了1931年他到青岛勤工俭学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加入邮务工会，主编《青岛邮工》月刊。1933年他与青年诗人袁勃等共同编辑《青岛时报》副刊《诗歌周刊》和《每周文艺》，前后有两年时间。1935年参与发起中国诗歌作者协会。1936年与袁勃、蒲风等创办《青岛诗歌））。无疑，沈旭是一位卓有成绩的诗歌报刊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1935年冬，沈旭心中诗潮汹涌，持续了一年有余，为中国新诗奉献了以抒写底层劳动人民为主的健康清新的作品六十首，其中百行左右的长诗占了将近一小半。这，是一份不薄的献礼。
不仅如此，在上述《黎明前奏曲第一集》所附三页预告的第三页是《作者诗歌批评集出版预告》，集名是颇有力度的《诗骨集》。除序外，收五篇批评文章：《《望舒草》及其他》、《铁马集》、《《烙印》及其他》、1936年2月8日当代诗歌社为《黎明前奏曲》做的广告。
《《宇宙之歌》》、《《六月流火》》。不知道这部集子印了出来没有；就篇目看，二十多岁的沈旭是在一门心思地弄诗和弄诗评。
或许由于战乱，不易找到沈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更可能是由于沈旭不善于自我张扬，与他共事诗建设的伙伴们似乎和他一样，只注重创作和编辑的实际做工，没有留下互相描述生活、写作以及自述性的文字，后来也不大爱写回忆录，导致现今要写点关于沈旭的东西，竟遍查煌煌五十巨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多种中国新诗工具书，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和著述编目。
其实，光《蒲风选集》下卷中就至少有好几十次提及他，把他和江岳浪、史轮、冀春、田间等并称为“新起的青年诗人”。蒲风是名气很大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反复评说的诗人，研究中国新文学尤其是研究中国新诗的人不该漠视。不再写诗、不再印诗集的沈旭在济南时仍主编了诗刊《铁锚》，但《铁锚》也不为人知，不见载于辞书，和“沈旭”不被任何一部中国新诗专门工具书所著录辞条一样。
当今，不少颂赞自我、颂赞个性为主的“五四”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新旧诗人全集陆续抢占市场，有的巳印了好几版，像沈旭这样在三十年代就有意识地放弃自我而诚心诚意地以抒写劳苦大众的命运并鼓动他们寻谋生路为己任，实在太令人怀念了……
赵景深的文坛实录
1945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钟，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同年10月14日决定更为新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之“上海分会”在上海金城银行举行成立大会。离开会还有半个钟头时，一位身材矮小圆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就站在楼梯口，见了谁都是笑眯眯地迎上去，握手致礼、问候交谈，而且尤其爱找不太熟悉的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