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弥勒佛一般的和蔼的提前到会者，就是赵景深。那年他四十三岁，巳是闻名全国的作家、翻译家、教授、学者和编辑出版家。他的作品和译著、论著出版了的至少有五十种以上。实际上他已是文化界名人，那他为什么还如此谦恭、一点也不摆架子呢？
说来又让人怀旧，那个年代的饱学的文化人似乎没有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些仅仅认得几个字的人如此浮躁、张狂……就说提前半个小时到会的赵景深吧，这次会后他便挥笔写下一篇《上海文艺界的一个盛会》，四五千字，工笔细描，为后人留下到会的不少文艺界人士即赵景深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的“众家英雄”的声容笑貌，连一些随口的谈话也被他录入文章。
在赵景深来说，提前到会以便多与人交谈并著文存真，完全是习以惯之的行为。早在他二十多岁的年纪，巳是这样的了。正是因为赵景深“对于文艺成功者的重视”，在“愿意尽识国中文士”的大目标的召唤下，他不惜“自卑”、“自愧”地仰视能幸遇的一切文艺人士，勤奋地为我们记录下四五百人的言行。这四五百人全是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是更早的中国新文坛有着实际贡献的文人、学者、教授、作家、诗人、戏剧工作者和编辑出版家等，几乎是上个世纪“五四”到四十年代末三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化的全貌，而且不是概括性的，而是让人过目难忘的细节的现场纪录。如此大规模地对“五四”后三十多年的文坛实况进行文字记述的，只有赵景深一个人。他的这些文字结集为四本书出版，分别为：
《文人剪影》1936年4月北新书局《文人印象》194（3年4月北新书局《海上集》1946年10月北新书局《文坛忆旧》1948年4月北新书局上述四个集子之外，赵景深的文坛现场纪录还散见于他别的著述，如《中国文学小史》、《作家与作品》、《现代文学杂论》、《文学讲话》等书中；也有报刊上未入集子的，
如《天津的文学界（1919一1923）》，这篇长文就一直仅原刊于1924年3月至5月的《文学周报》，是连载，未曾由作者本人编进集子。
赵景深在文学领域的巨大成功，是一个奇迹。他1922年暑期毕业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被分配到河南卫华辉华新纱厂。二十岁的赵景深没有服从分配，靠以往的兴趣爱好和在安徽芜湖圣雅各中学掌握的英语，持之以恒地向文学圣地挺进。可以讲，在至今六七十年的中国教育部门和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真正完全靠自学取得辉煌成果的，赵景深算是最突出的一个。
他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戏曲研究上，是一个大学问家。他的翻译，不仅丰富，还深受欢迎“赵景深”这个名字，在鲁迅的杂文、书信、日记甚至诗歌里，被多次提到。仅有的几十首鲁迅诗歌，就有一首是专门写赵景深的。在文化界，凡被鲁迅轻轻点了名的，不管是褒是贬，都会名垂青史。偏偏这位赵景深，硬是忘了他与鲁迅之瓜葛的“广告效应”，他写了四五百个文学人物，写鲁迅的一篇很短很短，也没有详写他见鲁迅的细况。而关于鲁迅，不少人连手都没握过，仅远远地看了一眼，几十年后老眼昏花之际却偏要大写特写《我与鲁迅》之类的“回忆”文字。赵景深一直到站在上海金城银行七楼的楼梯口笑迎“众家英雄”时，他都不晓得自己早已是名家、大家，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文人。因为他毫无兴趣、也根本抽不出时间关注这些个人声名方面的小事，他的时间全花在、他的兴趣全都用于手不释卷的阅读上。试想：赵景深二十岁矢志向文坛挺进，他从英文翻译了契诃夫（当时译为“柴霍夫”）短篇名作共八卷以及其他的至少几百篇外国文学名作；他要讲课，必须编写讲义，后来大多又经他修订出了书；他要给友人主持的报刊写稿以及给自已主持的报刊写稿，得翻阅大量的参考资料；他还担任过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的总编辑，得审阅大量文稿和读校祥；单是从事中国新文坛现场纪录的写作，也须花费大量精力和很多时间，因为被写的人物赵景深都阅读过他们的全部作品至少是重要作品听听赵景深的自述：
：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我在春游的车中看完我用去了两三个清晨和黄昏，看完了沅君的三本创作《卷葙》、《劫灰》和《春痕》、在汕尾到海丰的旱路鞒中，仔细地读刘半农所编的韩冬郎的《香奁集》”；
一“在电车上或筵席上，我看完了罗洪女士的两册短篇小说集《鬼影》和《这时代》：
赵景深的一位也是勤于自学的友人说过景深，我们没有天才的人只好苦干！”
赵景深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他甚至把看戏看电影都作为自修，后来发现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戏剧大多与原著不同，才不把精力花在这方面。然而，能到手的书，赵景深都要一口气读完。有时，因为穷，买不起好书和朋友新出的书，赵景深就拼命地教书、写文章、翻译，挣到了钱又去买书这样，到了不足三十岁时，赵景深就敢仍是谦卑地说我是除了文学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的。”这其实是颇自信的表述，试想：一个“搞文学”的人，除了“文学”不知道，什么都知道，成何状态？可惜，从有中国文学那天起，到如今，在“文坛”上晃来晃去的招摇者大多“除了文学以外，什么都知道”！
靠诚恳和努力奠基的赵景深，从二十岁开始，到四十五六岁时，在正规可观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用二十多年的工余时间，为我们留下的大量真实的中国新文坛现场纪录，如今巳成为一座待开发的富矿这座待开发的富矿至少有五十多年没有人去细细勘探，以至大量可供利用的史实一直被闲置在那儿。
比如，巳经出版了的那一时段的文学史教材，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些老面孔；其实，那时的新文学，白天是群鸟竞鸣、夜晚是众星争辉，哪里会如此单调！随便举一些赵景深笔下的文学创作者足证当年绝非如今巳见的书本文学史上的枯燥单调模样。
仅仅出席1945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的人被文学史书忘掉的卓有成就者即可历数如下：赵景深之后最早随许广平来的是直接从俄文译出大量文学名著的罗稷南、紧接着进来的是金城银行行员著名诗人王辛笛、大出版家兼学者徐调孚、剧作家袁俊即张骇祥、为“文抗”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姚蓬子、以译著和文学批评名世的李健吾、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老师顾一樵、诗人周煦良、为叶圣陶《稻草人》画插图的大艺术家许敦易，以及徐蔚南、金满城、董秋斯、赵清阁、曹未风、崔万秋、韩侍桁、任钩、张定凄，等等等等。别说一般读者，恐怕绝大多数在大学专门讲授中国新文学、在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中国新文学的所谓专家学者，让他1：逐一说出上述文人或作家的基本状况和文学成绩，估计大都会瞪着双眼发愣。
赵景深手迹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在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之前，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是对抗封建旧文学、奠基白话新文学的创业阶段，数以千计的勇敢者挥洒血汗，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历史环境（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战等等）中，创造出了极其丰富的文学业绩：儿万个成功的短篇（包括小说和散文）、几千部较为成型的中篇以及几千首优秀诗作、几百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红学”研究，都纪念碑式地耸立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历史上。我们无法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为短期的眼前小利益，而对历史断章取义、任作裁剪，甚至篡改和歪曲。赵景深当年的文坛现场纪录，绝不能当作广义的写人写事的小品文来看待，它们是历史上文坛细节的史学意义层面的定格。系统研读赵景深这类现场纪录，已是刻不容缓。
像“钱学”，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其实，钱钟书的价值早在四十年代就被赵景深很明白地揭示。《文坛忆旧》一书中，有一章为《钱钟书杨绛夫妇》，曰中书君的书评，可说是一鸣惊人，文艺工作者对这曾付以甚大的注意”；“《大公报》上他所写的《谈中国诗》和《新语》上他所写的《小说识小》，把中外文学冶于一炉，取其相似者合并来谈，他懂得希腊文、法文、德文等，中英文就更不用说了。记忆力既强，学问又渊博，在我国文艺界中是少有的”；他的《围城》“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rie了”。favorie是英文，意为“特别喜爱的东西”。读，一读赵景深的平易的实录，大可敌得上这些年来几百万儿千万字的空泛的“钱学论著”！
至于赵景深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部文坛现场实录，研究其写作特色、艺术手法等技术性课题，我认为还不太急，最迫切的是对其史实的开采利用。仍举例叙说。
《文人印象》在《徐志摩》这一章提及“丘玉麟”，被认为与徐志摩“有一点近似”；《文坛忆旧》在《C，F女士》一章记载的“五四”初期女诗人张近芬；在《山城文坛漫步》一章所说“富于情感，奔放恣肆”有如惠特曼和郭沫若的诗人宋树人；我们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巴金的著名代表作《家》至少有上亿的读者，但谁催产并最早编辑发表了这部作品？巴金没有讲，六七十年来也无人去追究。像鲁迅的《阿Q正传》，如果不是胖乎乎的孙伏园见到鲁迅就“笑嘻嘻”地催他：鲁迅，阿Q……”恐怕我们就不会有一部如此完整的名著。巴金的《家》最早名曰《激流》，在上海《时报》副刊上连载三百多期。用现在的话说，需要整体策划、需要组稿和发稿的责任编辑，这个人只有赵景深作了忠实记载。在《文人剪影》中，有一章《曦社三友》，明确写道“前几年《时报》刊载巴金的《家》”就出于滕沁华的计划。有了这个原始记载，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索。
笔名研究也是一门看来琐细其实非常重要的学科门类，赵景深这四部电国新文坛实录中蓄藏着绝对可靠的笔名材料，可惜未被发掘利用。《文人印象》有一章《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中提及陆侃如在《文学周报》刊布《小梅尺牍》启用的笔名“小梅”；《文人回忆》有一章《记旦如》提及陈学昭曾用笔名“社鹂”；《文人印象》有一章《郭沫若》点明张梦麟的笔名“忆秋生”之出处；《文坛忆旧》有一章《王文显》言及王文显曾用的笔名“胡世光”……等等，都是所有笔名研究专书和各种有关人物辞典所没有弄清楚的。把作家的某一个笔名弄明白，连带会有不少配套收获。赵景深当年勤于载录，真是我们的福音。
赵景深的文字平易亲切生动。比如他写白薇女士，一句她“在东京的时候，单吃水果就可以过一天”，让你对这位女作家顿生怜惜之情。的确，白薇一生太值得人去同情。写孙大雨，说这位“新月派”干将是“长头发、黑领结的诗人”，一派洋气和富贵。写王独清的身材，是“像巴尔扎克”写沈从文他好像是穿了一件酱色的哔叽长衫，手的轻扬，口的微启，每一个举动都是文雅的！”写戴望舒和杜衡的来访是夜深的时候了，一阵嘻笑声送来两个弯着腰的朋友。他们俩一面笑，一面说：‘你看，我们不穿袜子来看你了！’说着，他俩把赤着的脚都伸了出来。”写穆木天他像我一样胖，也像我一样的矮，也像我：样的戴眼镜，面部似乎比我更胖一点，也比我更有趣，剃一个和尚头，说话时因为口吃的缘故，一个劲儿眨着眼睛：这些人，可亲又可近，就是他们，创造了“五四”以来三十年的中国新文学的辉煌。
在正义方面，赵景深也有怒吼之时：如他写到闻一多被害，就战士一般呐喊；如谈到作品整体水平的滞后，赵景深也严厉地强调不能重复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老调，该向前跨。
最后让四川读者感到亲切的，是赵景深这位祖籍四川宜宾的文化大名人念念不忘我是四川人在《文人印象》的《记蜀中文人》一章，开篇头一句就是这句“我是四川人”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部赵景深中国文坛实录中，就可以找出以下表述，反映了赵景深以四川家乡泠念的怀乡之情：
-写巴金，第一句就是“巴金是我的同乡”；
-写丁玲，说“她的口音与我们四川差不多”；
-写到四川人何呈锜，前缀“我的同乡。
-写到郭沫若，或说“我们同乡”，或说“敝省郭沫若”；
-穆木天抗战时避难四川，赵景深也来一句：“也许到我们的家乡四川去了吧？”
在《海上集》第一百三十八页，又明确宣布自己“籍属四我的“五”十年间的中新文学作家的文集、全集不下百余人，选集就更多了，从来没见到象赵景深这样念念不忘故乡的人。我是湖北人，就不曾以此为自豪过。而大名人赵景深为什么如此以“四川人”为荣？这种思乡之情实在太感动人。
四川是个大省，“五四”
以后仅仅三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史册上四川人如郭沫若、巴金、艾宪、沙汀、李劫人、林如稷、何其芳等，占去这三十多年文学史页的相当篇幅。被人为遗忘的赵景深，以一个史家真笔的普通记录者录下四五百个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声容笑貌，给后世留下一笔大可开采利用的富矿。今天纪念这位巳逝者，当然只有认真读他的书，作研究的人最好细心爬梳出赵景深勤恳录存的当年文坛情状，分门别类予以整理，像开采矿藏一样地把这些含金量极高的原料充分利用，以丰富现在人为地使之单调异常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
顺便提及，199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白屋丛书》系列中编入了一本赵景深的《我与文坛收录赵景深的文坛实录作品二十七万多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辑本。
首先，编者有意舍弃了一些很重要的篇章，如《文坛忆旧》中的《一个作家集会》，估计主要是由于赵景深记录的老舍在集会上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的讲话让编者和出版社都难以处理而致。还无意遗漏了一些因未全面寻觅而不及收入的文字，如赵景深1934年春夏间应郑振铎、傅东华之约为生活书店“文学一周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撰写并编入1936年1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赵景深著《琐忆集》中的《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就正是“我与文坛”的标范篇章。在这篇文章中，赵景深说我对于文学，只是觉得好玩，日久就成为嗜好，如同吸烟喝酒的人喜欢烟酒一样。烟酒也与我无缘，我是拿文学来替代烟酒的。至今我仍然觉得文学好玩，所以我对于我所做的工作只感到趣味盎然，不大会感到疲倦。”像这些切身体验出的生动文字，比那些空泛的髙头讲章，更为读者所需要。